梁山好汉在山寨里是“成瓮吃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异样穿衣服。”这似乎说明梁山泊实行的是“经济平等”。实际上，这种“平等”只是财物的均分。游民们不事生产，他们的思考达不到经济领域，因此，作为经济平等的基础，生产资料共有问题游民是不可能提出的。梁山好汉们想到的只是把抢掠来的金银财宝，人手一份。这个“人”还只是众头领，是不包括小喽啰的。所以说梁山上的“经济平等”也是不现实的。
梁山好汉的人格平等在他们结合的初期可以大体上做到。但在他们的非法活动和武装抗争中，买卖越做越大，这就需要订立制度来维护小团体“工作”的顺利与效率。这时往往就要强调“兄弟关系”中“长幼有序”的一面。慢慢地“兄弟关系”就变为口头的了，其实质已经是“上下关系”了。一百零八将中不是分为“天罡”、“地煞”吗？而且就是在天罡、地煞的各自序列中还是有前有后的。七十一回天门大开，石碣“从天而降”，揭示出一百零八人的名位后，宋江以代天宣旨的口气对众头领说：“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足数，上苍分为定位，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这个郓城小吏也学着封建统治者的样子，神道设教，要依上天服从这种“上下有等”的安排。当然，如果斗争再发展，根据地扩大了，需要建立政府性质的临时机构，游民自然而然就要向“贵贱有别”发展，从而形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因此从“长幼有序”到“上下有等”，再到“贵贱有别”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贵贱有别形成后有谁再想重温“兄弟情谊”就不免要大触霉头了。所谓“八方共域，异姓一家”是游民永不能实现的梦想，因为自他们上梁山就已经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了。
《水浒传》里的帮派观念
毫不掩盖的双重价值尺度是《水浒传》中的一个明显特征。一个人评价现实中的某件事情和某个人，必须有个统一的价值标准才不至于导致是非混乱，价值失范，才能使拥戴者有所依归。而《水浒传》中恰恰与此相反，许多读者没有感到这一点，那是因为自己的是非观跟着《水浒传》的作者转。最近有的论者说“《水浒传》是一部反贪污、******的书”。实际上《水浒传》只反与梁山为敌的贪官污吏，那些同情或不反梁山好汉，甚至有的最后做了梁山好汉的贪官污吏，不仅不反，而且颂扬备至。从大官说，力主对梁山招安的殿司太尉宿元景，收了梁山的“一笼子金珠细软之物”，后来在宋徽宗面前处处为梁山好汉说话，努力促成梁山好汉的全伙招安。而宿太尉在梁山好汉的口中却是“仁慈宽厚，待人接物，一团和气”的长者。武松在孟州被张都监设计拿下，关在狱中，一心想把武松害死，而负责此案的叶孔目不答应，张团练、蒋门神已经买通了州府衙门上下，因为叶孔目这关过不了，武松得以保全。《水浒传》作者赞美叶孔目说：“这人忠直仗义，不肯要害平人，亦不贪爱金宝。只有他不肯要钱，以此武松还不吃亏。”实际上，他也是接受了武松朋友施恩的一百两银子，才把武松的“文案都改得轻了，尽出豁了武松”。只要站在梁山好汉一边，《水浒传》的作者都会不吝用好话奉承。
管牢房的狱吏戴宗，一见发配来的宋江便伸手索要贿赂，而且态度蛮横，手段恶劣，现代读者都会对此持否定态度，而《水浒传》作者却不以为然，似乎戴宗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他对宋江的恶劣态度只是大水冲倒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与此性质完全相同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反对梁山的官吏或与梁山无关的官吏身上，《水浒传》作者则会大张挞伐，竭力贬斥。如梁中书用十万贯买了金珠宝贝为他老丈人蔡京祝寿，这些珠宝自然就是“不义之财”，是梁中书为官贪贿的证据。对于那些贪财枉法、什么残忍的手段都能够使得出来的小官、小吏和虎狼差役，只要是与梁山无关的人，《水浒传》中都会做穷形极相的描绘。例如看押林冲的牢城管营、差拨，乃至押送流放犯人的长解如董超、薛霸之流的丑恶面目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样是恶霸，揭阳镇的穆弘、穆春，因为归顺了梁山，就是英雄好汉；而祝家庄的“祝氏三杰”，则是被地方民众所痛恨的“土豪”。从这些情节和人物描写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倾向性十分明显，书中处处以梁山聚义为正义的坐标，凡是对此有利的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强烈的爱憎倾向化为强烈的帮派意识，帮派意识则成为正常感受的障碍，影响了作者对一些极普通的是非曲直的判断。这种只讲敌我，不讲是非的思维习惯正是游民注重小圈子、注重山头的表现。长期为生存担忧的群体不可能关注理性思考。
《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贯穿《水浒传》全书，它最早出现在第十九回之末：“替天行道人将至，仗义疏财汉便来。”此回是林冲火并王伦，将晁盖立为梁山寨主。这里是把晁盖等人看做“替天行道”之人的。这还只是酝酿。正式出场是九天玄女向宋江授“天书”时说的：“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这也可以看作是《水浒传》对“替天行道”最权威的解释。第五十三回戴宗向公孙胜的老师罗真人说“晁天王、宋公明仗义疏财，专只替天行道，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许多好处”。第五十六回宋江本人向徐宁劝降时，更进一步把它与“招安”联系起来：“现今宋江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非敢贪财好杀，行不仁不义之事。万望观察怜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仿佛“替天行道”与官方的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区别了。第六十五回，宋江对索超说，许多朝廷的军官之所以投降梁山，是因为“朝廷不明，纵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酷害良民，都愿意协助宋江，替天行道。若将军不弃，同以忠义为主”。“替天行道”似乎可与“忠义”划等号。
第六十一回，《水浒传》中第一次写到梁山泊以“替天行道”为自己的政治旗帜。它是在未上梁山的卢俊义眼中显现的。这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因为有了卢俊义，梁山的一百零八将才可以说是基本齐全了。到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时，从地里挖出的石碣上，一边镌刻着“替天行道”，一边镌刻着“忠义双全”，正式表明梁山聚义的完成。
作者注重用“招安”解释“替天行道”。支持梁山“招安”的朝内人士宿太尉和宋徽宗枕头旁边的女宠李师师，都在徽宗皇帝面前为梁山“招安”说好话，他们也是用“替天行道”表彰梁山好汉“忠义”的。在李师师家，燕青在李师师的掩护下对宋徽宗说：“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
“愿与国家出力”，为王前驱，似乎已经完全归顺了朝廷，与统治者完全站在一起了，朝廷应该无条件接纳他们才是。然而统治者并没有马上接受，《水浒传》作者认为是奸臣的破坏，实际上是由于压迫者与反抗者之间没有起码的互信。
统治者对于曾经武装造反的人们是没有信任的，他们认为造反者“替天行道”是欺骗，它只是一个与朝廷争夺民众的幌子。第七十四回，御史大夫崔靖上奏说“替天行道”只是“曜民之术”（欺骗老百姓的手段）。对梁山人物的分析是“此等山间亡命之徒，皆犯官刑，无路可避，遂乃啸聚山林，恣为不道”。另外，他们觉得这个口号里还是隐藏着老百姓不该有的东西，即那些“亡命之徒”的无所畏惧的进击精神（“恣为不道”）。不是在特别没有办法的时候，封建统治者是不会接纳这些“替天行道”的好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