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丞相寇准因决定了与辽国议和澶渊（今河南濮阳）之策，宋真宗对他非常信任，凡事都请他参与决断。对此，奸臣王钦若很是恼火。有一天，大臣们朝见皇帝，寇准先退了下来，王钦若趁机向真宗进谗言说：“陛下敬畏寇准，是因为他立过社稷之功吗？”真宗回答：“是这样。”王钦若进一步挑拨说：“我没想到陛下竟说出这样的话！与辽军在澶渊作战，我军被打败，才签订了澶渊之盟，陛下不以此为国家耻辱，反而以为寇准有社稷之功，为什么呢？”真宗听后，感到愕然，问道：“为什么这么说呢？”王钦若回答说：“敌人兵临城下而制定和议盟约，连春秋时的小国都以此为耻。如今陛下以万乘之尊这么做，正是‘盟于城下’啊，还有什么耻辱比这更大呢！”真宗听后脸色大变，却回答不上来。从此以后，真宗对寇准渐渐疏远，不久便罢免他的宰相之职，最后寇准因故被贬到了海康（今广东海康）。
唉！周勃和寇准的功绩，有目共睹、日月可鉴，而袁盎和王钦若两个奸佞之臣却以几句慢条斯理的闲言，更改了两个明君的主意，甚至使两人获罪丢官。谗言应有尽有，真的很可怕！
奸臣好处
夏竦是宋仁宗时的大臣，职位高至主管全国军政的枢密使。此人官职虽很大，也很有才能，但是贪得无厌，好玩弄权术，世人将他看作是奸佞之臣。不过，他也并非一无可取。
宋仁宗宝元、康定年间，党项族首领元昊公然叛逃宋朝，建立了西夏王朝，宋夏两国开战。这时，任职陕西军队统帅的是夏竦，副帅是韩琦。有一次，西夏军队进犯陕西，韩琦下令大将任福从怀远城进军得胜寨，绕道到西夏军队的后方。根据具体情况，如果能够突击，就可以打胜仗；如果不能把握，就要在险峻的地方潜伏起来，等西夏军队返回时打一场伏击战。关于这场战争的规划，韩琦向任福再三叮嘱，又通过军事文件严正警告：“假如不按计划行动，即便打了胜仗立了功，也不会饶恕！”
然而，任福却中了敌人的计谋，被引诱到好水川，遭到西夏兵的伏击。宋军惨败，任福也阵亡了。
消息传来，举国震惊！一时间，朝野上下纷纷指责具体指挥对夏战争的韩琦。韩琦岌岌可危，有口难辩。
夏竦派人收拾残兵，并在任福尸体的衣带里找到了韩琦下达的那份至关重要的文件。然后向朝廷报告说：好水川之败，并不是韩琦的指挥失误，韩琦无罪！
这么一句话，挽救了后来成为名相的韩琦。韩琦仅受到降一级的轻微处分。
夏竦确实做了件好事，但后来的士大夫们不一定知道，所以我写出来予以宣传。
唐代的李峤，在唐中宗时当宰相，一味地阿谀奉承，取悦皇帝以保相位，受到世人的责骂，然而他也曾做过好事。
武则天执政时，酷吏来俊臣诋毁狄仁杰，将其打入大牢，打算处死。武则天下令当时担任给事中的李峤、大理寺少卿张德裕和侍御史刘宪三人重审此案。张德裕和刘宪心里知道狄仁杰有冤情，但是害怕武后、来俊臣的淫威，不敢为他辩护。李峤却说：“明明知道有冤情而不申诉，这是袖手旁观啊！”最终劝服他们，三人联名为狄仁杰辩护冤情。
此举果真惹火了武则天，将李峤逐出朝廷，贬官为润州（今江苏镇江）司马，狄仁杰却因此免了牢狱之灾。
王嘉荐孔光
王嘉是汉哀帝刘欣时的丞相，由于忠言直谏触犯了汉哀帝，汉哀帝把这件事摆在朝堂上，让朝中的官员讨论。光禄大夫孔光为了奉承皇帝，就上书揭发王嘉迷乱国政，迷惑皇上，犯了欺君乱国之罪，要求联合主管刑狱的廷尉一同提审王嘉。孔光的提议，得到了汉哀帝的准予。
王嘉被捕入狱后，他对狱吏说：“我身为宰相，却不能进用贤臣，黜退恶人，有负于朝廷，我就是死了也推卸不掉罪责。”
狱吏问王嘉所说的贤与不贤指何人？王嘉说：“我所说的贤臣是指前丞相孔光，有才德而没能提拔任用。”
王嘉死后，汉哀帝看到王嘉的奏章，想起王嘉在狱中对狱吏所说的话，就重新任命孔光为丞相。
王嘉入狱是因孔光奉承汉哀帝的错误而导致的，而王嘉在死之前，还赞颂孔光的贤能。王嘉因为刚正不阿而丢了性命，他名声显赫一时，但却不了解人的内心。孔光的阴险奸诈是连鬼神都要鄙弃的，他卑躬屈膝地侍奉董贤，阿谀奉承王莽，是腐蚀汉朝的害虫，还能说是贤能之士吗？
父子忠邪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把持朝纲，著名谏臣王章、梅福曾上奏弹劾王莽。刘向不敢直接弹劾王莽，暗地里向元帝上奏说：“天下形势不能两大，王姓与刘姓不可以共存。陛下是先祖的子孙，统治着先皇的江山社稷，国家让外姓管理，服从别人的安排，这会给后辈人带来灾祸的。”刘向的话是如此的恳切深刻！刘向的儿子刘歆却被王莽任为侍中，专门为王莽写文章，领头倡议王莽做君主，赞颂和宣扬他的功绩。“安汉”、“宰衡”的封号都是刘歆与王莽一同策划的。辅助王莽谋权篡位后却为自己引来杀身之祸。
魏东郡侯陈矫奉事曹家，经曹操、曹丕、曹睿三世，为曹氏竭尽忠心。魏明帝忧虑社稷的命运，问他：“司马懿忠诚正直，可称得上国家的重臣吗？”陈矫回答说：“他是朝廷中有威望的大臣，至于是不是能保卫国家的大臣，我就不知道了。”到最后司马懿还是从曹家手中夺走了权力。到他的孙子司马炎篡魏为晋，陈矫的儿子陈骞却被司马氏用为辅佐政令的大臣，地位在众臣中最高。
晋郗愔对王室忠心耿耿，而他的儿子郗超却和桓温勾搭在一起密谋篡晋。郗超死后，郗愔哀痛成疾。郗超的门生奉遗嘱把一箱子书信呈送郗愔，大都是和桓温来往谋反的密信。郗愔看后大怒，骂他说：“只恨这小子死得太晚了！”以后再不为他伤心了。《晋史》认为，郗愔有大忠大义的风范。
刘向、陈矫和郗愔对国家忠心耿耿，而他们的儿子却恰巧相反，不忠不义，不能不被世人所鄙弃。
汉武唐德宗
一代名君汉武帝，曾有一位宠臣名叫张汤。张汤善于审判文书的写作，善于迎合汉武帝的旨意办案，善于通过巧言枉法博得汉武帝的欢心。他办理案件，残酷无情，例如遵循武帝的旨意办理陈皇后所谓的巫蛊一案，被株连而死的人多达三百多人！其他的案件，杀害罪犯宗族的也非常得多。张汤为人城府很深，表面忠心，实际狡诈，勾结朋党，翻云覆雨。博士狄山曾向武帝弹劾他“诈忠”的真面目，结果狄山反而被武帝穿了小鞋，调到了西北边塞任职，后来被匈奴杀害。张汤的所作所为，最终激起了公愤。丞相府三长史联合上奏张汤触犯法令，汉武帝无奈，只好下令逼迫张汤自杀。
张汤死后，汉武帝对他的儿子张安世特别照顾，寻找机会提拔其为尚书令，后又升为光禄大夫，成为朝廷大员。张安世做事与其父截然不同，史称其“辅政宿卫，肃敬不怠”，“忠信谨厚，勤劳政事”，他深得汉昭帝、汉宣帝的重用。张安世长期做股肱大臣，群臣敬服，他也确实是栋梁之材，但汉武帝任用他的原因，却仅仅因为他是张汤的儿子而已。
唐德宗时宰相卢杞父子的情况与此相同。
卢杞的父亲卢奕，忠义刚烈，在安史之乱时被叛军杀害。卢杞少有口才，但他体貌丑陋，然其内心更加险恶。卢杞善逢迎，深得唐德宗宠信，他奸邪险诈，心狠手辣，贪赃枉法，陷害忠良，被天下人视为祸国奸贼，忠良畏之如蛇蝎。
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郭子仪，对唐王室有再造之功，深得天下敬仰，被皇上封为“尚父”。他病重时，别的大臣去探视，他都不让侍姬回避，唯独卢杞来时，他不但屏退侍姬，还强撑着身体，恭坐以待。家人问其中的原因，郭子仪解释道：“卢杞外貌丑陋，内心险恶。你们见了他，会忍不住笑他丑陋。他肯定忌恨在心，有机会必定报复，要是到了那样的话，我们的宗族就可能被诛灭！”——卢杞之奸险横暴，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卢杞终于激起公愤，在众人的弹劾之下，唐德宗只好追令卢杞自杀。可是，唐德宗觉得对不起卢杞，于是就将对卢杞的负疚转到他儿子卢元辅身上，提拔他当高管，迁升至兵部侍郎。然而，卢元辅却未遗传他父亲的奸邪之气，而是像他的祖父卢奕一样，清正廉洁，忠心报国，而百官也没有因为他父亲的奸邪而迁怒于他。
张安世、卢元辅都因其父受到皇上宠信而得到高官，然而二人品行端正，与他们的奸邪父辈相比，真是天差地别。
然而，汉武帝时期，大臣们不幸被杀害的，如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等人，以及寿终正寝的名医汲黯、郑庄、董仲、卜式，他们的遗孤都未像张安世那样被武帝厚待。唐德宗时，名相重臣如崔祐甫、李泌、陆贽等，他们的后代也没有像卢元辅一样被德宗优待。究其缘由，是张汤、卢杞由于善于奉承皇帝旨意而得到宠信的缘故。这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蔡京除吏
本朝之前，最出名的奸臣要数唐代玄宗天宝年间的杨国忠了。他凭借堂妹杨贵妃的势力而独揽朝政，既是右丞相又兼任吏部尚书，控制着当时的官吏选任大权。他改变过去在吏部选拔官吏的制度，竟然把想做官的人都集结在自己家中，随便授予官位。只是他还算不上太肆意妄为，因为他在选官时还把门下侍中、给事中以、吏部侍郎等这些按例必须经手的官员们都邀请到家里，与他们一起商讨。杨国忠的行为表面上征求他们的意见，实际上是走个过场罢了。这样虽然说是一种形式，但杨国忠至少还没有武断到把相关人员排除在外。
到了本朝徽宗时，蔡京的专权行为就比杨国忠更肆无忌惮，他连这种虚伪的形式都不要了，干脆就一个人在家授予官职，他的做法成为历史上少有的一大奇事。
徽宗政和年间，蔡京以太师身份掌管着三省大权（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等中央最高行政机关），他位高权重，竟然可以在自己家中办公。
有一次，蔡京的弟弟蔡卞（当时是专门侍候皇帝的经筵官）带着一位叫吴悦的亲戚来到蔡京府上。二人坐在便室里，只见便室里着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长宽为三寸大小的十片洁白的宣纸以及精制的笔砚。这时，蔡京刚处理完其他事情，从外面进来，蔡卞先告诉蔡京，说：“常州有一位教授很有才识，但官职升迁太慢。他中举登科后就做教官，现在官阶已升至朝奉郎（宋代正六品文阶），可官职却一直不变。”
蔡京听后便问：“你认为应该给他升个什么官？”
蔡卞回答说：“应该授给他一个总管学校教育的提举学事司。”
蔡京立即从桌上拿起一张纸片，书写上这位教授的姓名和“提举学事”的字样，而空下“路”一栏，回头又问蔡卞说：“你认为应该把他派往哪一路合适？”
蔡卞回答：“他家现在很贫穷，必须让他到一个俸禄最优厚的地方去。”
蔡京便又在空缺处填上“河北西路”四字，然后交给一个老兵拿出去。
不一会儿，又有一个士兵捧着一封书信和一只紫色的精致小盒走出来。蔡京打开书信一看，原来是福建路转运判官、直龙图阁郑可献上来的最新产出的茶叶。蔡京一见大喜，随即就在郑可的书简上书填“转运副使”四字交给来人，这样，郑可就由原来的转运判官荣升为转运副使了。
郑可的事一办完，蔡卞开始向蔡京介绍他领来的这位亲戚说：“这位名叫吴悦，是司谏官吴安中的儿子，很有才能和主见。而且他又是王逢原的外孙，与舒王（王安石）夫人有姻亲。他的母亲年事已高，需要在身边照顾，所以想求一个中央部门里的官职。”
蔡京就询问吴悦，说：“你现在是不是已经相中了一个适当的部门？”
吴悦回答道：“我已经探听到打套局现在还缺人。”打套局是宋代专门负责挑选市舶香药杂物等级以及打套工作的，掌握着海外贸易，额外收入很多，因此吴悦选上了打套局。
蔡京听后，就毫不犹豫地提笔挥毫，又填写了一张纸片给身旁的办事人员送出去了。蔡卞用眼色暗示吴悦，意思是说：事情办妥了，你可以先回去。因为他自己还有私事要和哥哥讲呢。
吴悦离开蔡京的府第后，直接来到了他的姐姐家，其姐夫是时任门下侍郎薛昂，吴悦这次进京就住在薛昂家。薛昂一回来，吴悦就将他今天晋升的事告诉了姐夫，并惊叹蔡京在家选任官吏是如此的急速。薛昂则说：“你刚才提及的那三张纸片，已经送到朝廷里了。已经成为皇帝的号令了，只要下诏执行就可以了。”这更加让吴悦始料不及。
这也让我长了见识。原来只是觉得唐代杨国忠是独断专行，史上无人能比，但现在才知道：杨国忠若与本朝蔡京相比，只不过是相形见绌罢了。
张天觉为人
北宋末年，张商英曾经担任宰相。话说他做官正派，很有声望，死后皇帝赐予他的谥号是“文忠”。此人究竟是不是贤良，估计一般人无从知晓。
张商英在宋徽宗朝大观政和年间，升任宰相。那时，蔡京刚刚被贬，人们对蔡京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连骨头带肉煮熟吃了。张商英代替蔡京之后，略微消灭一些弊病，官场风气有所好转，便取得了好名望。
宋钦宗赵桓登位后，就对司马光、范仲淹和他给予封赏，与贤能之士并列。如此一来，他的名声就更大了。
我根据事实考证，他可称得上是外忠内奸的佼佼者。他的外孙何麒在所做的家传中说他：“熙宁时做御史，他被当时所不容；元祐时做廷臣，又为当时所不容；绍圣时做谏官，又为当时所不容；崇宁时做监察御史，又为当时所不容；大观时做宰相，到政和年间又不为所容。”这样一看，他真是一个耿直的人了？其实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