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故事是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丰）有一个名为周日章的人。这个人独善其身，性格直率，受到同县人的敬重。他办私学、教授生徒。即使他家中的收入只够维持生计，但对不义之财却分毫不觊觎。因为家里非常穷困，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邻里有时稍稍救济给他家一些粮食。即使常常断顿，但他宁肯和妻子一同挨饿，也从不向别人乞讨。寒冬时节没有棉衣御寒，他们就把纸盖在身上替代，这时如果有宾客来访，也会非常高兴地请进来，一点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看着他的容貌神态，听着他的侃侃而谈，无人不钦佩。永丰县的县尉谢生有一次给他送去一件衣服，并说道：“你并没有跟我要，是我自己想送给你，以表倾慕之意，您只管收下他吧！”周日章笑着回答说：“在我眼里，一件衣服和一万钟的俸禄相同，假如无缘无故收下，是不懂得礼教的啊！”最终他还是没有接受那件衣服。
以上这四位君子，着实应当记载在史册当中啊。
北狄俘虏之苦
北魏攻破了江陵（今湖北江陵）之后，把俘虏来的官吏和百姓，一律当成奴隶使用。可能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就是如此吧！
自靖康之后，被金人掳走的帝子王孙、官宦人家，全部沦落为奴婢，让他们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每个人每月只给稗子五斗，命令他们自己舂成米，可得到一斗八升，当作粮食，每年仅给五把麻，命令他们把麻做成衣服穿在身上，此外再没有一个钱一寸帛的收入。有些男子没有绩麻做衣的本领，则终年****着身体，金人中有人可怜他们，允许他们烧火，虽然经常靠火取暖，但刚出外取柴，回来再坐在火边，皮肉就相脱落，不几天就死了。最好的是那些有手艺的人，如医生、绣工之类的人，他们通常只盘腿坐在地上，并用破席或芦苇秆垫着。偶尔碰到主人有宾客来访，设宴招待，一些能歌善舞的奴婢还能表演一番。酒席散罢，他们便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活，依旧坐在地上刺绣，主人对他们视如草芥，对他们的生死更是置之不顾。
我的父亲在英州（今广东英德）时，对摄守（代理长官）英州的蔡寯谈到这些事，蔡寯把它写到了《甲戌日记》中，后来蔡寯的儿子蔡大器抄写了一份给我。这就是《松漠纪闻》书中遗漏的故事。
取蜀将帅不利
四川蜀地，四面环山，交通闭塞，容易被武将割据称霸。不过，自四川和中原地区联合之后，但凡在四川割据的人，持续的时间都不是很长，有的仅仅传到儿子，最多也只能传至孙子就衰落了。
还有一个奇异的现象更加值得关注。从东都进攻到四川的人，多数都能够取得胜利，但是不久就会有灾祸降临到率军的将领头上，以至于丢掉性命！
东汉初期，公孙述占领了四川，并在那里称帝。光武帝刘秀派将帅岑彭、来歙率兵攻伐，一直攻打到成都。谁料，岑彭被公孙述派来的刺客暗杀了；来歙也遭遇刺杀，身负重伤，忍着疼痛处理军务，最终自刎而死。
三国时，魏国大将邓艾、钟会进军四川，一举灭掉了蜀国，俘虏了刘禅。后来，邓艾被钟会诬告谋反，遭到杀害；钟会则阴谋将四川据为己有，也被乱兵杀死。
五代十国中，王衍统治着四川，即前蜀。后唐庄宗时，派都统——魏王李继岌，招讨使——大将郭崇韬和康延孝收复了四川。胜利归来的途中，军队溃散，李继岌上吊而死。驻守四川的郭崇韬受到朝廷的猜疑，不久即被杀害。康延孝又恐惧又气愤担心自己也遭到同样下场，于是背叛朝廷，自立为节度使，后兵败被杀。
宋代初期，派将帅王全斌、崔彦进征伐孟昶，灭掉了后蜀，收复了四川。但是王全斌、崔彦进不但没有受到任何赏赐，反而因为在四川对下属管束不严导致掠取民间妇女和钱财，后来又引发投降的蜀军叛乱等罪行，遭受降级处分，十年以后才官复原职。
新朝旧臣
魏文帝曹丕，废掉了汉献帝，建立魏朝。自己当了皇帝以后，想封杨彪为太尉。杨彪推脱道：“我是汉朝的三公，如今年老体衰，没有能力辅政了。”于是，曹丕就改任他当地位较低也闲逸的光禄大夫。
相国华歆在曹魏篡汉后，脸色一直非常难看，显出一副抵触情绪。当时，朝廷众臣因为曹丕即位而得到了爵位，唯独华歆仅仅升为司徒，没有晋升爵位。
这两件事使魏文帝一直感到不高兴。一天，他专就此事向尚书令陈群问道：“我顺应天意，受禅让当了皇帝，群臣都喜形于色，唯独你和华歆看起来有点不高兴，这是为什么呢？”言外之意说，我当皇帝你们有意见吗？这可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态度问题，搁一般人得赶紧辩解，表达忠心，否则就得掂量掂量头上的乌纱帽了。
陈群离开席位，跪下说道：“我和华相国都曾经为汉朝之臣，内心虽然为陛下感到喜悦，但在义理上，我们的神色应该深怀畏惧，甚至憎恨陛下才对啊。”曹丕一听，不仅没有生气，反倒心生敬意。
曹魏篡夺了东汉政权，忠臣义士应当感到痛心疾首才对，纵然是没有能力讨伐曹氏，怎忍心在魏朝做高官呢？华歆、陈群为一世大贤，所能表现的节操也不过如此。杨彪以谦恭之辞拒绝高位，避免了灾祸，也不敢对曹魏篡汉说一句指责的话。这是因为，自“党锢之祸”开始，普天下贤良大夫如李膺、范滂等人，几乎被杀害殆尽，所以幸存者不多，只能做到这个地步而已。士风败坏如此，多么可悲啊！
宋朝叛臣章悖、蔡京执政时，想要排除元祐年间贤良的士大夫们。正派的官员被禁锢了三十年，终于造成了靖康之祸。当时，士大夫不采用华歆、陈群那种姿态的，少之又少！
丙午丁未之年多灾变
每到以天干地支纪年法中的丙午年与丁未年，国家就会发生很多变故，不是内忧，就是外患。夏、商、周三代由于时隔太远，现在只好用汉代以来的事实来说明：
汉高祖在丙午年（前195年）驾崩，政权落在了吕后的手里，几乎推倒了刘家宗庙。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为丁未，这一年现了彗星“蚩尤旗”（蚩尤旗，彗星名，状似旗，古人认为该星一现，战祸就起），横贯天际。这一年春天，戾太子刘据（后被废）出生。这一年，汉朝开始下令大将领兵讨伐祸乱边境的匈奴，自此以后，双方交战长达三十年，伤亡很多。后来由于汉武帝的陈皇后巫盅一案受到牵连，生于这一年的太子刘据也和两个儿子一同被害。汉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为丁未年，汉昭帝驾崩，昌邑王刘贺即位，由于刘贺行为淫邪，随即就被废帝，这一年中又将汉宣帝立为帝王。汉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为丙午，永始三年（前14年）为丁未，王莽被封为新都侯，赵飞燕被封为皇后。由此，酿成了王莽篡权的祸根。汉殇帝即位位于（106年）为丙午，第二年是丁未年，汉安帝即位，东汉后期的政治大****，正是发源于这两年。汉桓帝驾崩于永康元年（167年），这年为丁未年，汉灵帝在这年即位，汉朝从此衰亡。
曹魏时，魏文帝在黄初七年（226年）驾崩，是年为丙午年，魏明帝登基，由司马懿受遗命托孤辅政。司马氏专权然后灭魏，就祸始于这一年。
西晋时，晋武帝太康七年（286年）、太康八年（287年），分别是丙午、丁未年，这时候，晋惠帝还是东宫太子，后来的五胡乱中华（指晋武帝死后，匈奴，羯、氏、鲜卑、羌五个少数民族相继在中原建立王朝，史称“五胡乱华”），就发生在这两年。
东晋到隋朝，南北分裂，天下大乱，九州动荡，不足为论。
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年）、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分别为丙午、丁未年，后来篡夺唐朝江山的女皇帝武则天，这时已在后宫，在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年）之丙午年，景宗元年（707年）之丁未年，武后之祸可以明见。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大历二年（767年）分别为丙午、丁未年，安史之乱平定了，却把投降的安史余孽安置在河北各地做节度使，遂形成强悍难治的藩镇，最终导致唐朝灭亡。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为丙午年，唐敬宗被奸宦杀害。唐文宗太和元年（827年）为丁未年，唐文宗逐步统治全国，不到十年，就酿成了甘露之变的祸患事件。唐僖宗光启二年（886年）、光启三年（887年）分别是丙午年、丁未年，天下大乱之际，僖宗逃到兴元（今陕西汉中），襄王李煴被非法立为皇帝。后来晋少帝开运三年（946年）为丙午年，是年后晋亡于契丹。契丹占据中原的祸乱至今依旧没有消除。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为丁未年，刚刚摆脱契丹的进犯，第二年却发生天书祥符等事件，于是大肆修筑宫殿，大搞封禅，国家财力人力耗费很多。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为丁未年，王安石到朝廷做官，不久就开始变法活动，扰乱国家。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为丙午年，金兵围困汴京，次年为丁未年，汴京沦陷，北宋灭亡。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为丁未年，宋高宗驾崩。
总之，大概可以说丁未年间的灾患，又是丙午年间的劫难。这是上天注定的，不是人为就可以改变的。
古都劫难
自汉朝以后，谋篡国家政权的人，为了清除障碍，稳固自己的地位，都先把京城换一换地方。
东汉末年，董卓废少帝、立汉献帝以后，引起了各地军阀的讨伐，他就决定把京城从洛阳迁到长安（今陕西西安）。迁都时，董卓派兵驱赶洛阳及其附近的官吏百姓数百万人向西搬迁，一路上互相践踏，死伤无数。为了防止搬走的人再逃回来，离开洛阳时，还把洛阳城及其周围二百里以内的宫庙、官私房舍等焚烧一空，把方圆二百里以内的广大地区变成鸡犬不鸣的一片废墟。
北魏末年，高欢拥立元善见为孝静帝，自己把持政权，并把首都从洛阳迁到邺（今河北临漳县北），史称东魏。迁都时，强迫四十万户人家离开家园，一路上人马狼藉，苦不堪言。
唐末，朱温杀害宰相，掌握政局，迫使唐昭宗将京城从长安迁移至洛阳，赶走了所有的官吏和百姓，烧毁了长安所有的宫殿、官房和民间房屋，把长安变成了一片废土。
在历史之中，董卓迁移都城后不久就死了，曹操把汉献帝押解到许昌，最终灭掉了汉朝。魏和唐朝的江山，最终也被高欢和朱温断送了。由此可见，凶险的贼臣所思所想都非常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