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90年以后的状况
1．汉语界语用学研究的兴起
果然，20世纪90年代开始，汉语界的有关成果终于出现。施关淦在“关于语法研究三个平面”（1991）中指出：语用是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之一，但是，他有一段话非常明确地断言，这里所说的“语用”不是指语用学：“胡裕树、张斌等先生讲的三个平面中的‘语用’，不是指语用学，不是指所有的语用因素，而是指跟句法有关的语用因素；‘语义’不是指语义学，也不是指所有的语义因素，而是指跟句法有关的语义因素。跟句法有关的语用因素与语义因素，才属于语法研究的范围。跟句法无关的语用因素和语义因素，应由语用学和语义学去研究，不能把它们也吸收到语法学中来。”如果我体会得不错的话，那么，语法研究中的语用平面是语用学在句法中的体现关系，是语用对句法的切入。如果不是我们强加，那他的这段话还意味着，语法与语用学脱不了关系。在“篇章与语用和句法研究”
（1991）中，廖秋忠也有特别申明，“该文所谈的语用研究或语用学不是符号学里的语用学，只指语言的语用学。”但紧接着指出：“由于篇章分析是研究实际运用中的语言，因而语用学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有必要重新估计。”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这两位都十分小心地将语法研究中的“语用平面”和“篇章分析中的语用”与“语用学”区别开来？他们是不是在提醒人们注意两点，即，第一，如不区别，语法学将变成一个大杂烩；第二，在以句法为语言研究中心的语言学里，句法的研究一般不涉及句子的运用（研究的句子大多数是孤立存在的）？这样两点提醒，显然是有意义的。廖文论及语用学与篇章分析的关系时说，“篇章分析是研究实际运用中的语言，因此，研究语用学不能不研究篇章，而篇章研究包含了语用学的大部分内容，如果不是所有内容的话。”从这两个论述中，可以看出，在他看来，符号学里的语用学与语言的语用学是不同的两个东西，至少可以说，符号语用学尚未进入语言。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他对“语用学”这个术语当初是否译得妥当，表示了怀疑。他在论及篇章分析与语用学的关系之前，说道：“总而言之，不管如何给语用学下定义，也不管‘语用学’这个术语当初是否译得妥当，它必然要涉及语言运用的实际，或者说实际运用中的语言。”
《中国语文》1993年第5期发表了沈家煊“‘语用否定’考察”，论文说，“语用否定”是相对“语义否定”而言的。“语义否定”是否定句子的真值条件，“语用否定”是否定语句表达的“适宜条件”。该文考察了五类语用否定。 汉语界研究语用学的兴起，有一个不无含义的动作，那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写的一部书———《语用研究论集》（1994）中，封面上标明的作者是“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课题组。我们从这种意味深长的强调里受到了鼓舞。此书“侧重研究语言学家提出的语言结构和语言单元在实际语言运用中的一些制约条件和因素。”（卫志强，编后记）该书收录论文16篇。涉及的内容是语用学的理论问题及其跟相关学科的关系（廖秋忠、杨成凯、沈家煊、陈平）；汉语里人称代词、反身代词和称呼的语用条件和制约因素（赵世开、徐丹、徐赳赳、卫志强）；汉语的某些语词的语用和语义特点（沈家煊、钱敏汝、徐丹、******）；句子结构的语用或篇章结构特征、性别差异对语言运用的影响（林书武、徐赳赳、赵世开、卫志强）等。收入这个集子里的杨成凯的“语用学理论基础研究”，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建议：“要想对语用学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就必须从分析符号学和语言学的本体结构开始，尽可能形式化地描述以往句法学和语义学中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看看它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遗留下什么问题尚未讨论。只有在此基础上……进而研究它们可能形成的核心所在和发展方向。这就是说，要想真正理解语用学其物，就需建立一个理论框架和一套尽可能的形式化的分析方法，用以观察和描述符号本体，符号学和语言学本体，以及以往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本体。必须说明，这样的理论和方法本身不是提供描写符号和语言的具体模式，而是提供描写现有的那些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的模式。”杨文本身就是这样做的（尽可能形式化地描述句法学和语义学中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此后，他说：语用学可以有下界，凡是句法学和语义学未讲到的符号形式和意义的内容都可以作为它继续走下去的起点……语用学的上界却很难确定，它至少有三条路可走……人为地做出什么规定限制语用学的范围是可以的，但不能指望别人会完全赞同。
这个论集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实用价值，可以说是汉语界语用研究成果的一次展览，令人兴奋。
2．外语界语用学研究的现状
1990年以后外语界的研究状况如何呢？可用两句话来说明：第一，自己的理论探索不让理论引进独美。第二，即使以引进而言，其深入程度也大大提高。这不啻为一线希望的曙光。用这样两句话来概括，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绝不是夸张。
现以1990年至1995年的《现代外语》为例，来说明自己的理论创造至少可与引进并驾齐驱，甚至前者的研究篇幅大大超过后者。这五个年头里，国外理论介绍有“论格赖斯的非自然意义理论”（李绍山，1990），“关联原则及其话语解释作用”（张亚非，1992），“G.Green的《语用学与自然语言的理解》”（何自然，1995）。自己的理论探索计有：“一语多用初探”
（周光亚，1990），“语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余力，1991），“言语的生命意识（钱冠连，1990b），“语言能力与语用能力的联系”（高一弘，1992），“论语用等同”（张绍杰、杨忠，1993），“语用分析如何介入语言理解”（程雨民，1993），“试论指示词语的先用现象”（张权，1994），“论构建语用推理模式的出发点”（钱冠连，1994），“认知论域与照应释义”（吕公礼，1995），“选择、重构、阐发、应用”（徐盛桓，1995），“方式原则与粤—英语语码转换”
（黄国文，1995），“三种信息的统一体与语境”（刘彦峰，1995），“空指代的控制与‘自己’的释义”（胡建华，1995）。其中，“语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语用分析如何介入语言理解”、“认知论域与照应释义”、“选择、重构、阐发、应用”、“空指代的控制与‘自己’的释义”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与独特见解，“论构建语用推理模式的出发点”也被人民大学复印社复印。余力认为，语用学要将语言作为三层次的信号系统来研究，要研究语言交际在场的各方（重点说了第三者），在方法论中重点说明了等级原理与不完备原理（“语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程雨民认为，列文森等人的推理，确定优先解读的做法，既没有语言系统上的根据，也没有理解上的依据，显然是不必要的。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程序性地确定一个优先解读，以便可以说：虽然说语法上说来有歧义，虽然从语用角度也有歧解，但我们到底在所有的地方都能确定一个优先解读，以表明语言系统的明晰性。可见出发点正是不允许语言系统存在不明晰之处。形式分析论者所企求的正是从这种不精确的语言实践中，找出一套精确无误的规律系统来，所以弄得很复杂而终难达到目的（“语用分析如何介入语言理解”，1993—4）。应该说，这样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语言系统的不明晰，语言实践的不精确，正是语言的本来面貌。可以说，正是语言系统的不明晰，语言实践的不精确，语用学才应运而生，才应招而来。正因为如此，才需要附着符号束、语境和智力的干涉，才能化解言语交际中的万紫千红的意义世界！
据不完全统计，这五个年头中的《外语教学与研究》，自己的理论阐述与引进理论的比例也很接近。前者例如“跨文化交际的语用问题”（王得杏，1990），“谈话里的协调”（王得杏，1993，）等等（可能还有一些尚未发现）。后者例如“语用学新论：语言适应论”（钱冠连，1991），“话语分析二十年”（徐赳赳，1995），“会话隐涵理论的新发展”（张绍杰，1995），“H．P．Grice意向意义理论述评”（王传经，1995）等等。
据不完全的手头资料统计，《外国语》发表的文章，自己的理论探索也比引进要多一点。前者如，“浅论语用含糊”（何自然，1990），“语用研究与口误”（张宁，1990），“篇章：情景的组合”（徐盛桓，1990），“论话语生成的组合限制”（林纪诚，1990），“话语语用结构对比刍议”（许余龙，1991），“论级阶数量含义的语用功能”（易仲良，1994），“从信息质量看语用认知模型”（熊学亮，1994），“语用的最高原则———得体”（李瑞华，1994），“论语用提问的文化功能”（何刚，1995）等等。后者如，“论维索尔伦的元语用选择”（钱冠连，1990），“相关理论中语用推理”（孙玉，1993），“前指照应的认知语用互动分析”（吕公理，1995）。与语用学相关的研究也在深入。如跨文化交际，胡文仲首先做了系统的理论介绍（1988，1990，1992）。洪岗、王得杏做了跨文化交际语用能力调查。范文芳介绍了“跨文化语用学：人类交往语义学”（《国外语言学》1995—3）。高一虹（1991）的“我国英语教师的文化依附的矛盾”很有意义。她提示了一个明于心尚不明于口的现象：我国英语教师本身有中国文化根，而在中国环境中教中国学生学英语，当然也得教与英美文化匹配的交际方式，但认真交际起来，还是中对中，这就面临两种文化中依附哪一个的问题，与英美教师教中国学生的一种文化选择相比，中国英语教师真是陷入了重重矛盾。这是跨文化交际的一个特殊品类。
徐盛桓对新格氏语用机制的评述与研究是一次深入的专题引进。在引进中有自己的理论探索。从1992年起，他在全国各大学外语学报上相继发表了“会话含意理论的新发展”、“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的理论和语用推理”、“上指预测的语用因素”、“论‘一般含意’”、“格赖斯的准则和列文森的原则”、“论‘常规关系’”、“论意向含意”、“会话含意的分类”、“论‘荷恩等级关系’”、“再论意向含意”十篇论文，对该理论进行了框架介绍、选择和重构、阐发和创造，使我国读者对这一新的理论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可以说，这样的引进，其工作量之大，跟踪兴趣之专，理论探讨之深，在我国都可算是第一流的。
四、对我国语用学研究的基本估计与展望
沈家煊对我国的语用学研究的现状（1996）作了三个方面的描述：面向外语教学；面向汉语语法和语用法；语用学理论研究。对今后的语用学研究，他有一个看法值得我们在这里强调：要把外语研究和汉语研究结合起来，外语界和汉语界要携起手来。他深有用意地介绍了两位先生的忧虑：一是吕叔湘先生一直认为，“我国外语界和汉语界不相往来，是两张皮”；二是许国璋先生认为，“中文系学人以音韵、训诂、方言、汉语语法的研究为主；外文系学人以介绍、解释国外诸语言学派的论点为主。两者未见汇合。”接着，他指出，有成就的老一辈语言学家赵、王、吕无一不是自觉地借鉴和运用国外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来对自己的母语汉语作踏踏实实的深入研究，从而也从汉语的角度对一般语言理论作出了贡献。国外有影响的语言理论也大多是提出者在研究自己有切身感受的母语的基础上形成的。我国的语用学研究也只有使外语界和汉语界的研究汇合起来才能有所进步，外文系学人才会超越以介绍和解释为主的阶段。近年来有不少外语界学人认识到研究汉语的重要性，有的干脆把研究对象从以外语为主转向以汉语为主，这是很可喜的。在国家的科研对策上，应该鼓励外文系从事语言学专业的人（包括研究生）在研究一般语言理论时以汉语为研究对象。目前有些外语院校的研究生论文只能以外语为主不能以汉语为主，这是一种很失策的做法。
我深以沈的看法为然。作为对中国语用学研究的估计，我以为：
第一，外语界学人引进、解释建立在西方语言基础上的语用学理论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是，不超越这一个阶段，肯定是没有出息的。那么，超越了这个阶段之后应该做些什么呢？那就是如下第二、三两个问题。
第二，在语用学理论上，我们要形成自己的流派。现状是：我们没有很多自己的创造，这是一个必须填补的欠缺。另一个更大的、需要几代人努力才能填补的一个欠缺是，我们没有自己的流派。这是国内外语言学界都知道的事实。不承认，或者承认了不努力，也是没有出息的。
写到这里，作者不禁想起1989年全国第一次语用学研讨会过后写成的备忘录中的一段文字：“我们自己的理论创造还不够。我们不能跟在国外学者的后面踏别人的步子。我们在语用学理论上的新的原则、新的范畴、新的论题的发现尚不太多。如果我们在语用学的理论上不来一个突破———有所发现和创造的话，赶上这一学科的国际水平，恐怕只是一句空话。”（钱冠连，1990a）
六个年头过去了，情况怎么样了呢？汉语界、外语界同仁的努力，其深度，其视野，其理论积累与勇气，比六年以前，大不一样了。而且，令人们惊喜的是，在国内外工作的一批博士迅速成长起来，从他们的成果看来，学术视野开阔（新领域、新课题、新观点不断出现），研究方式创新（调查案例、定量分析、写作工具，都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一支非常有前途的队伍。整个语用学界正在经历一个厚积而“厚发”的过程。我们朝那样一个大目标迈出了实质性的步子。浪漫一点儿说，我们是在朝希望的光环走去。
第三，外语界与汉语界必须汇合成一张皮。这个问题，是一篇大文章，难写的文章。首先，不必讳言的是，两方面的语言学者的知识结构———中文系学人的外语水平与外文系学人的汉语水平，是“两者未见汇合”的直接原因；而国家的封闭的历史渊源和开办大学语言系的方针与政策（招生、开课、研究生）的失误，则是深层的根源。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语用学的研究如无汉语界和外语界的联合努力，决不会有辉煌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