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国内外语用学选题对比研究
前期理论简述
沈家煊（1996）指出，我国从事语用学引进工作的几乎都是外语系特别是英语系学人。对语用学的引进无论在速度和数量上都要优于西方其他语言理论的引进。语用学理论的研究比较薄弱，基本上是对西方现有的语用学理论加以评论、修正和补充。钱冠连（1990）认为，我们自己的理论创造（指出自中国人之手的、能揭示语言共性的语用学理论，不是仅仅适合汉语的语用理论，下同）还不够。我们不能跟在国外学者的后面踏别人的步子。我们在语用学理论上的新的原则、新的范畴、新的论题的发现尚不太多。如果我们在语用学的理论上不来一个突破———有所发现和创造的话，赶上这一学科的国际水平，恐怕只是一句空话。老一代学者和中青年学者合作，促进有理论深度、有新意的成果早出和快出。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流派，在世界语用学发展的历史上找到中国的位置。文旭（1999）明确地希望“立足汉语的研究，创造自己的理论。”George Lakoff（参见叶蜚声整理的资料，1982）认为，“中国的学者要了解各种理论及其局限，发展自己的理论。”Charles J．Fillmore（参见叶蜚声整理的资料，1982）也认为，“种种路子可以参考，然后根据汉语的特点和语义描写的目标创造你们自己的最适合汉语的路子。”以上几位所做的判断，现在看来又如何？所提希望有无实现的迹象？这是本文所企图回答的问题。
最近，在“PRAGMATICS九年首文研究”（钱冠连，2000）一文中，作者认为，集中九年间（创刊的1991—1999年）的PRAGMATICS（国际语用学会会刊）每一期的首篇文章进行研究（以下简称“首文研究”）的意义有五点。与本对比研究相关的意义是：对初学者来说，首文集合具有最佳选题的启示；它们反映了某个学科的国际学术主流（由于PRAGMATICS为国际语用学会的会刊，就不能说它是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学派的主流），作者们的学术最佳兴趣点；它们概括了作者群体的学术原创性、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但是，限于篇幅，上文对选题启示没有充分展开。本节充分展开选题对比调查，企图观察：我国的语用学选题离国际主流有多远？即观察：在国际语用学的研究中，我国的位置在哪里？
本节分四个部分：（1）报告我国语用学者的选题状况（利用两索引与五刊共七种文献）；（2）报告国际语用学者的选题状况（重点调查文献PRAGMATICS九年首文，共36期）；（3）两点结论；（4）讨论：我国语用学如何向前发展？
一、报告我国语用学者的选题状况
重点调查的文献共七种：
《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第一卷（1949—1989）（简《索引一》），《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第二卷（1990—1994）（简《索引二》），《国外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现代外语》、《外语与外语教学》五种学报都是从1995—1999的各期。这样，后五种学报的起始期1995年刚好接上《索引二》的终止期1994年，于是时间跨度就形成了1949到1999连续体。这样时间跨度下的两种索引与五种期刊代表中国语用学研究的大体状况，也就说得过去了。
1．1949—1989年状况
1）关于分期。为什么这一段要尾止于1989年呢？回答这个问题对将来撰写我国的语用学历史有好处。从开国到1989年为第一段，这样划分考虑到了三个情况。第一，1989年在我国召开了首届中国语用学研讨会；第二，大会主题报告“语用学在中国：起步与展望”刚好将中国的语用学研究总结到1989年为止，而这个报告当初被《现代外语》（1990／2）最初发表之后又被下列两个权威机构采用，一是它以Pragmatics in China为题在国际语用学会的会刊PRAGMATICS上发表（Qian Guanlian，1991d），二是被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向上级报告近十年来我国语言学研究现状和对未来展望的语用学分支报告（见下）所引用；最近又被《语用学论文精选》（《外国语》策划，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录；第三，《索引一》刚好是截止在1989年。鉴于上面三个情况，认为从开国到1989年是我国语用学的起步期还是有道理的，得到各方面支持的。
2）关于两个《索引》。高等学校外语学刊研究会所编的《索引一》，编委会由五个高等学校（当时的上海外语学院、广州外语学院、大连外语学院、黑龙江大学、解放军外语学院等）外语学刊的主编组成，许国璋先生写序。由此，应该说它是我国比较权威的语言学资料之一。因此，它所提供的语用学论文索引是基本可靠的、值得信赖的。遗憾的是，《索引一》虽然标明从1949年起始，可是它只是收录了外语院校学报的文章，而此外的宝贵资料它不会收录（《索引二》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例如，王宗炎（1990）先生后来指出，“有的人可能没有注意，在胡（壮麟）先生的文章还没有发表的时候，已经有人把语用学的一部分要点介绍给中国读者。这些要点见于许国璋教授选译的Austin《言有所为》，1979年收入《语言学译丛》。我们不妨说，许先生静悄悄地、水鸟式地为我们引进了语用学。许、胡二位合写的《语用学》条，载于《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1988），那是一篇短小精悍的佳作。”相信除了五种学报之外的各种学刊一定会发表许多语用学方面的作品甚至佳作，限于篇幅，这里只好忍痛割爱，另有机会再用。
3）调查情况如下：《索引一》语用学部分内共收录论文题目95个。
从这95篇论文的情况来看，特点有如下两点：
第一，势头强劲的、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引进、评述。这种情况是完全正常的，积极的。以后的事实表明，正是这些引进、介绍，为我国语用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1989年以后的情况看来，下面这些论文选题在我国语用学发展的起步阶段，起了较大的作用：语用学／胡壮麟，评斯金纳著《言语行为》（上、中、下）／王宗炎译（共3），格赖斯的“会话含义”与有关的讨论／程雨民，Principlesof Pragmatics／孙建荣，格赖斯的会话含义学说／陈融，语用学一门新兴的学科分支／张春隆，语用学论题之一（预设）、之二（会话含义）、之三（言语行为）、之四（会话结构）、之五（指示现象）／沈家煊（共5），中国学生在英语交际中的语用失误—汉英语用差异调查／何自然、阎庄，《语用学的原则》介绍／廖秋忠，语用学说略／戚雨村，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诠释与批判／顾曰国，言语假信息：兼论合作原则的拯救、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不合作现象／钱冠连（共3）。
何自然编写的《语用学概论》出版在这一时期（1988年），“内容几乎囊括了Levinson《语用学》一书的各个部分，也增加了一些其他内容和汉语例子。”（沈家煊，1996）此书对我国普及语用学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他重要的选题还有：语用学及其方法论，语境，模糊限制语，言语行为模式，语法、语义学和语用学三者的关系，语用学与外语教学，句法与语用学，非言语交际，等等。
第二，理论创造的蓄势期。上面所述几乎是清一色的引进与介绍，理论产出的沉闷，还不能认为是中国语用学家的选题处在困扰焦灼之中。
改革开放之始的大好时期，面对国外理论新风劲吹的局面，如不引进，就将错过时机。对国外理论的消化、吸收需要时间，时间表现为一个过程，深思与酝酿是理所当然的状态。这一个阶段可称之为理论创造的蓄势期。
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向上级报告近十年来我国语言学研究现状和对未来的展望时，请有关专家就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写出了相应的报告。后来这些报告汇编成书，语用学分支报告（作者沈家煊，1996）中分析了我国语用学研究的三个方面的情况：面向外语教学的语用学研究，面向汉语语法的语用学研究，语用学理论的研究。在“语用学理论的研究”中，作者指出：“这一类研究（更加注重一般语用规律的探讨）在国内也比较薄弱，基本上是对西方现有的语用学理论加以评论、修正和补充，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他指出了四个方面，涉及到1989年之前和之后。现在将1989年之后的情况放在下面说，涉及到1989年之前的情况，惟一的一句话是：“对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和下属的各条会话准则提出不同的看法”，提到了钱冠连的两篇文章：“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与“不合作现象”。总而言之，这一估计与本文作者所谓之“蓄势期”云云，是一个意思。
2．1989—1994年选题状况
1）调查情况如下：《索引二》（1990—1994）收录文章题目共143个。
与1990年以前相比，发展出来的新题目是：交际策略探讨／陈思清，论格赖斯的非自然意义理论／李绍山，“一语多用”初探／周亚光，语篇语用学札记／胡壮麟，语用学和语义学的分界／沈家煊，对于预设与推涵的思考／李锡胤，跨文化交际的语用问题／王得杏，John Searle：从言语行为论到心智哲学、John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借鉴与批判／顾曰国（共2），论维索尔伦的元语用选择、语用学：语言适应论———维氏语用学新论评述、语言符号的局限性与语用学、论构建语用推理模式的出发点———新格赖斯理论评述／钱冠连（共4），自我认识与跨文化交际／王宗炎，也评“关联理论”／曲卫国。除此以外，还有各种句法、语言用法中的语用功能分析。徐盛桓系列论文见后。
2）对调查的概括：
第一，对国外的发展盯得更紧，几乎是亦步亦趋。
第二，开始出现中国学者自己的独立的理论形态与理论意识。如徐盛桓的新格氏会话含意理论研究系列论文开始出现：语用推理，“预设”新论，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和语用推理，会话含意理论的新发展，论“一般含意”，格赖斯的准则和列文森的原则，论常规关系，论意向含意，上指预测的语用因素。对这种判断（“开始出现中国学者自己的独立的理论形态与理论意识”）的一个支持是沈家煊的“语用学分支报告”。报告中涉及到理论研究部分时指出，“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出现后也有人（徐盛桓，1993，1994等）对这种语用推导机制加以修正和补充，进而提出自己的会话含义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