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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语境干涉(3)

二、语言符号的这种局限性从何而来

1.“语言符号在表达认知内容时,具有粒散性的特点,如果我们要用语言来勾画一个未知事物,只能得到一个疏略的框架,这个框架的颗粒是很大的。单凭语言,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颗粒以下的细部。”(韩宝育,1987)这是正确的。需要解释的是“颗粒”、“粒散性”和“颗粒以下”的含义。

“颗粒”是对语言细部的假想。以照片为例,颗粒大的照片模糊,颗粒小的照片清晰。语言有类似的特点。我们说语言颗粒很大,是指纯语言符号提供给我们的世界和意义是很模糊的。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由“颗粒”构成的,因而都有一个颗粒大小的问题。本来,纯语言所能提供的图像虽然模糊、粗疏(清晰度以下),但我们感受却很具体、很清晰,如上面所说的海浪形势、月亮表面和城市街道路线就是如此。那是因为我们通过其他符号系统(卫星云图、高倍望远镜和比画的手势)感受到了语言符号所漏掉的内容。“颗粒以下”就是指清晰度以下语言符号所漏掉的内容。语言既然类似颗粒结构,线性排列中的各个语义点之间,在其前后左右,都有空白,这就是所谓粒散性。简言之,粒散性就是语义点的前后左右的空白关系。

更需要指出的是,语言符号的线条性也能使语言的表达、认知和储存作用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如上述第一点。这样看来,语言符号的局限性不仅是由语言的粒散性造成的,也是由线性在内的其他种种因素造成的。

语用学在这种背景下诞生就适得其所了:语言的作用只能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只好用同时发生的非语言符号去补其短。

2.作为动态语言学的语用学,研究语言符号系统之外的各种符号如何参与言语活动,如何帮助使用人表达自己的认知与思想并理解对方的意图,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语用学还研究语言符号在某个语言情景之中获得了什么意义。语用学反映了克服语言符号种种局限的努力。某些语用学原则、准则、策略和课题可以解释为是针对语言符号的局限而建立和展开的。我觉得,这样的判断使我们较清楚地看到语言符号的局限和语用学的关系。

三、语境介入又如何

用语言来勾画一个事物时,只能得到一个疏略的框架,不周全的框架,框架里留下空白太多,疏漏区域太大,据此不能了解一个未知事物的细微部分。语言还有另一方面的缺陷:线性带来的歧义。语境介入又会如何呢?这些缺陷是否会克服呢?

1.语境填补粗疏

语境:夫妻俩在家里忙,一个在厨房忙烹调,一个在客厅里给电视机接天线。过了许久。

男(大声,肯定语调):行了,出来了。什么行了?什么出来了?这话的确太简单,空白太多。旁人不知道的语境是:丈夫接天线忙碌了半天,为的是让电视图像出来。不需要旁人知道,他们夫妻知道,这就行了。

2.语境补充指示语的含义

指示语是一些不能单用语义学的真假条件衡量的词语。它们的意义或然性太多,留下的空白太多,不细致、不周全,但语境却能使它们的或然性变成定然。国外语用学界有人将指示语纳入语用学的课题之一,就是为了弥补人称、时间、地点、话语、社交五类指示语的或然性太多这一缺陷的。

语境:一位医生指着宋朝王惟一发明的针灸经络铜人像对实习的年轻医生讲解经络的运行路线。

医生:……大肠经从这里起,……(手指头画线)经过这里,……再到这里,……走这条,……然后终止于那里。

学生不愁听不懂医生话里的“这里”、“这条”与“那里”,因为他们可清晰地看到另外的符号系统(经络铜人的经络线路也是一种符号)来旁证:大肠经脉循行线从食指端侧面的商阳穴开始,经过合谷,然后沿着前臂、上臂的外侧上肩,再经过颈部到面颊,止于对侧鼻的外侧迎香穴。

3.语境创造了话语的前提

前提有一点最重要的性质,是它的共知性(mutualknowledge)。人们对前提往往是只字不提的,话语留下的空白自有共知去填补。下面各例中甲的话都简单异常,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无头无脑”,但听话人乙却照听不误,准确地抓住并说出了甲的言外之意。甲对乙的理解力也全无怀疑。

语境:共知的前提:久雨,衣服长霉了。

甲:出太阳了。

乙:对,可以晒衣服了。

语境:共知的前提:两个朋友认为雨天游西湖最有情趣,并从气象预报中得知次日是雨天,遂打算去西湖。可是,次日晨却出了太阳。

甲:出太阳了。

乙:你也担心计划吹了。

语境:共知的前提:广州有两人得知科氏在长江三峡上走钢丝,但在预定的前一天下雨,他们为此担心。第二天却阳光明媚。

甲(雀跃):出太阳了。

乙:你以为没问题了?三峡那边不一定是晴天。请看始发语是何等粗略!甲对前提一字不吭,乙应答却总是贴切,说出了甲意中有嘴上无的话。原因在于共知的前提(语境)参与了谈话,是双方已知的信息。我们知道,国外将前提也当着一个课题来研究,自有一定道理。现在,我们看到了,前提能弥补语言的粗略。单凭语言符号不能解释为什么粗疏的引发语却能引起相关程度极高的应答语,考虑了前提的补偿作用,解释就不难了。

语境:冉有问子贡,孔子是否赞赏卫君的为人。子贡去当面向孔子请教此事。

冉有曰:夫子为[赞成]卫君乎?

子贡曰:诺;吾将问之。

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

曰:古之贤人也。曰:怨[怨悔]乎?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出,曰:夫子不为[不赞成卫君]也。

(杨伯峻译注,《论语》,中华书局,第70页)

对话中,第一个大的断裂点是“怨乎?”这一问,问得不接前言。为什么而怨悔?伯夷、叔齐两人互相推让,都不肯做孤竹国的国君,结果都跑到国外,子贡问的是他们后悔不后悔。第二个大的断裂点是结论“夫子不为(卫君)也”。怎么一下子从伯夷、叔齐那里跳到赞成不赞成卫君呢?卫君,指卫国的出公辄。辄是卫灵公之孙,也是太子蒯聩之子。太子蒯聩得罪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逃往晋国。灵公死,朝廷越过了在外的太子蒯聩,立在国内的孙子辄为君。晋国的赵简子又把蒯聩送回,藉以侵略卫国。卫国抵抗晋兵,自然也拒绝了蒯聩的回国。从蒯聩和辄是父子关系看来,似乎是父子争夺卫君的位置,和伯夷、叔齐兄弟的互相推让君位形成对照。孔子赞美伯夷、叔齐,自然就是不赞成出公辄了。

现代人读不懂这两处,原因是得不到当时的社会语境的帮助。可以推断的是,当时的听话人却能及时得到当时的社会语境的帮助。这说明当时的社会语境对当时的话语的理解的制约并不具有消极意义。

4.语境解释了隐性行事性语句(施为句)

什么是行事性语句(又可称施为句,performative,是英国澳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术语)?有些语句具有行事能力。就是用说话来实施警告、宣告、发誓、许诺、邀请、命令等等行为。行事语句同陈述性语句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是断言某事物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如“这是一条狗”,判断什么是什么;“这里有一条狗”,陈述什么地方有什么。有些句子,如“我答应……”、“我命令……”、“我邀请……”、“我提醒你,这里有狗”包含着明显的行事性动词:“答应”、“提醒”等等,这是外显性行事语句。“这里有狗!”句中并没有明显的行事性动词,但是,它说出来就是实施提醒或警告行为。这样的句子可以叫做隐含行事语句。“我要扣你奖金”是威胁,“我下午三点到”是许诺,“你团必须于明晨三时赶到330高地”是命令,虽然这些语句里并没有外显的“(我)威胁”、“(我)答应”和“(我)命令”这样的行事性动词。

问题是,有些隐性的行事性语句,在没有说出行事性动词的情况下,并不那么容易区分。这个时候,语境就出来帮忙了。“我要到场”是个粗略的不周全的陈述,是个陈述句。可是这当真是在陈述吗?还是要施行什么别的行为呢?如果是后者,那么它实施了什么行为呢?这得有赖语境决定。若说话人面带微笑,抬起手腕看表(附着于人的符号),再考虑当时发生的事件与说话人的有利无害的后果(如为某工程剪彩。剪彩在说话时只能算作隐性语境,看不见),听话人即可断定这个陈述句实际上施行了一个“许诺”行为,相当于行事性语句:“我答应,我要到场。”如果说话人面色严峻,手指恶狠狠点着对方的鼻子(附着符号),再考虑当时情况,说话人如不去监督,听话人就会采取不良行为(如考试作弊。考试作弊在说话时也只能算作隐性语境),那句话实际上施行了一个“警告”行为,相当于行事性语句:“我警告你们,我要到场。”我们已经看到,帮助解释这个隐性施为句的真正行为的是笑脸与恶脸、抬手腕看表与手指鼻子这些附着符号束和隐性语境。这些符号是使非常粗略的“我要到场”丰满起来的语外符号———即“一种模式、一种语言的言语、一种有意义形式的内容的现实化。”(参看R.巴特:《符号学美学》)。语境就这样帮助破解了隐性行事性语句的。

于是我们发现,某些语用学专家之所以将言语行为当做语用学研究的课题之一,正好是针对了语言的局限性:单凭话语本身不能准确地从“言之所述”判断出“言之所为”或“言后之果”。

5.会话含义也在语境上推导出来

说话中的疏漏、话不对题、前后矛盾,有了语境,也可以容易地得到补偿与澄清。

《中国青年报》(1990年某日)上一篇报道有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长寿的人是中国湖北沙市35岁的李亚飞。”怎么会有这样的怪事呢?要知道35岁与长寿是不相容的。两项(长寿与35岁)中总有一项是荒谬的。那么解开这个结子靠语境。下文是这样展开的:“这个李亚飞……从水中救了30个人的生命,俗云,救人一命,延年益寿,30条生命的延续,你说李亚飞的寿命有多长呢?”这可算作是语用学研究的典型案例,本书各处多有讨论,此处不必再详。

四、语境克服线性造成的语言局限

上面已经说过,人们说话时,一个瞬间能且仅能吐出一个音节,而说出的一句话(一串音),能且仅能按时间的先后一个音节接一个音节(一个词接一个词)地发出并进入听觉系统,不可能一个瞬间立体式地吐出两个音节来。线条性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一是它的连续性,二是它的快速消失。问题就这样出来了:这样说出来的话有时候就会有歧义,线性歧义。线性歧义当然有它积极的方面,如获得多彩的修辞效果。可是引起的交际误解又不容忽视。

1.上下文、上下语排除歧义,许多语法书都讲过,故例略。

2.借助非语言符号系统如逻辑、常理等等校正歧义,如“一壶酒喝了一桌子人”,说汉语的中国人,谁也不会把“一壶酒”当成施事,把“一桌子人”当成受事。因为这样就会产生与常理相违的陈述:“一壶酒喝下了一桌子人”。虽然按线性的排列施事“一壶酒”在前,受事“一桌子人”在最后,理解起来却不会颠倒。但类似的陈述如不进入语境(如不由零语境句变为语境句,下见本章第五节),就很难说是语用学问题。这样的例子在语法中多有涉及,此处不再赘述。

3.语境无法消除的歧义对于这个问题,语用学有一个看来无可奈何实则正确的回答:有些说法的歧义无法消除,这正是制造者的目的。

如算命先生制造的“父在母先亡”,就是这样的滑稽的“全有理”。不管谁先亡,他总是说得对。深层结构之一是:父在世,母先亡。深层结构之二是:父在母之先亡。第二个深层结构的树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