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写这部书？
作为一家之言，我知道这声音既不是玉磬击明堂，又不是朱瑟奏雅室，但我还是冒险喊出，自有它难解的情结。
1992—1993年，我有幸在国际语用学会研究中心（设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大学）搞合作研究，接触到浩如烟海的语用学资料。然而令我脸红的是，竟没有一本中国人写的语用学专著，更没有以汉语为语料、以汉语文化为背景的语用学专著！我们当然不必把这事儿扯到中国人行不行的问题上去。因为中国人的本领是世界公认的。但是，缺口必须填补。事情总得要人做起来。
早在出国之先，就有三位先生的话如重锤时时敲在我的心上。
吕叔湘：“介绍的目的是借鉴，是促进我们的研究，我们不能老谈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陈平，1991）。此外吕先生还“一直为我国外语界和汉语界不相往来、‘两张皮’的现象深为忧虑”（沈家煊，1996）。
王宗炎：“中国的学者不研究中国问题、汉语问题，拿不出本土的材料来，很难说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一次讲话，1994）。
许国璋：“语言学界的学术活动，大体分两类：中文系学人以音韵、训诂、方言、汉语语法的研究为主；外文系学人以介绍、解释国外诸语言学派的论点为主。两者未见汇合。”（1991）此外他“欢迎引进，但不欢迎照搬；欢迎借鉴外国资料，更欢迎开发本国资源；”（刘润清，1995）。
于是，我们面对一种忧虑。于是，我们又面对殷切甚或焦急的期待，极有意义的期待。说期待是“殷切甚或焦急”，是因为在我们的记忆中，这类似的号召，不知道发过多少次了，却不曾见落到实处的响应。不落实，期待只能是无期之待，于是才有了吕先生的“深为忧虑”。说期待是“极有意义”，是因为实践这个期待，在战略上、战术上，对我国语言学界甚至其他学界，是一种思维定势上的改造。有过这样的说法：大陆提出问题，海外解决；海外提出理论，大陆引用。听到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感到寒心？
80年代早期，在湖北的一次语言学年会上，报告过这样的消息：在一次国际语言学会议上，有洋人说，中国还没有语言学。在那次国际会议上，我国的一位颇有成就、有影响的语言学家只能做旁听代表。凄凉也罢，气愤也罢，我们都得认了。
短短的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语言学研究有了惊人的发展。欢呼一下也可以。但是，上面三位先生的话，言犹在耳。新的任务直逼我们面前。
与其袖手旁观，不如从自己做起。我要做做“自己家里的事情”，试着把“两张皮”弄成一张皮，努力“拿出本土的材料来”，用心“开发本国资源”。即使我做得有毛病甚至大有毛病，我的同胞也会谅解我的。我这样想着，也就做起来了。
但是，写一本以汉语文化为背景的语用学专著的念头早就起了。
1990年我在全国首届语用学研讨会后的一个综述报告中问道：“在一套符号系统里可以生存、发展的语用学，在另外一套（语言）符号系统里就没有解释能力了，这说得过去吗？”当时，在我的头脑里，“另外一套语言符号系统”就是指的汉语。
就是上面这些原因催生了本书。
本书写作时，国外的语用学资料不谓不多了，引进也不少。可是，这本书里，它们只会被拿来与汉语对照，不会当成基本框架。理由有二。其中之一是：上面三位先生的教诲一定是有一番道理的。我想老老实实地实践一下，试探一下，“隔壁人家的事情”怎样和“自己家里事情联系”呢？联系了有什么好处呢？“拿出本土材料”会别有一番什么样的天地呢？“开发本国资源”会有什么样的景观呢？理由之二：不同的文化就会生出不同的言语行为，不同的言语行为，就会生出不同的语用策略，于是就会抽象出不同的语用原理与原则。为什么一定要拿西方语言（比如说英语）的语用原理与原则来代替汉语的语用原理与原则呢？我承认你根据你的实际抽象出来的理论是对的，你为什么就不能承认我根据我的实际抽象出来的理论是对的呢？本书作者无意故意和洋人闹别扭以自抬，并且认为，能为我用的洋而故意不用，这是毫无意义的标新立异。但是，如下的信念是不会错的：从汉语的事实里抽象出来的语用原理与策略，绝不会矮人家半截儿。这里，权将拙著第一章第一节里的一段话先引用如下：“《汉语文化语用学》不可能是搬用英语文化语用学的原理作为‘帽子’，然后采取西洋帽子＋汉语例子的貌合神离模式。汉语文化语用学，只能是从地道的汉语文化事实出发，抽象出真正符合汉语文化的语用原理、原则与策略。可以预料到，汉语文化语用学既有部分地与别种语言文化语用学的相覆盖的理论、原则与策略，更有汉语文化独特的理论、原则与策略。理想的汉语文化语用学，应该是汉语文化与语用规律的水乳交融，从语料到术语到原则到策略，都应该是地地道道的汉语文化本性。”
但愿本书真能如此。
此书于1995年10月开始着笔，但是，上面说过，写此书的念头早在1990年就生发了。此后，由于一种科学上的好奇心，又不想踩着洋人的脚印走到底，便真正地留心起汉语材料来。另一方面，又毫无恶意地但有意识地寻找了一些“冒犯”洋人的题目做了开来。这样干的结果，便产生了一批在全国高校外语学刊上出现的论文：“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言语假信息———兼论Grice合作原则的拯救”、“不合作现象”、“面相身势与话语必须和谐：一条会话合作原则”、“语用学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语用学：语言适应理论》评述”、“语言符号的局限与语用学”、“言语的生命意识”、“论构建语用推理模式的出发点”、“文化共核对翻译和语用失误的调剂”、“语言功能不完备现象”、“新格赖斯语用机制新在哪里？”等等。当我现在系统地构建这本书的框架的时候，便不无趣味地发现，这一系列的文章，基本上都并非巧合地围绕着一个思路，即：在借用外面东西的时候，也在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东西。适合中国特点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现在比较清楚了，是汉语文化的语用原则，就必须向汉语文化的本性回归。现在写出的这本书，当然是上面系列文章的思路的发展，尽管如此，这些文章也不能像砖头那样搬来就往墙上砌，必须修改、补充，因为原来的文章毕竟有大量的英语文化背景。
审阅过本书的理论框架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修改意见的先生有：中山大学的王宗炎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戚雨村教授、河南大学的徐盛桓教授、复旦大学的熊学亮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的易仲良教授、北京大学的高一虹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陈宏薇教授、北京语言学院的周换琴副教授。没有他们无私地贡献各种意见，本书不可能有如今这个样子的。我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并在此表达我的谢意。
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们，在我写作此书的过程中，给了我许多细致的帮助和鼓励。1996年的广州的春节，十余天寒潮氤氲，冷雨纷飞，是几十年之仅见，在我面对电脑的硬屏冷盘操作之时，此书的责任编辑北方来电慰问。虽然隔着千里，话筒传过来的声气，却也像是温温的、暖暖的了。后来他还邮来了禅宗方面的资料，助我禅宗公案那一章的写作。信中说：“人生痛快事，文思泉涌时。能找到一个开创性的课题做，一展智慧才华，幸莫大焉。”我明白，虽然我离这一境界尚远，出版社如此鼓励他们的作者，用心却也良苦！我想，这个出版社对作者的工作做得这样细致，一能使读者明白他们的极高声誉是如何得来，二能督促我竭力殚精，务必不使热望付之东流。
另外，我还想感谢贤惠的妻子，是她承担了全部的家务，让我得以潜心写作，神闲气定地思考，遂有今日之果（但不敢断言为“正果”）。
语用学大家巨擘如林，自知“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既然不是黄钟大音，拙著就权充竹管律吕之声。这本写语言运用的书，按说，它本身应该是思想绵密，语言清澄；不说文采壮丽、引辔挥鞭吧，至少也应该会词切理。可是，写成之后，除了感觉自己尚能老老实实从汉语实际出发以外，还深感瑕疵颇多，或一叩而语穷，或一发不可收拾。这两个极端都不好。愧矣！
作者
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996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