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经济学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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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宏观经济政策(1)

理想经济社会的产出应该处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水平,但是现实中各种因素的干扰,使得产出水平总是偏离充分就业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供给和总需求总是处于不相等的非均衡状态,失业和通货膨胀就是两种最常见的经济失衡现象。虽然市场经济自我调节机制的作用可使经济由非均衡逐渐向均衡的轨道回归,但这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如何减少各种经济冲击带来的影响,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是各国政府都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

根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在短期内总供给是不变的,决定国民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是总需求。如果实际总需求不等于充分就业的总需求,均衡国民收入水平就不等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经济中或者失业率居高不下,或者通货膨胀严重。所以,实现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的目标,应该实行需求管理。需求管理就是在总供给为既定的前提下,政府通过调节总需求实现整体经济的稳定。需求管理的工具主要包括宏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货币政策。

人们把政府对经济的调节称为“看得见的手”。二次大战之后,各国政府自觉而普遍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来稳定经济,这其中尽管也有许多失误,引起过不少问题,但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仍然是利大于弊,与战前相比,战后的经济更加稳定与繁荣,这部分要归功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也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本章要说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以及政府如何使用他们控制的政策工具来稳定经济。

第一节财政政策

一、财政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是指政府通过改变购买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的政策。只要有政府就有财政政策,但是传统财政政策的任务是为政府的各种支出筹资,能够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是财政政策的最高原则,而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财政政策不仅要为政府支出筹资,还要调节经济,实现稳定。财政政策就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调节宏观经济的经济政策。

政府的收入和支出项目都可以用作财政政策工具。政府支出主要包括购买支出和转移支付;政府的收入主要通过税收取得。

1.政府购买支出

政府购买支出是指政府对物品和劳务的购买。例如政府对军需品、办公用品的购买,政府公务1的工资,科技、教育开支,修建大桥、公路等公共项目工程所需的支出等等。政府购买支出是总支出的一部分,对总支出水平有直接的影响,是决定国民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因而是政府最常用的财政政策工具。

当政府增加对物品与劳务的购买时,将会增加总需求,进而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当政府减少购买性支出,将会减少总需求,进而降低国民收入水平。

2.转移支付

政府转移支付包括各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政府的各项补贴支出,以及公债利息等方面的支出。所谓转移支付,是指政府单方面把一部分收入的所有权无偿转移给低收入社会成员或企业。这类支出不是对物品和劳务的直接购买,它是收入的再分配,是通过政府将一部分人的收入转给另一部分人,它体现了政府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转移支付对总需求也有影响,但其影响是间接的,影响程度不如政府购买强烈。

政府转移支付间接影响总需求的机理是:通常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者。当政府以税收的形式从较高收入者那里集中一笔款,再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发放给较低收入者后,就会有较大的一部分用于消费,从而间接提高总需求水平。

3.税收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它是政府对家庭和企业收入的一种攫取,也可以被政府用作财政政策工具,来调节经济中的总需求。

税率的高低与变动方向对家庭和企业的收入、消费和投资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政府提高税率,增加税收,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减少,会减少消费支出;企业的收入和利润减少,会减少投资支出,这两方面的作用会造成总需求水平的下降,从而降低国民收入水平;反之,如果政府降低税率,减少税收,就会提高总需求水平,从而提高国民收入水平。

二、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

1.政府购买的影响

我们已经知道,政府支出是总需求的组成部分。当政府改变对物品和劳务的购买时,它会直接影响总需求的规模,进而影响国民收入的变动量。假定政府支出增加100亿元,总需求的增加并不正好是100亿元,有两种宏观经济效应使总需求的增加不同于政府购买的增加,一种是乘数效应,另一种是挤出效应。

(1)政府购买支出的乘数效应。政府购买支出乘数是指政府购买支出变动引起的国民收入变动的倍数,或者说是国民收入的变动量与最初政府购买支出变动量的比例。假设政府向A公司购买100亿元的物品,这会使A公司的工人和企业主收入增加,这部分收入被分为消费和储蓄,其中的消费继续变成需求,较高的需求引起较高的收入,较高的收入又引起较高的需求,把所有的这些效应加在一起,对物品和劳务需求量的总影响会大于最初政府购买支出的增加,这就是政府购买支出对总需求的乘数效应。

如果用KG代表政府购买支出乘数,△G代表政府购买支出变动,△Y代表国民收入的变动,则KG=△Y/△G

根据第十章对投资乘数公式的推导,如果假定最初增加的不是投资支出而是政府购买支出,那么国民收入的整个变化过程将基本相同。所以,政府支出乘数可表示为:

KG=1/1-1MPC

例如,如果MPC是3/4,政府购买(支出)乘数就是1/(1-3/4),即4。假定政府支出100亿元,将会引起400亿元的物品与劳务需求。

(2)挤出效应。乘数效应表明,政府增加对物品和劳务的购买引起的总需求变动可能会大于政府最初购买的变动。但是,还有另一种效应在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当政府购买增加刺激了总需求时,它也引起了利率上升,而较高的利率会减少私人投资支出,进而减少了物品和劳务的需求,这种现象被称为挤出效应。挤出效应是指政府购买支出增加使利率上升所引起的总需求减少的趋势。

例如,当政府向A公司增加100亿元购买时,这会引起A公司工人和企业主收入增加,乘数效应使其他企业和所有者的收入也增加,这使人们计划购买更多的物品和劳务,因此,人们愿意更多的以货币形式持有自己的财富,对货币的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增加,这就是说,政府购买增加引起的收入增加又引起了货币需求的增加。第十一章的分析表明,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条件下,货币需求增加会引起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增加了贷款的成本,这会使投资减少。投资是总需求的一部分,利率上升就使总需求减少。因此,当政府购买增加引起总需求增加时,它也会挤出投资,这种挤出效应又使总需求减少。

政府购买支出变动对总需求的整体影响取决于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在一般情况下,挤出效应小于乘数效应,投资减少小于政府购买增加。因此,当政府购买增加时,总需求的增加仍然会大于政府购买的最初增加,但不如没有挤出效应时大。

2.税收变动

财政政策的另一重要工具是税收变动。当政府减税时,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人们把增加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另一部分用于购买消费品。由于减税增加了消费支出,它也增加了总需求,进而使国民收入增加;反之,增税则减少了消费支出,使总需求减少,进而国民收入也随之减少。由税收变动引起的总需求的变动也要受到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影响。

税收乘数是指税收的变动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变动的倍数。当政府减税时,人们的收入增加,这会刺激消费支出的连续增加,这就是乘数效应。如果用KT代表税收乘数,△ T代表税收变动量,则KT=△Y/△T

税收乘数通常小于政府购买乘数。这是因为居民的收入要分为消费和储蓄两部分,当政府减税使居民收入增加时,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总是小于政府的税收变动。假定政府减税100万元,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100万元,假定边际消费倾向为0.8,即每100万元收入用于消费支出80万元,那么,在政府减税100万元时,居民的消费支出便增加了80万元,另外的20万元是作为储蓄在收入流中漏出了。这意味着由减税引起的消费支出变动应该用税收变动(△T)乘以边际消费倾向(MPC)而求得。我们已知乘数效应指的是任何需求因素的变动连续带动的消费支出和消费品生产的变动,乘数之值总是等于1/1-MPC,但因减税而增加的消费只有△T.MPC,所以政府税收乘数应该为KT越△T.MPC.1/1-MPC。

当政府减税刺激消费支出时,较高的收入引起较高的货币需求,这又会使利率上升。利率上升使贷款成本增加,引起投资支出减少,这是税收变动的挤出效应。由税收变动引起的总需求的变动规模,取决于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大小。

三、宏观财政政策的运用

如前所述,政府购买支出和税收的变动会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国民收入水平,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改变政府支出和税收来消除失业和通货膨胀,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

当总需求不足,经济中存在失业,国民收入水平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时,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即增加购买支出,减少税收以便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增加政府购买一方面可直接增加总需求,另一方面又刺激了私人消费和投资,间接增加了总需求。减少税收也起到增加总需求的作用,因为减少个人所得税,可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消费;减少公司所得税可以使公司收入增加,从而投资增加。因此,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和减税,都会使总需求和国民收入在乘数作用下数倍扩大,从而消除失业,实现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均衡。

当总需求过旺,经济中存在通货膨胀时,政府应该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即减少购买支出,增加税收以便减少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购买支出,既可直接减少总需求,又可通过抑制私人消费和投资,间接减少总需求。增加税收也可以减少总需求,因为增加个人所得税可减少个人可支配收入,从而减少消费;增加公司所得税可以使公司收入减少,从而投资减少。因此,减少政府支出和增加税收将使总需求和国民收入在乘数作用下大幅度收缩,从而抑制经济的膨胀。

经济学家把上述财政政策的运用称为“逆经济风向行事”,即在经济出现过热倾向时对之进行抑制,使经济不会过度繁荣而引起通货膨胀;在经济进入衰退时对之进行刺激,使经济不会严重萧条而引起失业。从而实现既无通货膨胀又无失业的稳定增长。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停滞,肯尼迪政府采取了减税的政策,个人所得税税率从20%~91%降到14%~65%;公司所得税税率从52%降到47%。此外还采取了投资减税优惠和加速折旧。这些对经济起到了有力的刺激作用,促进了6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60年代后期,由于多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美国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加剧。为抑制经济膨胀、美国政府又采取了增加税收的政策。

案例分析:肯尼迪的减税政策

1963年,美国的失业率达到5.5%,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高水平,而10年前,美国的失业率是2.8%。为了振兴美国经济,肯尼迪总统任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海勒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海勒在其老师、著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托宾的帮助下,提出了一个充分体现凯恩斯主义精神的经济增长政策。该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减税。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们相信,降低个人所得税可以促使居民更多地消费,这将会增加总需求。在经济具有过剩的生产能力,工人和机器处于闲置状态时,总需求的增加将导致产量的增加,而价格水平并不提高。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肯尼迪政府进行了全面的减税。个人所得税减少20%,最高税率从91%降至65%,公司所得税税率从52%降到47%。此外还采取了加速折旧、投资减税优惠等变相的减税政策。在减税的同时又增加政府支出,包括用于“向贫穷开战”的社会福利支出和用于越战的军事支出。

这些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对经济起到了有力的刺激作用。从1964年到1966年,美国实际GDP以令人注目的5.5%的速度增长,失业率在1965年时下降到4.4%,在60年代的其余年份,美国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低于4%的水平。而物价上升每年仅2%左右。肯尼迪减税政策的实施带来了6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该政策的成功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成就之一。

参考资料: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

为了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我国政府从1998年起,开始实行积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政策效果。下面介绍历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举措。

1.1998年

第一,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这1000亿元的举债一分为二,中央、地方各500亿元,相应使1998年中央预算支出扩大500亿元,中央财政赤字由年初预算的460亿元扩大到960亿元。

这1000亿元资金重点投向:增加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投资;继续加快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点机场建设;扩大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建设250亿千克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同时抓紧进行城市电网改造;⑥扩大经济适用住宅建设规模;⑦增加公检法设施建设投入。

第二,将年初预算中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180亿元调整为经常性项目支出,用于增加科技教育投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增加抢险救灾支出。

2.1999年

根据当年的第二季度表现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费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决策层决定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和具体措施作出进一步调整,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在年初原定500亿元长期国债发行规模的基础上,增加发行600亿元长期国债,仍中央、地方各一半,相应扩大中央财政赤字300亿元,以保持投资需求的较快增长。第二,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需求。另外,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调整部分税收政策,支持外贸出口。根据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变化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情况,为鼓励出口,进一步提高了一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潜力和产业关联度较高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3.2000年

2000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出现好转。为了巩固这种重大转机,并预计到其后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决定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在年初决定的1000亿元长期国债发行规模的基础上,下半年又调整预算,增发500亿元长期国债。

新增国债重点向五个方面投入:一是水利和生态项目建设;二是教育设施建设,包括高等学校扩招增加学生校舍等基础设施建设,中西部高校建设补助;三是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新增100亿千克粮库建设以及中西部地区旅游设施建设;四是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国防军工企业技术改造;五是城市环保项目建设。

在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我国经济能够保持高速的增加,积极财政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样的政策是有成本的。长期的大幅财政支出,形成了大量的财政赤字,加重了我国的财政负担;财政投资还会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的发展;另外,财政政策的效果正在逐渐减弱,投资效益不断下降。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是阶段性的。我国的财政政策基本实现了既定的目标,完成了任务,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而且需要逐渐淡出,这也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杨长江、陈伟浩《宏观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