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为了护住邮票差点儿把命搭上。
过去从书本上知道，洋人在华设立租界地属上海最早天津最多，这回哲夫算是身临其境深有体会了。
从上海来天津快两年了，对这儿的租界还分不大清楚。他住的地方或是常去的地方当然知道，比方说家住英租界，上学要去法租界，舅舅家在意租界，买邮票常去日租界。这几个地界还能记住。要是再问俄租界、比租界、奥租界、德租界，对不起说不清楚，至于先期设立后又并入英租界的美租界，就更不知东南西北了。
按说天津和上海一北一南都是大都会、大商埠，都有高楼大厦也都有贫民窟，可给哲夫的印象却截然不同。这种不同似乎很明显，却又很难用几句话归纳出来。比方说吧，一个是细声细气的吴侬软语，另一个是又狠又硬的津腔津调；一个是小笼蒸包阳春面，另一个是煎饼馃子锅巴菜；一个讲究风度、注重仪表，三九严寒冻得哆哩哆嗦也不能忘了把裤子压道线，另一个活得洒脱，听其自然，三伏大热天，赤膊上阵，手摇大蒲扇，肩搭湿毛巾，身穿大裤衩子当街一坐，见着熟人双手抱拳：“爷，爷！”谁也不笑话谁。
这两个地方要比较起来还真有个意思，不过东比西比再怎么比也无非是一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哲夫来到天津除了上学念书最关心的还是此地的集邮情况和邮市活动。刚来的时候两眼一抹黑，连买邮票都找不到门牌，可没过俩月，他已经把天津卫大小几十家出售邮票的公司、商店、邮票社摸得一清二楚，不光记住了它们的地点、字号，还了解了各家经营的范围特点，以及经理老板的姓甚名谁。
每到节假日，英租界的红星，法租界的盛大，小白楼的国际，娘娘庙的陶然，都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不过，他去的最多的邮票社还是黄家花园的大洋。倒不是说这里的邮品有多丰富价钱有多公道，不是，是这柜上的一位杨先生博学多才有一肚子集邮的学问，哲夫就愿意听他讲古。
杨先生身量不高肥头大耳是地道的天津人，手上总离不开那把不知用了多少年的油光泛亮方底圆肚扁口小盖的紫砂壶。
夏景天，雪白的小褂挽着袖口；冬景天，一件二大棉袄又暖身子又护腿，耳朵上还一边一个毛绒绒的护耳圈。
大洋的生意并不怎么红火，顾客也稀稀拉拉，只要生意不忙，杨先生的嘴就闲不住。光有爱说的还得有爱听的，所以哲夫一来杨先生的劲头也提起来了。
“知道‘大龙’票是哪儿先卖的吗？咱天津！”一口地地道道的天津话连问带答铿锵有声，甩了一句之后又对着壶嘴抿了一口这才接着往下说：“眼下集邮的人哪，都知道‘大龙’是光绪四年阳历一八七八年发行的，可究竟是哪一月哪一天，谁也说不清，有说腊月的，有说十月的，也有说八九月的，告诉你呀哥哥，说这些话的人哪，全是蒙世，全是瞎掰，全是胡诌巴咧，没一个靠实。”
他话说了半截瞪了哲夫一眼留下个扣子转身走了，到后头续水点烟又吐了两口黏痰清了清嗓子才转回来。
“杨先生，您知道？”哲夫试探着问。
“不知道咱能说吗！告诉你哥哥，记住了，准确的日子是七月二十四号。”
“有什么根据吗？”
“根据？嘛根据！徐先生的老丈人就是最大的根据。”
“徐先生？老丈人？”哲夫可真糊涂了。
“这你就不懂了，咱天津邮局邮票发行上头有位总办人徐家麟徐先生，他的老丈人老岳父当年在宫北大街邮政分局当差，那天刚好是老先生的生日，凑巧上头发来了头一批邮票大龙五分银。老人家一想这是大吉大利的事，得，买一枚吧！他近水楼台自己个儿就买了一枚大龙拿回家当纪念了。自己个儿的生日能记错嘛！七月二十四日，没错，就是这天。”
“杨先生，您说的是阳历还是阴历？”
“行！这学生还挺叫真，你以为杨先生蒙你，不能！咱说话可不蒙人。七月二十四日是阳历，老历是六月二十五。老人家就是那天的生日，属虎的错不了。不信，你打听去。”
哲夫回去赶忙把这段话记在小本本上。
又一天哲夫去大洋在柜台上翻看邮票本，正在炉子旁边的杨先生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话来：“知道天津最早卖邮票的是谁吗？”
“不知道。”哲夫赶忙凑过去洗耳恭听。
“天津头一家邮票社是西门脸儿沛记，掌柜的姓王叫王沛臣。您可别弄岔了，这个王掌柜是个老爷们儿回回，跟那个在电台上唱铁片大鼓的王佩臣可不是一个人儿呀！”
杨先生说罢自己笑了笑，抿了一口热茶。哲夫知道杨先生刚开头不能打扰，果不其然，没过多大一会儿又说开了。
“王掌柜本来是干嘛的知道嘛？”杨先生习惯用疑问句开头，并不要求别人回答。
“收废纸的。当年西马路收废纸的铺子一家挨一家海了去了，人家王掌柜心眼儿活泛，见废纸堆里有信封儿，上面的邮票嘛样的都有，扔了怪可惜了儿的，就有心把邮票剪下来，一来二去就攒多了，多了干嘛呢？哄孩子玩儿，知道吗！有一天下大雨，一个洋毛子到他们铺子避雨，一看这孩子拿的嘛？好家伙，大龙小龙。这洋人就用二两银子把那一本买走了，临走还撂下话，过几天还来，有多少要多少。这么一来把王掌柜给乐的，干脆在废纸铺子旁边又开了一家邮票社，用自己个儿的名字‘沛’
字，就叫沛记邮票社，没过几年就发了。”
哲夫回去又把这话记在了小本子上。
听杨先生讲古不光长知识，有时候也能买到有价值的邮品。
放暑假的时候有一次去大洋，杨先生从柜台里拿出一套实寄封。
“郑同学，我可等你好几天了。收了一套实寄封给你留着呢！怎么样？想要不想要，东西地道，价钱也不贵。”
哲夫看了看是民国十九年（公元一九三○年）的几个信封儿，上边一张邮票也没有，他一时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站在一边儿的杨先生眯缝着眼儿手捧着紫砂壶会心地笑了。
“听说过中原大战吗？”
“不大知道。”哲夫多少知道一些有关中原大战的事，可在杨先生面前还是这么回答较为明智。
“中原大战就是蒋冯阎大战啊！民国十九年，冯玉祥、阎老西跟蒋委员长在山东、河南一带是你打我我打你来了个乱打一锅粥，统共出动了一百多万人马，连死带伤就三十万，不知道吧？！”
“不知道。中原大战跟这些信有什么关系呢？”
“有嘛关系？关系大了！蒋冯阎一打仗，物价飞涨老百姓还能活吗！没法儿活呀！邮局的爷儿们一合计，干脆！咱成立怠工委员会，咱爷们儿不干了。新印的邮票不发了，收寄的平信咱免费寄送，不让老百姓吃亏。信封儿上没邮票怎么办呢？刻个戳子，你瞧！”
哲夫又把信封儿拿起来仔细看了看，每个上面都有圆形邮戳“怠工期间免费寄递”八个大字。
“知道吗！这戳子就顶邮票了，北平从七月二十三到七月二十七，咱天津从七月二十五到七月二十九，俩地界都是五天。这儿一共是十封，齐了。”
经杨先生一讲，这些没有张贴邮票的信封儿成了极有价值的历史见证，哲夫高高兴兴地买了回来。
由于忙着毕业考试复习功课，哲夫将近两个月没去大洋邮票社听杨先生讲古了。找了一个晴朗天，他兴致勃勃地来到黄家花园。
当他走到大洋邮票社门口时，这里已面目全非，不大的门脸儿给砸了个稀巴烂，牌匾睡在便道上，橱窗玻璃碎了一地，长条柜台头朝下翻了个个儿，桌椅茶几东倒西歪，地上散落着邮票，墙角还有一滩暗红的血迹，而血迹的旁边是那把被摔成碎块儿的紫砂壶。
一个熟悉的小伙计正蹲在地上一枚枚地往一个小纸盒子里头拾邮票，他看了哲夫一眼又低下了头。
“这是怎么了？谁干的？杨先生呢？你可就说话呀！”
“砸了，让伤兵给砸了。”
“伤兵？”
“伤兵！”小伙计痛苦地点了点头。
这些日子天津马路上到处都能见到一群群的伤兵，他们缺胳膊少腿歪戴帽子敞胸露怀操着各地的方言，也不知道都是从哪个剿共战场上败下阵来的国军。别看他们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在平头老百姓面前可真叫威风八面耀武扬威。一个个脏话连篇到处闹事，饿了就进饭馆子七个碟子八个碗白吃白喝，饱了就进戏院子白听白看，稍不如意茶壶椅子满场飞，白天满世界转悠连拿带抢横冲直撞，晚上碰见旅馆澡堂子就进连洗带睡谁也不敢惹。母亲几乎每天都嘱咐他见着伤兵躲着走，可没想到一群伤兵愣把个邮票社给砸了。
“这些伤兵砸邮票社干啥？”
“别提了，都怨我们这个字号的名子没起好。”
“‘大洋邮票社’怎么不好？”哲夫不解地问。
“怎么不好？今天上午一群伤兵从门口过，本来什么事也没有，没承想有个山东口音的大兵指着咱们的牌匾说：‘弟兄们，瞧见了么，大洋钞票社，这里头又有大洋又有钞票，太好了，走！进去瞧瞧！‘这么一说轰隆隆七八个伤兵都进来了。”
“这是邮票社又不是钞票社……”
“杨先生说了。一见伤兵进来杨先生又沏茶又点烟一个劲儿地解释，我们是买卖邮票的，不是印刷钞票的，这个‘大洋’是字号不是银圆不是‘袁大头”，可说了半天人家谁听啊！”
“后来呢？”
“后来，杨先生拿不出‘袁大头’来，伤兵就乒乓一顿乱砸，这不……”
“那杨先生……”
“杨先生为了护住邮票，差点儿把命搭上，结果头破血流，送医院了。”
哲夫觉得浑身冷嗖嗖的。他走到墙角小心地把那紫砂壶碎块儿一块儿一块儿地捡起来。他看到壶把儿上还有残存的血迹，而那壶底上还刻有一方娟秀的小字：“乾隆五十四年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