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就公开否认有抗日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自占领南京以后，日本就宣布不再将中国国民政府作为对等的对手，说中国国民政府已成为“地方政府”，尤其在扶持汪精卫伪政权登台以后，所有官方文书、大本营军令，都把南京汪伪傀儡政府称为“中国政府”，把伪军称为“中国军队”，而离间分化地把中国抗日军队称为“重庆军”、“蒋系军”、“延安军”、“****军”。这等于说，抗日的中国已经灭亡了，只有与日本亲善的汪伪“中国政府”存在，日军只是在与抗日的地方军队作战。显而易见，就是在战败投降之时，以《诏书》形式公布出来的日本对我国之心态，依然是傲慢和轻视。日本这种欲亡我中国而不能，便闭目呓语以自欺的心态，在《诏书》中暴露无遗。
《诏书》还大念“忍”字经，对于因发动侵略战争而给其他国家人民造成的劫难，没有一丝一毫的罪己自责，反而为被迫放下屠刀后的处境，大讲“忍其所难忍”。“忍”什么呢！忍，就是心中不服，无奈之选择，说白了，就是不得不如此，而并不是觉得应该如此。日本至今未能效学德国有所反省，公开道歉，《诏书》中的“忍”字经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的。
《诏书》逐层深入之后，亮出中心主题：诏告臣民对天皇保持“赤诚”，“维护国体”，“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而且要将此誓言“子孙相传”。所谓国体之精华是何物？分明指的是天皇统治，是武士道，是日照神道。这一中心主题，就是天皇统治的根本。由于中、美、英、苏四国8月11日致日本的“复电”中提出“从投降时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隶属于盟军司令部”，“日本政府的最终形态，根据波茨坦宣言，将依日本国民自由表示之意志建立”。也就是说，日本天皇在日本投降后，即将被剥夺皇权，暂留皇位，以后前途未定，有待国民选择，所以，天皇赶紧利用颁布《诏书》的机会，使用“誓必”的重词，诏告臣民“发扬国体之精华”，其谋划之深远，非同一般。
对于如此《诏书》，有学者指出，其实质就是“讳言战败，讳言投降，颂扬侵略，轻蔑中国，大念忍经，发誓要发扬天皇国体的‘精华’，是一篇十足的“护皇应变诏书”。
所以，“8·14《诏书》”广播一公开，其内容大大出人意外，自然受到舆论谴责，无奈，在盟军总部的安排下，裕仁被迫于1945年9月2日，即东京湾签降的当天，又发表了“9·2《诏书》”，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投降诏书”，原文是：“联业于受诺昭和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国、中国、英国三国政府之首脑于波茨坦发表，而后且由苏联参加之宣言所揭载之各款项，对于帝国政府及大本营于由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指示之降伏文件，代朕签字。且根据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之指示公布对陆海军之一般命令，朕命令朕之臣民速停敌对行为，放弃武器，着实履行降伏文件之一切款项，及由大本营公布之一般命令。
昭和二十年九月二日，内阁总理大臣各国务大臣”
日本天皇裕仁终于公开发表俯首投降的《诏书》。而这一天是1945年9月2日。
前后两份诏书，可见日本人之心态，可见日本天皇裕仁内心之龌龊。对比德国投降，其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忏悔，以及后来德国得到世界人民的谅解，日本是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永远埋藏着那揭不去的劣根。
战后已经60年，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等史书只字不提“8·15《四国公告》”，不提“9·2《诏书》”，却竭力提高“8·14《诏书》”及“玉音广播”的地位，称之为“战争终结之诏书”，把二战终结的大功放到裕仁头上，可恶可笑。
他们似乎忘记或者故意装做不明白究竟谁是真正主宰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战争的终结者？是中、美、英、苏四国公告，主宰了战争的终结。不仅如此，它也主宰了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有效宣布。
不要忘记，对敌国的投降表示，审查真伪，核对目标，主持有效的宣布，下达双方停战命令，结束战争，乃是战胜国的权利、荣誉和力量的显示。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布是中、美、英、苏四国同在一个时刻共同宣布的。它是在1945年8月15日早上的7点，在中国的重庆，美国的华盛顿，英国的伦敦，前苏联的莫斯科同时由国家首脑宣布的。
至于日本《诏书》的广播，它相隔四国公告整整晚了4个小时。战争已停止4个小时，再由日皇来广播“终战”，岂不是笑话？《诏书》的广播只能是在投降之后，盟军占领来不及到位的时候，作最后一次皇权的示威罢了。因为日皇裕仁有能耐和神通下诏发动侵略战争，但是，战争怎样进展，怎样终结，可就由不得他了。他连“发表”和“宣布”投降的资格都没有。
“8·14《诏书》”，其实就是日本天皇美化侵略，逃避罪责，妄图“东山再起”的历史罪证，可笑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想以此为法码来抬高日本天皇当年的作用。
其实这些骗人的伎俩在事实面前不堪一击。二战时的日本早已被正义的人们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4.美保留日天皇的居心何在
最近，当年被中国派往东南亚盟军缅甸战场，仰光解放后被转派到以澳大利亚为基地的英国太平洋舰队做随军记者的黎秀石教授，在纪念二战60周年的前期，撰写文章，回顾了在日本投降期间作为重庆《大公报》记者在东京采访的日本投降的全过程，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令人警醒的观点。
1945年9月2日上午7时半，黎秀石作为重庆《大公报》随英军太平洋舰队的记者登上停泊在东京湾的美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他将亲眼目睹日本的投降签字仪式，此时的黎教授十分激动。回想这些年中国被日本欺凌的情况，他巴不得国内同胞此时此地能和他一起目睹日本向中国和盟友屈膝投降的实况。
受降仪式开始。由于中国首先抗击日本侵略，奋战时间最长，因此九国代表入场的次序以中国为首。8时15分，中国受降全权代表徐永昌上将率领着随从5人走向举行受降仪式的甲板。他精神饱满，态度严肃而沉着。美国、苏联、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的代表跟随在后面。8时45分时，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前来求降。
9时整，盟国受降仪式开始。主持受降仪式的麦克阿瑟首先讲话，他说，各参战国代表聚集于此来签署一项庄严的协定，以使和平得以恢复。不少在场的记者觉得麦氏的讲话不恰当，把一方求降一方受降的关系，说成是共同作出协定，恢复和平，太给日本留面子了。这会引起后遗症的。
接着，麦克阿瑟指着甲板上摆好的桌子，叫日本代表前来在降书上签字，先是重光葵，后是梅津美治郎。
受降书签署由麦克阿瑟以盟军统帅的名义首先开始，其次是尼米兹海军上将以美国全权代表的名义签署。接着是中国全权代表徐永昌将军。黎教授在描写此时此景时，写道：“此时是9时10分时，我眼眶充满了泪水，一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情绪涌上心头。”
受降仪式结束后，黎教授走向徐将军，请他说几句话。徐将军沉思了一会儿，一字一句慢慢地说道：“今天是要大家回想的一天。今天每一位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都可以回想一下过去，假如它的良心告诉它有错误，它就应当勇敢地承认错误而忏悔。”
黎教授对徐将军说出“忏悔”一词很是好奇，便请徐将军进一步说明“忏悔”的含义。徐将军稍微摇一下头，不愿再说下去。
采访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黎教授始终思考着徐将军所说的“忏悔”一词。渐渐地黎教授懂得了其中所包含的东西：日本军阀和盲从军国主义的那部分日本人是造成亚太地区十多年来大灾难的罪魁祸首，自应认罪忏悔。而战胜国的忏悔，却更是令人心酸的忏悔。
中国应该忏悔。中国土广民众，但内战不息，竟让小日本有机可乘，步步进犯，结果招架无力，一再受辱，实在愧对祖宗。
英国自应忏悔。本世纪初，日本的侵略野心就已经暴露无遗，但英国却与日本结盟，养虎为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又与纳粹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助纣为虐，造成全球浩劫。更可耻的是1941年，日本为了抑制中国的抗战，对中国进行封锁，此时，英国便与日本妥协，封闭了盟军援华物资的唯一陆路交通滇缅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攻占南洋地区，当日本打到缅甸，英国政府转而求我国派遣远征军入缅，援助在败中的驻缅英军。英国政府当年这样敌友不分，今天反思，能不惭愧？
美国也应该忏悔。日本已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时，美国还把大量废铁卖给日本制造枪炮。更令人气愤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5年2月在前苏联的雅尔塔背着中国签署《雅尔塔协定》，以侵犯中国利益和主权为交换条件，促使前苏联于德国战败后参加对日作战。美国政府这样对待抗日流血牺牲最大、奋战时间最长的盟国，能问心无愧吗？
忏悔的意义是警醒未来，希望在将来的日子里不再发生类似的悲剧。但是，别人能否忏悔我们是干涉不了的，自己忏悔后的警醒却是十分必要的。
在日本拒不道歉，右翼分子不断地美化侵略战争，否定类似南京大屠杀等等的事情面前，在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再度兴起的时候，通过这种种现象，回顾历史，我们将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当年日本果真是无条件投降了吗？
日本投降后，就有美国的有识之士提出来，美国也许做错了一件事，就是对日本过于仁慈了，并怀疑放过天皇裕仁也许是一个很不明智的决定。
据黎教授讲，观礼那天，随行记者手上都没有降书全文的复印本，但都报道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可是其后细看降书才发现，其中并没有“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字句，而只是写着：本代表（指受降代表）兹命令日本帝国大本营应立即对不论在任何位置之一切日本军队及在日本国支配下之一切军队之指挥官，命其本身及在其支配下之一切军队应立即无条件投降。
军队投降与国家投降，两者区别很大。1943年11月，中、美、英举行的开罗会议明确宣告，中、美、英三国对日继续作战“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
为什么到日本正式投降之日，无条件变为有条件，废除军国主义的日皇体制变为保全日皇裕仁的地位呢？要解答这两大问题，得从头说起。
日皇裕仁于1945年6月22日召集重臣及军方首脑，面谕开始讲和工作。当时日本的败局已定，裕仁寄望于前苏联出面“调停”，交战双方达成“荣誉的和平”。当时的前苏联对日本来说还是个中立国，并且曾和日本签订过中立条约，但是已于1945年4月5日宣布废除此约。
7月27日，日本驻前苏联大使佐藤第二次奉命请求前苏联出面调停时，中、美、英三国向全世界播放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其主要内容为：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日本的军队必须完全解除武装；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远铲除；日本战犯将交付审判，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所有障碍必须消除；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
《波茨坦公告》还警告日本政府，如不接受上列条件，日本将面临迅速而完全的毁灭。日本内阁于8月3日开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即“日本目前所应采取之唯一方策，即为接受波茨坦宣言”。但军部仍在内部鼓动少壮派准备本土决战，对内阁参议会自然置之不理，日皇裕仁也在求苏联出面调停。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约日本驻苏大使于8日晚会谈。6日，日本政府正在盼望不久有好消息从莫斯科传米之时，他们听到的却是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声。广岛全市顿成废墟，居民死伤无数。裕仁至此决心从速结束战争，因此更焦急地等待苏联的复音。佐藤8日得到的答复却是：苏联当天对日宣战。
8月9日，美国扔下了第二颗原子弹，长崎居民和广岛一样死伤无数。
8月10日，裕仁在御前会议决定，在不改变日本体制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当天瑞典政府受日本委托把这个决定转告中、美、英、苏四国。8月12日，美国以公开广播的形式答复日本，其内容为：“自投降之时起，日皇及日本政府之国家统治之权限，为实施投降条件起见，应置于采取其必要措施的盟军最高司令官限制之下。”
美国这样答复就等于同意不废除日皇，而只是使他的权力在必要时受制于盟军最高统帅。这完全违反了《波茨坦公告》中两大受降条件：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久铲除，日本战犯将交付审判。
谁都不能否认历史事实。日皇是三军统帅，各次侵略战争，从侵华至偷袭珍珠港，无一不是他决定进行的。这一点，有日本历次御前会议记录为证。日皇本来无法逃脱战争罪犯应得的审判，但是美国在他还没有投降前就答应他可以继续高高在上当“天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