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首席科学顾问萨克斯，就坚决反对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虽然美国研究原子弹就是在萨克斯的力荐下才开始的，但萨克斯却反对在战争中使用。同时，曾经上书罗斯福要求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和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也都反对在实战中使用原子弹。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主张动用原子弹的一方和不主张动用的一方的争论更加激烈。马歇尔和****生坚决支持对日的登陆作战不如动用原子弹，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美军的巨大伤亡。除一些科学家外，美军著名的将军艾森豪威尔也不支持动用原子弹，他认为日本的战败已经不可避免，使用原子弹毫无必要；还有些人认为仅凭美军对日本的战略轰炸就可以摧毁日本的战争经济基础。
但是，残酷的现实使得美国的决策者意识到，想让日本投降，或是登陆日本本土，那将造成美军的极大伤亡；如果动用原子弹来威吓，那样就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但战争就是战争，它不是以讲人道取得胜利的。况且，日本这个民族与其他的民族的确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
欧洲战场的战火于1945年5月7日就结束了，而太平洋战场的对日作战仍在继续，而且异常激烈；据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估计，也许还要再打18个月。为此，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与高级官员拟订了进攻日本本土的两个两栖攻击行动计划。第一个是“奥林匹克行动”，暂定于1945年11月1日施行。将动用美军陆军的11个师和海军陆战队的3个师，向日本本土最南端的九州岛发起进攻。参联会的计划要求美军占领九州南半部，建立起密集的机场网络，以加强对九州北部及日本主要岛屿本州的空中轰炸。如果从航空母舰和陆上机场发动的持续轰炸仍不能使日本投降，则将调集12个陆军师和3个陆战队师发起“花环”行动，于1946年3月1日进攻本州。这两个计划中，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都是：美军在进攻中还要损失多少人？
毫无疑问，这两个登陆行动和以后的陆上战斗必将是美军在整个二战中遭到的最血腥的战斗。无论进行哪种推测，最后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没人怀疑日军包括平民在内，将为保卫他们的本土决一死战。因为太平洋战争中发生的一切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经常看到成千的殊死顽抗的日军死于自杀，而不愿面对投降后的人道待遇，因为被军国主义思想所异化了的武士道精神将投降视为是军人及其家人的耻辱。
在“血腥的塔拉瓦之战”中，5000名日本守军殊死抵抗，最后除17名伤兵被俘外，其余全部战死。在塞班岛，陷入美第二十七步兵师重围中的3000多名日军还发动了大规模的自杀性近攻，日军的人性近乎疯狂。不仅如此，负隅顽抗的日军还向驻地的日本平民灌输盟军是“野蛮人”的思想，强迫他们以自杀行为反抗盟军的军事占领。一些不愿自杀的日本妇女和儿童都被灭绝人性的日军杀害。在冲绳，不到3个师的日军在受到美军空中和海上炮火的沉重打击后，虽然已毫无胜利或获救的希望，仍然面对数量、质量均占绝对优势的美军坚持抵抗了100余天。岛民们也在各种准军事部队或前线作战部队中负隅顽抗。
冲绳一役，双方都死伤惨重，日本军民死亡近20万人，幸存者多数自杀，被俘的约8000名日军几乎全是伤员，另有4000人躲入岛上的山中企图打游击。美军也损兵7万余人，其中死亡约12520人，仅在5公里的阵地上双方就倒下了3万具尸体。从3月初到6月末，有2000余架日本飞机对冲绳周围的美舰进行了自杀性攻击。美军13艘驱逐舰被击沉，37艘受重伤。
盟军的统帅们心中明白，面对日军的殊死抵抗，在“伤亡比”上，盟军并没有占多少便宜。因此，在盟军基本已稳操胜券的情况下，在此后的对日作战行动中，如何尽量减少自己的伤亡，自然成为了盟军方面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据美军参联会估计，对九州和本州的两栖进攻和随后的陆上战斗中，美军的伤亡情况是：在九州，阵亡和失踪21000～27500人，伤85000~105000人；进攻本州以及预计在东京平原的战斗将阵亡22500人，伤65000人。这与麦克阿瑟的估计也很接近。马歇尔则预计，登陆作战中美军至少要伤亡25万人，多则达100万人，日军方面的伤亡人数也大致一样。美海军因考虑到自杀飞机的威胁，更倾向于悲观的估计。
太平洋战区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也认为，进攻被强大的海空力量切断后路的岛屿的战例，不能被用做估计进攻有充足后援的日本本土时的依据。冲绳离日本本土的自杀飞机基地还有563公里，而本州离日本本土太近，到时，美国军舰就将成为靶子了。而且那时日军自杀性武器的数量将会数以千计，令人防不胜防。
在这些自杀性武器中，数KORYUD型袖珍潜艇叫人害怕。这种5人潜艇以16节的速度能在水下行驶40分钟，以2．5节的速度则可支持50个小时，一般装两枚鱼雷，鱼雷不够时，则干脆装炸药包。这样的潜艇日本每月可生产180艘，日本海军当时拥有540艘。另外，日军还计划到预定的美军进攻日期时，拥有740艘更先进的KARYU潜艇。这种两人潜艇也装两枚鱼雷或炸药包。日本海军还培训了“人雷”，即由潜水员携带装有触发引信的炸药包游到登陆艇上炸毁它。当时日军已组成了650人的“人雷”营，并打算在盟军登陆前组织到4000人。至于海岸边的浅水水雷就更不用说了。盟军的运兵船和两栖舰将是凶杀武器的首要攻击目标，这会给船上的登陆部队造成很大大伤亡。有人估计，登陆船队的海陆军伤亡将比冲绳高10倍。
同时让盟军的统帅们不得不考虑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日本人是如何对待盟国战俘和被捕的盟国平民的。在菲律宾被害的约10万平民有不少是死在美军即将解放马尼拉之前日军的大屠杀中的，至于在中国等地，日军的暴行更早已骇人听闻。
当然，在美军的心中留下最深阴影的还是日军残酷虐待不幸落入其手中的战俘的行为。从1942年4月巴丹陷落后，美、菲战俘的“死亡行军”，到修筑265英里的桂河铁路的27万名亚洲人和6.1万名盟军战俘分别死了87500人和12568人的严酷现实即可窥见一斑。战后的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被德、意军俘虏的235473名英、美战俘死亡4％（9348人），而被日本人俘虏的132134名美、澳、英战俘死亡27％（35750人）。
另外，美国通过破译日本密码，了解到日本正在本土积极备战的重要情报。情报显示，日军方已要求驻欧洲中立国的外交官了解德国在欧洲战场的最后防御阶段的情况，以便吸取教训。
其他证据也表明，日本正在制定战至最后一人的防御计划。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如果他们能成功地使美国人在九州作战中遭受难以接受的损失，使美国人民相信对日本的大规模登陆会带来美军的巨大牺牲，并使他们感受到日本军队和平民的决死战斗精神，美国政府就会在来自国内公众的压力下，取消或者延迟在东京地区的关键战役。这样他们就可能赢得时间来争取得到有利的投降条件或者是其他方式的谈判。
面对败局已定而又决心孤注一掷进行拼死抵抗的日本，任何在以后的作战中尽最大可能减少美军的伤亡就自然成了杜鲁门关注的焦点。
杜鲁门总统是美国三军的最高统帅，同时他又是一个政治家。在对待是否动用原子弹这个问题是，他还有另外的一种考虑。
美国为了研究原子弹可谓耗资巨大，如果不在实战中得以应用，那么，他就无法在国会和国民而前交待，那样人们就会怀疑花费巨资研制的原子弹的意义和价值。
在政治上，虽然当时美国和苏联是盟友，但是两国受到自身利益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区别，两国必定要成为敌人。因此，美国不会也不愿意让苏联在太平洋战场上以很小的代价取得很大的利益。杜鲁门一定要在苏联参与进来之前打垮日本的斗志。他要提高美国在战胜日本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上述种种问题的分析看，能够在战略上及心理上给日本人以沉重打击的手段，并尽快促使日本投降的最有效途径，就是使用那个令杜鲁门和军方极感兴趣的“可怕的新家伙”——原子弹。
更让杜鲁门心动的是，在世人面前展示一下这柄利剑的锋利，将会给美国在战后的世界地位铺下一块坚实的基石。这对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将是极大的诱惑，杜鲁门也难以拒绝这些。
但是，杜鲁门总统毕竟是政治家，在日本投降的问题上盟国给了日本最后一次机会——在《波茨坦公告》中，再次敦促日本投降。
7月28日，针对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首相铃木表示：“本国政府……除了完全不予理睬并坚决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以外，别无他图。”随后，陆军大臣阿南上将又在《告全军将士》中叫喊：“事已至此，夫复何言；惟有毅然保卫神州，将圣战进行到底而已。纵使啖草茹泥，匍匐山野，只要坚决战斗，相信死地自有活路……”
日本的强硬态度，促使美国人坚定了使用原子弹的决心。在决定使用原子弹攻击城市的问题上，军方的一致意见是：虽然不能以平民区为目标，但应对尽可能多的平民和最高决策当局造成极其深刻的心理影响。为此，有必要选择一个有军事和政治双重价值的大城市，并且为防止日本用盟军战俘作盾牌，不能事先警告；杜鲁门同意了这个意见。
最终，两颗原子弹落到了日本人的头上。
两颗原子弹当时造成了30万人的死亡，终于使裕仁天皇开了金口：“现在已经到了承受不可承受的结局之时了。”随着电波的传送，蛮横飘扬在他国的日本军旗，颓然落地。
虽然杜鲁门在战后回答人们向他提出的是否在决定向日本投放原子弹时很伤脑筋的问题时，做了一个轻弹手指的动作，并轻描淡写地说：“不，就像这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原子弹的杀伤效果在这位美国总统的脑子里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否则他不会拿这种武器与庞大的登陆计划及轰炸计划相衡量。
从杜鲁门的角度分析，他有百分之百的理由投放原子弹，但从人道的角度分析，死在原子弹爆炸中都是平民，这又让人难以接受，毕竟百姓无罪，但他们却作了那些玩政治人手中的替罪羊。
7.一个美国飞行员的证词
1995年5月11日，美国退役空军少将，唯一两次参与对日本实施原子轰炸的飞行员查尔斯·斯文尼在美国国会发表证词，用无可争辩的事实揭露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本质及其暴行：
“我是美国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我是唯一一位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轰炸的飞行员。在对广岛的轰炸中，担任驾驶员蒂贝茨上校的右座领航员，在对长崎的轰炸中，任编队指挥员。”
“作为唯一一个参与了两次对日原子轰炸的飞行员，我将陈述本人亲身经历的往事。我要强调指出，我所陈述的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有些人就是无视这些明显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与他们头脑中的偏见不符。”
“此刻，作为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人，我要陈述我的思考。观察和结论。我相信杜鲁门总统作出的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不仅符合当时的情况，而且具有压倒其他可能选择的道义上的必要性。”
就像查尔斯所说的那样，大多数参加过对日战争的美军将士，和那些被日本占领并被奴役过的人都会赞同他的这个看法：当年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是非常必要和正确的，那些对轰炸持异议的人或是出生在战后，或是没有受过日本的奴役。因此，他们的所谓看法和意见是非常片面的，不合情理的。
查尔斯在他的演说中说道，像他们那一代人的绝大多数，都是喜欢和平和最不希望发生战争的。他说美国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作为一个民族而不是骑士，我们不渴望那种辉煌”。但作为这样一种心情，日本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只能认为吉尔斯是在说“风凉话”。
查尔斯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他列举了日本在亚洲搞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认为那是所有法西斯为了对他国进行侵略而打出的漂亮的旗号，其实质是用此去掩饰最卑鄙的阴谋。
查尔斯说，这种“共荣”是通过对中国进行残酷的总体战进行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统治亚洲，并由此占有亚洲的自然资源和广袤土地。未有丝毫的怜悯和犹豫，日军屠杀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屠杀。这是犯罪。这是事实。
查尔斯之所以提到南京大屠杀，是因为日本的右翼势力置历史于不顾，极力抹杀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他们一边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一边又否定曾经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不能不激起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人士的义愤。
此后，查尔斯用大量的事实和有力的观点阐述了当时美国对日本动用原子弹的理由和必要，同时，查尔斯对现今社会上歪曲历史事实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