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以530票对32票通过了这项弹劾协议。这时议长才“吃惊”地看到了面前的那张解散令。他宣读了一遍，然后裁决说：“由于这是一个已被法定多数弹劾了的总理签署的，因而没有任何效力。”当然，议会最后还是接受了解散令。但戈林使用这种鬼把戏来达到目的，则刚刚是个开始。
1933年3月5日，德国又要进行新的大选了。从1932年最后一次选举看，纳粹党失去了200万张选票，而共产党则增加了75万张选票。这使纳粹党极为紧张，他们要寻找一个办法遏止共产党的影响，并且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2月24日，戈林派秘密警察搜查了共产党在柏林的办事处。然而，这是一个被共产党放弃了的办事处，戈林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戈林仍然宣布他找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共产党要发动一场革命。但是，公众对这件事的反映并不理想，甚至保守分子也对此持怀疑态度。很明显，他必须在3月5日大选前，找到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事件作为彻底打击共产党的借口。
2月27日晚上，凛冽的寒风扫过柏林街头。黑暗中，一小队早已隐藏在戈林家里的冲锋队员揭开地下暖气管道的盖子，一个接一个地钻了进去，这是一条直通议会大厦的地沟。这些冲锋队员每人都携带着易燃物品，迅速地来到了议会大厦下面。他们钻出地沟，把易燃物品撒在所有能燃烧的东西上，然后便悄悄地顺原路返回。不一会儿，一个几天前被秘密警察发现的、神经不正常的荷兰共产党员在秘密警察的精心安排下，偷偷地潜入议会大厦，脱下自己的衬衣把火点了起来。只两分钟的光景，议会大厦已是一片火海了。
戈林比谁来得都早。他头上冒着汗，嘴里喘着气，兴奋得有点失常。他立即断定，这是共产党人干的。他大声对秘密警察头子说：“共产党的革命开始了！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坐等，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共产党的干部一经查获，当场格杀勿论。今天晚上就把共产党议员统统吊死。”不用说，戈林很快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纳粹党就这样为大选排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后来，在1942年的一次宴会上，戈林酒后露真情，他得意地吹嘘说：“真正了解国会大厦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放火把它烧了。”说完还拍着大腿狂笑不止。
不一会儿，熊熊烈火在国会大厦燃起。在火光中，戈林露出了无比狰狞的面目。作为希特勒的帮凶，戈林为主子献上了一份丰厚的礼物。
自从1933年2月28日以来，即通过《国会纵火法》实行持续的紧急状态以来，诸如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就被取消了。现在，公开的恐怖便是“合法”。戈林可以为所欲为了，根据他的命令，政治敌人们，包括同性恋者和信仰耶和华的人，被一道驱赶到了集中营。在奥拉宁堡和帕彭堡，戈林让人将这些管教和刑讯的场所建造成“改造营”。
到1933年7月底，即希特勒夺取政权半年之后，“改造营”中政治犯的人数就已经迅速膨胀到了2.7万人。戈林在纽伦堡证人席上夸夸其谈地说，这些逮捕和拘留都是“国家在受到非法进攻时采取的紧急自卫，是一种国家政治行为”，而且在集中营里肯定会有残暴、拷打和“粗鲁的行为”存在。然而戈林却又宣称：“我早已经下达了要阻止这类事情发生的指示。”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
就这样，戈林既为后来清除共产党立了首功，又为希特勒赢得了合法实行纳粹恐怖的尚方宝剑。
4.从组建盖世太保到解决犹太人问题
1933年3月23日，伴随着国会通过《授权法》，希特勒获得了立法权，这标志着德国从此进入法西斯专政时期。希特勒为了便于纳粹统治全国，他首先迫使总理巴本辞职，继而让戈林接替其位置，并且给予了戈林代理外交部长的职务。此后，戈林就像一只巨大的蜘蛛，不断喷溅着毒汁，在一个个角落里编织着权力的网络。
首先，他建立了国家的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盖世太保本是柏林市警察局长冯·勒韦楚组建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制止纳粹冲锋队的无法无天行为。希特勒发现勒韦楚的企图后，立即让戈林解除他的职务。戈林发现这个秘密特务组织非常合乎他的要求，因此，他将勒韦楚的组织划归他直接掌管的普鲁士内政部。从此，盖世太保逐渐发展成一个无孔不入的恐怖组织，成为纳粹暴政的象征。
其次，戈林创建了情报研究所。这个以电子研究为幌子的情报机构，实际上是一个当时世界上装备最精良、技术最先进的特务组织。戈林将研究所分为若干个语言区，监听通过德国陆地的通讯线路和附近的海底电缆，获得的情报可以使纳粹对国外的动态迅速作出反应，占取主动权，另一方面也使戈林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其他权力竞争对手。
在通话的高峰时间，戈林手下有多达3000余名工作人员在监听国务总理办公厅、各部委、党务办公室和大使馆的电话线。监听专家们昼夜不停地破译着密码文章并做着记录，用以满足他们上司对来自政治和私人方面的消息的饥饿感。不论是约瑟夫·戈培尔和莉达·巴罗瓦之间极个人的窃窃私语，还是外国通讯记者之间进行的政治讨论——戈林手下的监听人员都勤奋地逐字逐句地做着记录，尽管这种工作是如此的乏味。
纳粹力量的壮大，本来与冲锋队的鼎力相助有关，戈林就是冲锋队的最早队长之一。然而纳粹上台后，冲锋队变得无事可干，认为在权力分配时没得到相应的照顾。其头目罗姆迫切要求进行“第二次革命”，企图将国防军并入冲锋队。反对这项计划的不仅有国防军的将领们，而且也有罗姆的党内对手，首先就是戈林。由于罗姆不断向戈林掌握的各机关安插特工人员，所以这两个纳粹元老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戈林极力劝说希特勒以最严厉的手段镇压罗姆及其冲锋队。
希特勒亲自领导了南部的谋杀行动。戈林和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柏林和北德采取行动——对于戈林来说，这又是一个在希特勒那里毛遂自荐甘为刽子手的机会。在他曾经就读过的柏林利希菲尔德军官学校里，他让人枪杀了43名所谓的暴乱分子。这是纳粹政权实施的首次集体大屠杀。就是在纽伦堡，戈林也不为此感到懊悔：“冲锋队是怎样一群反常的强盗啊！我把他们消灭了是一件好极了的事情，否则他们就会杀死我们。”
希特勒非常高兴他“最忠诚的追随者”在危难时刻能作出如此“冰冷”的反应。戈林这位久经考验的勇士证明了自己是可靠的。他在意识形态上不是那么坚定并不影响什么。
他盲目地服从希特勒并享受着他的信任。仅仅是希特勒的到场就足以使他丧失判断能力。他曾对经济部长哈雅尔马·夏霍特说起过：“我努力克制自己，但是每一次当我站在希特勒的面前，都感到非常害怕。”这首先是对希特勒那使他成为甘心效劳的执行者的权力的敬畏。
戈林在内心里早已跪在了希特勒的面前，犹如献身于一个神祇般的崇拜偶像。“谁只要多少知道一点我们这里的情况，”他于1934年让人在他的《民族建设》一书中写道，“他都会明白当元首愿意给予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同样多的权力。只有追随元首才可能真正地有权势，将国家强大的权力握在手中，但若违背他的意志，哪怕只是惹他不高兴，也会立即失去全部权力。元首的一句话可以弄倒任何一个人……”戈林的献身是值得的。
8月2日，希特勒接任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总理和总统的职位合二为一。为酬报戈林，12月7日，希特勒签署两个命令，一是他不能视事时，戈林可全权处理一切事务；二是明确戈林为他的接班人。这样，戈林在纳粹党中的权威地位已不可动摇。
然而戈林的胃口却永不会满足。从1935年开始，他突然关心起了经济问题。为此，他排挤了纳粹的经济理论专家沙赫特，将德国经济纳入战时轨道，剥夺犹太人的财产，其本人也很快成为德国经济领域的无冕之王。
与此同时，他把空军作为自己的私有领地，不许任何人染指，并毫不隐讳地表明，他希望晋升为空军元帅。为了安抚他的情绪，希特勒于1936年夏天晋升他为四星上将。
早在夺取政权以前，戈林就已经作为快速扩充军备的极端拥护者而出名了。现在身为空军总司令的他，负责把耗资巨大的需要大量原料的空军军备生产推向前进，从而使希特勒拥有一个强大的进攻武器。“我作梦都想拥有一支空军，”他在飞行少尉们上路前的宣誓典礼上忠告他们，“如果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它便像一群复仇的野兽凶猛地扑向敌人。敌人应该在和你正式交手前就已经感觉到了失败。”
在1935年夏天——时值刚刚公布了普遍服役义务——戈林便敦促希特勒将空军当时的实力扩大两倍，然而由于缺乏原料，那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打算。为了改善原料状况和“确保继续自卫反击”，希特勒于1936年4月再次授权他的多功能武器戈林，让他负责原料和外汇。
希特勒在一份绝密的备忘录中要求德国军队必须在4年内具有“随时可供使用的能力”，以及德国的经济具有“适合战争的能力”。对此他不允许有异议。对于希特勒来讲，经济问题是“意志问题”，而且他相信戈林具有这样坚强的意志。“他是我所有的人中最好的一个……他是一个坚毅果敢的人，知道什么是必须做的，并去实现它们。”
尽管戈林在经济问题上是个门外汉，希特勒还是于1936年10月在上萨尔茨山的一次散步中授予他一项职务，从而使得他成了国家中第二号权势人物。作为“负责4年计划的专员”，戈林根据最高当权者的命令，负责推动军备生产，“为德意志民族争取到获取食物的自由”，但是首先应该搞到原料和外汇，以便为希特勒的“和平中的战争”作准备。
“不要黄油要大炮，飞机、坦克、轮船现在比个人消费或者比巩固的国家财政都要重要。”这就是戈林的指导原则。对于受人尊重的帝国经济部长和帝国银行主席哈雅尔马·夏霍特等专家们的警告，戈林则置之不理。他现在和实行独裁统治之初一样，用尽一切手段，不顾任何反对，强行推行希特勒的政策。只要一笔一笔地合计一下，就会看出：无节制的军备导致了被迫决定发动战争，以避免国家在财政经济上的崩溃。
“扩军备战的结果是不可预见的，”戈林1936年12月告诉工业巨头们，“如果我们胜利了，那么我们的经济将得到足够的补偿……不可以去计算花费了多少……我们现在是在以最大的投入作赌博。有什么能比接到扩军备战的定货更值得呢？”
1936年12月2日，戈林在空军领导层面前讲得具体些：“整个形势非常严峻，但愿1941年前能保持安宁。但是我们不得而知，纠纷是否会提前到来。我们已经身处战争之中，只是还没有开枪罢了。”这只告诉了一半的真实情况。
和希特勒一样，戈林也不愿意放弃沉浸在欢呼的海洋中的机会。他公开宣称随着德国军队的进入将有步骤地实现恐怖政策。他叫喊：“维也纳这座城市不能再称作是德国城市。这里有30万犹太人，所以不能称它是德国城市。”还在欢庆统一的时刻，戈林就下令立即仔细地使贸易“雅利安化”，并强迫犹太人流亡国外。现在这位“负责4年计划的专员”也在德国驱逐犹太人了。自从戈林作为国会主席于1935年9月在纽伦堡市颁布《种族法》，以及利用这个机会宣布将纳粹标志“作为反对犹太人斗争的“神圣标志”以来，在法律面前，犹太人已被看作是二等公民。
尽管戈林的反犹太主义还没有像那个约瑟夫·戈培尔一样极端到灭绝犹太人的程度，然而在宽容的表面后面仍然隐藏着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仇恨。这种仇恨早于1925年在瑞典的精神疗养院良波罗就已引人注目，并使他在“第三帝国”中成为迫害犹太人的推动力量。
戈林甚至在老朋友面前也不掩饰这种仇恨。当一位过去曾受他指挥的歼击机飞行员的犹太珠宝商人向他忧心忡忡地报告仇恨犹太人的恐吓信时，最初他还表现得很友好，“你们不用担心，我会关照这件事的。”但是当那位请求者随后表示要成为德国人时，戈林盛气凌人地斥责他说：“对一个从前的战友，我已做了一切，但是我要剥夺你成为德国人的权利。你永远也不是德国人，你是犹太人。”
根据戈林的观点，必须“用尽一切手段”将犹太人从经济中清除出去。尽管他批评由约瑟夫、戈培尔于1938年11月9日策划的在“帝国水晶之夜”中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但这并不是出于对犹太居民们的同情，而是纯粹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我更愿意你们杀死200个犹太人而不是毁坏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