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坐下来喝茶，海阔天空地聊开了。我说，美国和西方的艺术家用废旧的机器为材料搞一些气魄很大的“大地艺术”，开始，我和很多人一样不理解，今天，我似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翁先生说：“现代的世界高度发达，新东西层出不穷，汽车、电视、电冰箱用不了几年就过时。很多国家还规定了汽车行驶多少公里后要淘汰。因此，现代人如果不注意环境保护就要生活在垃圾堆里。把旧车、旧机器做成艺术品，既解决了垃圾的出路，又美化了环境，同时还赋予旧物以新的生命。”画家陈先生接着说：“艺术家就像屎壳郎一样。”我们禁不住畅怀笑了起来。真是“话粗理不粗”，它那么形象地为艺术家造了像。
谈着谈着，我们的话题自然地转到了“香蕉”上来。我说：“翁先生以‘香蕉’为题的系列作品很好，对中国人，尤其是对那些‘香蕉’们有一定的启发。”翁先生说：“这个议题虽然提了出来，但还有一些问题要深入探讨。中国人黄皮肤这是永远改变不了的事实。而出生在海外的炎黄子孙要融入到白人社会中去，他的思想行为还保持中国人的一套也是不可能的。”陈先生插话说：“日本人似乎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说：“关键是国家要强大，人民要富裕。改革开放后，中国掀起了‘出国热’，当然出国的原因很复杂，但其中大部分是为了多挣些钱，过个好日子。近几年，中国的经济上去了，出国的人不像以前那么多了。而以前出去拿了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的人纷纷‘回流’。”我们似乎得出了一个统一的结论：什么时候在中国的老外们议论起“白皮黄瓤”了，那中国就算真正强大了。
这次聊天简直成了一次座谈会。我们又谈起了艺术问题。陈先生说：“前几年北京搞了个人体油画展，弄得沸沸扬扬。”我说：“当时，我不在国内，但我知道一点情况。一部分人认为，人体是学西洋油画的基本功，人体是最美的；而有些人认为把人的身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伤风化，这属于‘扫黄’的内容。”翁先生说：“刘海粟几十年以前画模特的事件在上海掀起轩然大波，想不到90年代还会发生这种事。”陈先生接着说：“一个画派，一种思想要被所有人接受有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当年的印象派、野兽派，还有美国的垃圾箱画派刚出现时也为很多人所不齿。，，我说：“的确如此。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封建社会统治了几千年，还有这么多的文盲。思想上的禁锢可想而知。我理解后一部分人的心理，他们是怕观众看了裸体画后产生对‘性，的联想。”翁先生说：“那很可笑，第一，凡是涉及到‘性’就是‘黄’，这似乎不合情理；第二，人家要‘联想’，你想什么办法也没用。在封建社会里，女人的标准是‘笑不露齿，行不露足’，难道今天的姑娘因为怕人‘联想’而不穿露大腿的裙子？！”陈先生说：“这十几年来中国已经开放多了，文艺界的条条框框也少多了。”我说：“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所在的中国展览交流中心还举办过劳森伯格的作品展。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这些年也出了一些好作品，如罗中立用超级现实主3Z．手法画的‘父亲’给我很大的震撼。有些事原则很好提，但在实践中很难把握。在交通和通讯如此发达的当今世界上，既要吸收外国有益的东西，同时又要保持民族的特色是很难办到的。”翁先生很有感慨地说：“现在中国人一穿西服，民族服装就看不见了。”陈先生接着说：“可口可乐一涌入，北京的大碗茶还有吗？”我答道：“很难找到。
我活了50岁，我就亲自看到我们丢了很多东西。我小时侯家乡的民间刺绣很发达。每年夏天，妇女要为丈夫和孩子做拖鞋，鞋帮上绣的花样图案很漂亮。但是现在的姑娘恐怕连补个窟窿都不会。”（实际上，现在农村人也不穿带补的衣服了。）
不知不觉中，时钟敲过12点。我们虽然谈兴正浓，意犹未尽，但不得不起身告辞。翁先生送了我一件礼物：一个烧制的竹节形的笔筒，希望我在“挥毫”时用。我对这件礼物是十分喜欢的。
中国文化日
刘备在临终前对阿斗说过两句话：“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这两句话虽然道理简单明了，但做起来却不容易。
1997年9月，我已超期“服役”3个多月，文化部也同意我10月初回国。我这时已开始打点行囊准备“打道回府”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惠灵顿郊区的一个小镇负责青少年教育的官员来信说，为了使该镇的小学生在假期有丰富的文化生活，镇上拟于10月初举办“文化周”活动，希望中国使馆搞一个“中国文化日”。节目内容只要与中国文化有关即可。他特地提出能不能教孩子们做一两个中国孩子最喜欢的游戏。
这一下我可犯了难。我的行程已经定好，准备交接工作。我向大使请示这个活动要不要搞。大使很通情达理地说：“在这样的节骨眼上出现这样的事的确很为难。这事虽小，但意义很大，要是你身体行的话，只好让你辛苦了。”他一再向我保证使馆其他部门一定会积极支持和配合的。
大使的话说到这个地步，下面就是怎么搞的问题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像浩瀚的大海一样。我挖空心思想了半天，终于拟出了一个方案：中国=h3画表演，儿童舞蹈和游戏，中国民乐演奏，还有中国食品品尝。那位官员一听这样丰富的内容，非常高兴。
这个“中国文化日”，唱主角的是STAN一家。他的女儿有一帮小“香蕉人”同学会跳“扑蝶舞”。但是由于很长时间没有跳了，动作有些生疏。当她们的家长们得知这个消息后，热情十分高涨。她们自己掏腰包买了布料，缝制了舞蹈服装。这种精神怎不叫人感动！
中国食品种类繁多，搞些什么我拿不定主意，我向厨师小倪讨教。他说：小学校里肯定没有大火和炉灶，不能搞烹调，最好是包饺子。这一下真是为我指点了迷津。包饺子可以发动使馆的夫人们一起干，学生们可以观看全过程，还可以亲自尝一尝。于是我把采购任务交给了小倪。
“中国文化日”放在其它“日”的最后，可以说是“压轴戏”。但是，能不能压轴全看我们的临场发挥了。
那天，我们起了个大早。文化处全体，还有能参加的夫人们，带上炊具和米面，把两辆面包车装得满满登登。舞蹈队的家长们开了十几辆小车，这个庞大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小镇。
“文化日”在镇上的一个多功能厅举行。那位官员讲了几句话，然后由我主持节目。第一个节目是“扑蝶舞”。10位穿着色彩艳丽的中国民族服装的小姑娘上了台，她们手拿中国折扇，迈着轻盈的步子翩翩起舞。新西兰的孩子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舞蹈，他们抬着头，张着嘴，一个个看得出了神。
接着，STAN的女儿DIANNA和另一个女孩子表演了古筝。她们完整地演奏了“渔舟唱晚”的古典乐曲。这首乐曲是古筝曲的代表作，难度也很大，但是她们演奏得很好，台T响起了一阵阵掌声。
然后，我用二胡和箫作了表演。孩子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两种中国民族乐器。我于是作了简单介绍。我告诉他们，二胡是中国特有的乐器，中国人把它叫做“TWO—STRINGED VIOLIN（两根弦的小提琴）”。“箫”与西方的横笛虽然同属管乐乐器，但“箫”是竖着吹的。最难的是，气是从顶部的小孔中吹进去，难度很大。我为孩子们吹奏了我童年时最喜欢的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看见孩子们都陶醉在优美的乐曲声中。我想，这不是我吹得好，而是乐曲本身的旋律和曲调太美了。可见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歌舞表演结束后，我和小演员们来到台下。STAN摆开了一张大桌子，开始表演中国画。我则带领孩子们做游戏。
我琢磨了半天，现在的儿童游戏已达到了“世界大同”：游戏机、机器人……到底什么样的游戏才是典型的中国游戏。这时，我们猛然想起了小时候玩的“老鹰抓小鸡”。
我让小“香蕉人”排成一队，小学生们也纷纷举手要求参加，我同意了。好在游戏难度不大，我讲了讲游戏规则。然后让其中的一个孩子出列当“鹰”，面对“老母鸡”率领的“小鸡”们。“小鸡”们一个个抓住前面“小鸡”的后襟时，队列很像一条色彩鲜艳的“龙”。当“老鹰”左右跑动要抓“小鸡”时，“龙”就舞了起来。新西兰的孩子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他们发出了阵阵欢呼声。做了一次示范后，学生们自动地组成了几条“龙”。他们玩得是那样高兴，简直有点忘乎所以。我心里也特别高兴，想不到一个中国游戏就这么快被新西兰的孩子们接受。一个小“香蕉人”的妈妈对我说：“邱先生，您这个游戏可以在新西兰申请专利呀！”我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算了吧！中国的四大发明都没有申请专利，60年代中国人发明的牛胰岛索也没有申请，我这个就算是送给新西兰的一件礼物吧！”
我教完游戏后，到STAN那里看了看。他的桌子边上围了一大群孩子。STAN在画他最拿手的金鱼。他画的速度虽然很快，但架不住要的人多。一条条金鱼带着鲜艳的水彩就被孩子们“抓”走了。
孩子们玩“老鹰抓小鸡”足足有1个小时。这时，我到厨房看了看。我原打算让孩子们看看使馆的夫人们怎么包饺子，但是他们都愿意做游戏和看书画表演，所以这里显得很冷清。我对大使夫人和小倪说：“今天来了这么多孩子，加上使馆的人，共有200多张嘴，按每人10个饺子算，至少也得包2 000只饺子。咱们快包吧！”于是夫人们行动了起来。
我看着人手不够，便拿出我的看家本领——擀皮。
由于厨房的火小，锅也小，煮出来的饺子供不应求。孩子们吃得那份高兴劲甭提了。有的孩子向我提出带几个饺子回家给家里人尝尝。我说每人最多可以带5个，这样一来，使馆的人每人只能吃上两三个。
下午，“文化日”场地移到另一所学校。闭幕时，那位官员说：“今天是本届文化周中内容最丰富，也是最精彩的一天。我一定要给你们大使写封感谢信。”
一天下来，我们虽然都饿着肚子，一个个口干舌燥，但心里都特别高兴。也许这是我在新西兰期间做的最小但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件“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