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发展到这里我以为可以结束了。但是葬礼过去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一个陌生的女士打来的电话，她说她是s老太太的亲生女儿。她告诉我，HH还在老太太的房子里住着，他应该回中国去了。由于他不懂英语，她希望我做做HH的工作，让他尽早回中国去。按理说，我没有义务和责任去管这件事了，但我又不好推脱。我借口说工作忙，过几天我如果看见他跟他说说。我向大使作了汇报，大使很同意我的做法。他说，以前，S老太太是使馆的朋友，现在HH是老太太邀请来的，是新西兰使馆发的签证，我们就不能再管了。
又过了几个月，一个星期天，我们在海边钓鱼。我看见一个穿着脏兮兮几雨衣的人向我走来，我定睛一看，原来是HH。我正惊奇着，他已经走到我身边。“邱先生，您好！”我脱口也说了声“您好。”我正要问问他的近况，他就慌慌张张地走开了。
再以后，我听说他加入了“新华人协会”。
对于这个故事的结局，我似乎想知道，但又不想知道。
不过我可以肯定，这不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新华人
有人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和中国餐馆。新西兰虽然地处地球的边陲，但这个美丽的岛国人口少，平和、安宁，是人们向往的居住地。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在新西兰的华人有五六万。
在我赴任之初，澳大利亚曾刮起过一股小小的风波，中国去的留学生日子不太好过；但在新西兰倒还算平静。只是政府的个别高官曾在国会里提议反对大量吸收亚洲移民，但遭到激烈的反对，因为亚洲移民大多是经济移民，如果不吸收亚洲移民，就等于把财神爷拒之于门外。
华人一般很会过日子，又能攒钱，所以他们的小日子过得都很好。我因为工作上的需要，接触了各种年龄的华人。
W女士是维多利亚大学的中文教师。她为了让学生了解中国，经常来文化处借录像带。我总爱叫她W教授。她总是谦虚地说不要这样叫她。其实，一个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40多岁的老师，在国外教授中文，难道还不能当个教授。不过，这个“教授”是我给她评的职称。
W女士的丈夫Z先生是地质科学家，在新西兰地震局工作。他赶上了“****”的尾巴。由于他出身于医学世家，所以父母在那场“史无前例”中也吃了不少苦头。Z先生当上“新华人协会”主席后，协助我在下哈特搞过一个儿童画展，很成功。后来，他还代表新华人到国内参加华人大会，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ZW夫妇买了新房子，几次邀请我去做客。我因为工作忙一直未能去。直到我卸任前才抽空去看了看。房子的地点虽然偏远些，但很幽静。一楼一底，共有七八间。对于住惯了“鸽子窝”的中国人来说，这座别墅显得很奢侈。ZW夫妇有一儿一女，小女儿是在新西兰出生的“香蕉人”，圆圆的脸蛋，亮晶晶的眸子，可爱极了。她居然能讲一口很标准的普通话。这大概是当“教授”的妈妈的功劳。
另一对夫妇的姓正好相反，先生姓W，夫人姓Z。W高高的个子，性情平和，一副典型的“中医郎中”的脾气个性。中医在新西兰的大多数人中还得不到认可，所以他们开始时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是，有一次，W用推拿法为一个到处投医但到处碰壁的女士看好了病，没有打针，没有吃药治好了她的“顽症”，这真是太神了！这位女士于是成了“活”广告，一传十，十传百，W一下成了“名医”。现在，他在惠灵顿的“王府井”——古巴街开了个中医诊所，收入不菲。
有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一定有一个能干的女人。Z女士的确是这样的一个女人。Z女士出身于干部家庭，来新西兰以前在武汉市政府部门工作。我敢断定，W如果干外交一定是一把好手。诊所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中医药材，而新西兰对动植物的进口有非常严格甚至苛刻的规定。这就是z女士的“专利”，每次到货，不管费多少周折，她总是能把药材取出来。而凭W先生那个慢腾腾文绉绉的样子要取来药材，恐怕是“黄花菜都要凉了”。
Z女士是一名“文化积极分子”，我经常拉她的差。她是一个热心人，只要我要她帮忙，她可以丢下家务和工作欣然应命。我在“打道回府”前，接到下哈特市政府一位官员的来信，邀请我文化处组织一次“中国文化日”活动。虽然临行前肯定忙得不可开交，我还是答应了。
我对这个地方不熟悉，所以拉着z女士同去。她挺着五六个月身孕的肚子，亲自开车转了很多的圈儿才找到了那个地方。不过，她的开车技术我不敢恭维，有点像她的老祖宗“莽张飞”。
他们的女儿可能承继了父母的优点，很文静，也很懂事。这个半“香蕉人”的理想是长大后到中国去上大学，学中医。我想，中医中药要推向世界，不仅需要w先生，还需要小“香蕉人”的努力。
一个铜板有两面，Z主外很能干，但要说做家务，尤其是做饭，她绝对不是一把好手。后来她听说我擅长包饺子，一定要我去她家过周末。我去了几次。每次她吃的饺子最多。也许是她肚子里还有一个小“香蕉人”的缘故。虽然包饺子很累，但我们过得很愉快。
WZ夫妇得知我要离任感到很惋惜，一再要我去做客，为我饯行。不过，他们有一个条件，要我带上“礼品”——我的字画。我无可奈何，只好挑出一幅临摹得比较满意的徐悲鸿的马，又“挥毫”写了几个字才去“赴宴”。
黄大哥和张大姐
黄大哥和张大姐是一对恩爱夫妻，因为：我和他们关系密切，所以我分别叫他们为大哥和大姐。
我和黄先生夫妇认识虽然比较晚，但关系却非同一般。黄大使的秘书小付回国前对我说，黄夫妇很喜欢中国书画，你可以经常去他们家玩玩。’
黄大哥和张大姐就像他们的姓一样普通，但他们的经历却很坎坷。他们原籍广东，由于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他们夫妇都受到冲击。张大姐是一个很有智谋的女性。在黄大哥面临被揪斗的情况下，大姐保护了他。70年代，夫妇二人到了香港。在既无资金又无住所的情况下，他们开了一家印刷厂。后来厂子发展了，他们变富了。90年代初，黄先生一家到新西兰定居。
黄先生的家在离惠灵顿市区较远的上哈特镇上。他们的房子很大，环境也很幽静。一楼除了车库是一间百十平方米的客厅，二楼是几间卧室、厨房和一个小会客室。按中国的标准衡量，这样的住房太豪华了，但在新西兰，这是很普通的民宅。张大姐很能干…她不懂英语，但通过了考试，拿到了驾驶执照。她开玩笑说，她在家里身兼数职：家庭主妇，每天烧饭洗衣带擦地；护士，这原本是她的老本行，黄先生在香港得过鼻癌，治愈后，大姐花了很多钱为他调养补身体，所以黄先生能恢复得这样好；张大姐还兼当司机和翻译，黄先生不会开车，出行离不开大姐，黄的普通话说得不太好，张大姐是当然的翻译了。
在小付夫妇的引荐下，我去了黄家。黄先生夫妇见到我特别高兴，他们把我迎进了屋。我发现他们的客厅和走廊里到处是中国的工艺品和书画。我们一坐下，张大姐就忙着做饭。中午时分，我们在他们宽敞的阳台上吃大姐做的粤菜。
大姐最拿手的是烧肉，一块方方正正的五花肉，经她这么一做，又香又嫩，而且一点不腻，连我这个不太爱吃肥肉的人也停不住地吃起来。以后我只要去他们家，大姐总要额外给我捎一块回家。
为了换一下口味，我提议包一顿饺子吃。这一下我成了大拿，因为黄先生他们不会包饺子。老张买好了上好的鲜肉，在自家的园子里割了一把鲜嫩的韭菜。我们一边包一边聊，包完饺子，大姐把技术都学了过去。由于有新手，饺子的样子不好看，但味道是那样鲜美。
吃完饭，我们在一起卡拉OK了一番。说心里话，在一周的紧张212作后，能有这样一个去处说说唱唱，再满足一下口福，那是一种真正的休息和享受。老黄老张十分友好，每到周五总要来电话要我去玩。但每个礼拜天都去总不好意思，所以有时不得不找个不大不小的借口推拖婉谢。
黄夫妇很喜欢我的书画，后来我5L约了画家陈康渭一起在他家搞了一次笔会。我给他们在进门的地方写了一个横幅：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老张属马，我把自己临摹的徐悲鸿的群马送给了他们。虽然我一再声称，这幅画登不得大雅之堂，但他们还是花了不少钱装裱，挂在二楼小会客厅的中央。
有一次，黄先生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他有一位好朋友叫“潘有威”，是个穷教师。他想送他一件礼物，如果在街上买件商品送给他倒是又简便又省事，但未免有点俗气。他想了半天认为送一幅对联最好。但是考虑到我工作这么忙，又不好启齿。我听了他道出的原委，一口答应下来。老黄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我挖空心思用潘有威和他是个教师这个特点写了一幅对联：
学子遍四海，一无所有亦富有；
桃李满九州，两袖清风更威风。
我的对联在老黄老张那里出了名，1998年年底，他们又发传真给我，要我给大姐在美国90高龄的叔叔“张荣健”写幅寿联。我动了动脑筋，写了一幅中堂：
九秩良骥足犹健，
百岁公孙树正荣。
张老先生在当地是一位很有名望的老华侨。我写的中堂在他90华诞那天登载在当地的报纸上。黄先生特地把剪报给我寄了一份。
老黄老张的子女现在都已长大成人，并有了很好的工作。他们老两口本可以安度晚年，但他们并没有坐在家里吃老本，我和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没有因为我回国而中断。1998年夏天，老黄和老张回国来，我实现了他们要在我家吃饺子的愿望，在简陋的斗室里使出“北京人”的看家本领招待了他们。只是因为房子小，我不能让他们在寒舍下榻，想来他们是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