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看来，文化部门在世界上所有国家里都是“清水衙门”。新西兰政府每年的预算中给文化部的拨款不过2 200万新西兰元（1新元～5元人民币）。文化基金大部分来自“六合彩”（Lottery）彩票董事会。1995年度，文化部从那个董事会得到7 000～8 000万新元，但其中用于国际文化交流的只有40万新元。用这一点点钱来开展对这么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那真是杯水车薪了。无怪乎新西兰无力与其他国家签订文化协定。
把赌场上的收入用于文化事业，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发明。新西兰现有两个赌场：一个在南岛的基督城，另一个于1996年在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落成。赌场一出现，犯罪率总是要上升。因此，在惠灵顿是否要建赌场的问题上，报纸上进行过激烈的争论。由于各执其词，所以至今未有结论。
新西兰自然条件良好，曾经培养出良种赛马，所以赌马也很风行。由于电脑和电视的发展，人们不一定要亲临现场去赌马，街头巷尾到处可以赌一把，赌马的收入中很大一部分也贡献给了文化事业。
我费了很大劲终于把理事会的头头脑脑请了来，请大使出面吃了一顿饭。宴会上他们一个劲向我“哭穷”，我的计划也便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国家博物馆
有人说，看一个国家的博物馆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此话不无道理。新西兰这个只有360多万人口的国家有600～700个博物馆和美术馆。我们在外出中发现，即使在一个几千人居住的小镇上，至少也有一两个博物馆。
在首都惠灵顿市，有一座博物馆，由于建筑比较陈旧，同时也由于地点偏僻和藏品数量膨胀，文化部决定重建一个新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在规模上要成为南半球最大的博物馆。政府计划投入2．8亿新元。到1997年我离任时所花资金已达3亿新元（约合15亿人民币）。
经过认真的论证，馆址选在面临港湾的水边。这个地方人来车往，是吸引观众的最佳位置。但是，在这块地皮上，原来有一座名叫“博物馆”的旅馆。这个高达十来层的建筑重量有几万吨。为了节省开支和不影响营业，博物馆请来专家，硬把整座房子装在轮子上，向旁边上移动了300米。从此，这座旅馆得了一个外号：“轮子上的旅馆”，在惠灵顿传为佳话，人人皆知。
当然，对选址问题，报纸上也曾议论纷纷。有人认为，一座花费巨资建设的国家博物馆放在水边，如果发生地震或海啸，这个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后来经过地质地震学家反复论证，认为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新西兰对大型项目的立项是十分谨慎的。
1997年初，博物馆已经封顶，外装修也已基本完成。我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来了个“先睹为快”。展览部主任为我开了一次“小灶”。这座博物馆规模宏大，设计新颖，可以和波士顿由贝聿明设计的“波士顿美术馆”相媲美。博物馆保持了原来自然史、人种史的展览构架，尤其是毛利馆的面积最大，设*-k属一流水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具鲸鱼的骨架。因为太大，在封顶以前就放了进去。据介绍，这条鲸鱼几年前撞死在一条大海船上，它的骨架在海滩上晾了几年，现在还滴着油。使我吃惊的是，这么一条长达20来米，骨架重达十几吨的鲸鱼才是两三岁的娃娃。新馆还增加了多功能厅、餐厅和游艺厅。这样，博物馆能有一定的收入，以补贴这座现代化建筑维修保养的开支。
想不到我是第一个在博物馆参加活动的外交官。新西兰龙舟俱乐部要在海湾里进行一次全国性的龙舟赛。我被邀请去和惠灵顿市长主持开赛仪式。仪式在一个未完成内装修的大厅里进行。我发表了一篇讲话，祝贺龙舟赛获得成功。
在离任前夕，我拜会了博物馆的馆长萨瑟兰女士。我知道她很忙，这么大的工程，里里外外都要她操心，的确不容易。她从她的经历谈到了工作，最后还道出了种种苦衷。比如说，为了设计新馆的标记（新馆取了个毛利语的名字TEPAPA，馆标是一个像拇指指纹的螺旋图案），花了一点钱。于是，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质问她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去买一个莫名其妙的连小学生都能画得出来的馆标·萨瑟兰最后无奈地说，要做事总会有人说三道四。不少人说她是女强人，我也有同感。
高雅音乐
一般的西方国家都有一支或几支交响乐队，新西兰也不例外。“新西兰国家交响乐团”成立于1946年，是一支有很高水平的交响乐队。我到任之初，看到报纸上报道说，该团的经理马克锐意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国内的文艺团体也在改革，我去拜访了他，也许能取到一点“经”。
马克胖胖的身材，戴着一副很厚的近视眼镜，一脸“布袋和尚”的笑容。他热情地和我握手。当我说明来意后，他告诉我，这个乐团每年从文化部得到拨款700万新元。但是，由于演出少，物价又不断上涨，所以多年来总是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马克接手后进行了大胆的改革。首先精简了机构，在业务上对每个演出人员进行了考核，然后又聘用了高水平的指挥（国内找不到就不惜重金在欧美国家或澳大利亚聘任）。此外，马克还千方百计地搞创收，如灌制唱片和CD。几年下来，这个乐团有了转机，每年基本上收支持平。
我把这些情况写了个简报，意在给国内的乐团提供一点信息。
但是，到1996年，该团庆祝建团50周年之际，报纸上出现很多文章，说乐团债台高筑，甚至没有经费搞一台像样的节目来庆祝自己的生日。这时，马克正要去中国参加一个会议。因为是老朋友，马克在临行前来和我话别向我倾吐他的苦衷。他说，这几年虽然搞了点改革，由于这个乐团人员多（演员近100人），乐器大多年老失修，买又买不起；尤其是去其它城市演出，演员的机票费和乐器的运输费一付，全团半年的经费就没了。我问，早就听说你们要去香港演出，为什么没有消息了？马克叹了口气说，在国内都不敢动，何况出国呢。我很为他感到遗憾。
交响乐团过生日的窘境在报端披露后，不同阶层的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像交响乐这样的高雅音乐年轻人很少看，只是有钱人愿意看，国家没有必要养着这么一个乐团为少数人服务；也有人认为，一个国家连一个交响乐团也没有实在丢脸。争论的结果莫衷一是。
交响乐团过生日的事弄得沸沸扬扬。文化部责成有关部门进行调查，调查组给国会写了一个报告。后来，政府又增拨了经费（以后乐团每年的拨款可达1 000万新元）。这场风波终于过去。
“新西兰芭蕾舞团”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据一位北京舞蹈学院的教授讲（他曾几次受聘去新西兰舞蹈学校授课），新西兰芭蕾舞演员的工资很低，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干，尤其缺少男演员。现在我国的一位很有名的男演员在该团当台柱子。在庆祝世界芭蕾舞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新西兰也演出了几场“天鹅湖”，由于门票收入和演出费用不能持平，所以只好草草收场。
电影
新西兰由于人口少，资金少，再加上电视对电影业的冲击，所以电影的发展也是步履艰难。1995年，当时的广电部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访问新西兰，后来又有中国电影合拍公司访新。为安排他们的访问，我与新西兰电影委员会接触了几次，对其电影业有了一点了解。
新西兰电影委员会每年从政府得到的拨款少得可怜（大约100万新元），自己再筹得800～000万新元。即使是1 000万新元，要拍一部像样的电影也不够。委员会实行的是“贷款制”——制片人向委员会提出申请，片子拍出后，将贷款归还给委员会。由于资金短缺，新西兰每年只生产五六部故事片。很多导演和演员都到国外去走穴。前年，澳大利亚和美国合拍了一部名为“钢琴”的电影，曾获得奥斯卡提名奖。由于扮演女孩子的演员来自新西兰，报纸上着实大肆宣扬了一番。
惠灵顿每年要举办一次电影节放映一些外国片子。为了了解电影节筹办的规则，同时也探讨一下放映中国电影的可能性问题，我想方设法和电影节筹办处取得了联系。这个办事处只有两个人：一个主任和一名临时工的助理。主任一年到头满天飞，难怪我找了半年多才抓住他。我在中餐馆请他们吃了顿饭。这位主任告诉我，他这个单位与电影委员会没有关系，自负盈亏。他每年要去国际上的电影节转悠。
看到好的片子就和片商商谈，谈好了就弄来演一番。所以．他们基本上不和官方打交道。我有时间就去看看他们弄来的中国电影，如：《二嫫》、《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活着》新西兰有很好的拍摄基地和制片厂，它的外景也得天独厚。新西兰很希望外国制片人去拍电影或电视连续剧，但是由于新西兰地处遥远的地球南端，所以生意不甚兴隆。
我在与新西兰电影委员会的联系中了解到，1988年，有一位导演曾拍摄过一部有关华人的电影，名字叫《辉煌的能量》（ILLUSTRIOUS ENERGY）。电影描写的是一位老人和他的女婿到新西兰淘金的故事。他们在南岛的深山老林中搭起了简陋的窝棚，用最简单的工具，铁锹和筛子淘洗出闪亮的金子。他们的艰苦无法形容，自然界的风霜雨雪使他们饥寒交迫，还有白人和强盗小偷的欺凌更使他们提心吊胆。最后，年轻人去镇上买生活用品，回来后发现，老丈人因为突发心脏病躺在小溪边。为了防备小偷，老人把金子藏在一个保密的地方。年轻人又成了一个穷光蛋。
这个故事很悲惨，对那些以为外国遍地是黄金的人来说不无教育意义。我弄到一个录像带，看了几次，每次看完都泪流满面。我很想把这个电影弄到国内演一演。但这里面又牵扯到版权等问题。而且，我一打听，那位导演因为电影票房收入太少早已破了产。
亚洲2000年基金会
吃惯了“皇粮”的人一下子要自己去找饭吃，其中的甘苦只有自己最清楚。新西兰的文化部是一个“甩手掌柜”，理财的创作理事会又是滴水不漏，下属的文化单位也都是自身难保。我作为文化处的负责人，总不能向文化部或馆领导伸手要饭吃。我开始发起愁来。
也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吧，1994年9月，我发现新西兰出现了一个名叫“新西兰亚洲2000年基金会”的组织。其宗旨是加强与亚洲国家在经贸、新闻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该基金会从政府得到一定的启动资金，再向有钱的公司筹措点钱，然后向申请单位发放。该基金会在国内聘任政要和名人组成董事会，在国外聘请亚洲各国的有身份的政府首脑和名流做顾问。中国的前外长黄华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都是这个基金会的顾问。
10月里的一天，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去了基金会。新西兰的机构对待来访者都很热情。我向接待小姐说明了来意后，她客气地让我在沙发上坐着等候。不一会，一位50来岁的高个子女士把我领进了她的办公室，她叫詹妮佛．金，个子很高，大约有1．80米左右。她是负责新闻媒介和文化部门的经理。我拜访她的目的是把自己介绍给基金会，为以后工作上的联系做点铺垫。但当她自我介绍说她曾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过的时候，我们的距离似乎一下子拉近了。我告诉她，虽然中新两国建交已有20多年，但好多人，尤其是中小学生对中国了解甚少。我讲了一次去一所小学校访问的情况。我问他们中国的首都是哪个城市，学生们都缄口不语。后来终于有一个孩子举了手，但是他回答说是“东京”。这真使我哭笑不得。但是，这能怪谁？这只说明了我们的外宣工作任重而道远。詹妮佛对此深有同感。我于是和她探讨了在新西兰举办一个儿童画展览的可能性问题。虽然这次拜会很成功，但对于基金会能否在物质上给予支持我还是心中无数的。
大约隔了一个来月，詹妮佛来电话约我去基金会。这一次她要我想办法以哪个社团的名义写一个报告，申请一点基金搞一个儿童画展览（使馆是不能直接接受新方的资金的）。我听了以后很高兴，因为事情终于有了一点进展。我和新西兰一中国友好协会的秘书长南茜（中文名叫“郭惠兰”）夫人商谈了儿童画展览的事。她对此很支持。于是我给我的娘家——中国展览交流中心发了个便函，请中心寄一批儿童画。中心动作很快，1995年年初，100幅儿童画寄到了文化处。
不到两个月，基金会的资助2000新元（合人民币1．2万元）也批下来了。我终于可以干点“正事”了！
儿童画展出的第一个城市是新普利茅斯市。那是新中友协塔纳朗基分会的所在地。分会的主席是路易·艾黎的堂弟迪格·艾黎。4月底，我应邀在那里举办展览。由于这个地区很少看到中国来的展览，观众十分踊跃，市长亲自主持了开幕式，很多家长带了孩子来参观。我在现场坐镇几天。迪格出了个“馊”主意，让孩子们排队要我给他们写中文名字，一天下来手臂酸痛，但心情却很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