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见得，美国不同于历史上的世界霸主，老：皇历的兴衰规律套用不上。换言之，如果美国的上述强盛原因没有消失，可信本轮金融危机带来的前景不是衰败，恰恰相反，却可能是新一轮大规模良性转化的开始。
那么，如果美国强势不垮，世界是祸还是福呢？
现在人们常常指责单极超强美国为霸权主义。其实有霸未必是坏事，人间需要善霸。
英文中的“霸权”（hegemony）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指某个人物、集团或国家拥有优势的支配地位或能力，并非专指某种性质、行为或政策，没有汉语中“霸道”或“恶霸”那样的贬义。
霸权按其性质、行为或政策有善恶之分。
中国古典政治学有霸道与王道之说。
霸道者，倚仗暴力，专横行事，以损人利己为能事，俗称“恶霸”。
王道者仁政也。仁者以和为贵，但世道混沌之际，丛林法则气数犹旺，恶势力争锋无已，岂能一味苦口婆心？欲握胜券，非有强行贯彻善愿的实力地位不可，就是所谓“善霸”了。
春秋后期，天下无道，暴秦（穆公）称霸。改革家孔子企望齐国接受儒家治世学说，施行仁政，富民强国，争当善霸；好不容易说动了国君景公，奈何以晏婴为代表的既得利益权贵集团坚决抵制，甚至蓄意加害，逼得孔子率徒仓皇离去。
两千余年来，一部二十五史以至世界史，好比血泪斑斑“相砍书”，大小恶霸辈出，尽情鱼肉苍生，千呼万唤不出孔子期许主导人间正道的善霸来。
世界还处于马克思所说“史前史时期”，一部“真善美”的真正人类史犹未展开，恶霸绝迹的美景良辰不会在一夜间莫名其妙地俄然到来。万物之灵摆脱丛林法则也难，一旦出现没有霸权的真空，少不了群恶争霸，为所欲为，天下大乱。如此乱局非但生灵涂炭，在科技高度发达、杀人手段空前长进的今天，更可能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万劫不复的致命危机。
尽吾人想象力所及，理想的过渡状态恐怕只能是：全球性善霸登临历史舞台，世界进入一种“强势力量主导下的稳定与和平”状态，有史以来群雄争霸（地区性或全球性）导致人类厮杀不止的战乱在受控中趋于结束；善霸引领世人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挫败形形色色不甘没落的罪恶集团势力，最终化解产生恶霸的社会根源，乃至排除霸业功能存在的必要，地平线上遂有无限美妙的大同世界人间天堂冉冉升起。
名副其实担当得起引领世界潮流、实现人类历史大转折的善霸重任者（不只是一时一事做好事的强势集团而已），务必在文化、制度和生产力三大方面拥有出类拔萃的先进性。
新大陆美国更胜欧陆的不寻常的人文和地理背景，为万物之灵顺畅发挥创造能力提供了条件，终致后来居上，集优势于一身。
惶惶乱世中，美国曾经试图置身旧大陆纷争之外而独善其身，但在卷入两次世界大战、全球化潮流势不可挡之际，担当了全球霸主。
美国并非天生善类，并没有怀着“无缘无故的爱”，更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天使圣徒。美国必然要在符合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行事，制定的对外政策，总是立足国家利益。善霸之所以为善，不是什么“性本善”之类的玄说，而是它的文化、制度和生产力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利己追求方式具有“善”的特征。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世界唯一超级强权，那么这个善霸是不是就此当稳了呢？非也。
善霸难当，除了无处不在的善恶是非较量，尤因自身不可回避的“原罪”，以及认知上的局限性，导致决策错误不断发生。尽管存在权力制衡的纠错机制，但因其滞后性，常常不足以防止灾祸的发生。一旦美国出大错，世界损失不可估量。
本轮金融危机是美国闯下的弥天大祸。这是一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特殊经济风暴，其影响力和复杂性超出各界预估，时间、规模、动向以及参与者都存在不确定性。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金融危机面目狰狞，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观察一下事物的积极方面，惊涛骇浪背后倚伏有什么样的福泽呢？
这场全球性利益攸关的财富配置格局大调整，势必带来金融游戏规则大检讨和大改革。但基于“善霸”特性，如此变局，不同于历来“丛林法则”惯例，“文斗”完全取代了“武斗”，没有硝烟，没有流血（除了个别自杀案件），没有大屠杀，也不会导致世界大战，而且危机的苦果并不任其为害弱势民众，恰恰相反，保护弱者免受损失正是今日决策主流的指导原则。
人类解决问题，需要有一套合理化的文明程式。这场金融危机最大的社会伦理学特色是一起没有得利渔翁的全球性灾难，各国政府与市场需要共同担忧和承担拯救，诱发了一种全球行动——最大限度协调一致以求共赢（或共同少输）的模式。如果这种不同中求和（“和而不同”）的模式获得成功，和平理性追求共赢，首开先河，进而发扬光大，可能极大地推进国际合作事业，开创联合国和有关国际合作机构高效运行的******。
金融危机是一场和平理性改革大动员，将鞭策美国和全球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过犹不及”的歧途觉醒，回归理性的优化中庸之道，导致一系列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国际金融安全保障体系改革。
金融危机可能帮助美国和世界重现实物经济的黄金时代。
经过本次危机，华尔街唯有浴火重生，改弦更张，非理性的“钱滚钱”风光不再。世界经济将会有一定程度的衰退，国民收入会减少，金融及服务业的非理性规模将大幅缩减，但一个世界金融新秩序将由此诞生。美国和发达国家将会重新考虑国家发展战略，增加产业结构中的实业成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比例应当回归到合理的水平，主要靠科技创新来发展经济，而不是金融产品。
美国幸运的一点是，泡沫型财富效应的腐蚀作用尚未伤害到科技创新机制的根本。所以说，这场危机晚来不如早来，小来不如大来。金融风暴将引发资本重置，国民信贷消费规模受到合理制约，GDP会下滑（萎缩或衰退），但可期美国资本仍将牢牢占据科技制高点，在新起点上恢复发展传统产业，致力开发新兴的高附加值产业，运用新能源、纳米技术、基因工程等先进科技推动下一轮全球性技术革命。理工科将重拾昔日的荣光，生产率会有更好表现，股本回报率得以强势提升。
美国闯下大祸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可能引导国际金融服务业回归融通资金、支持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本来意义，极大地有利于整个世界促进科技创新，遵循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大方向，强化堪以支持人类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实体经济基础。
今天世界为美国受累和买单，合力共度难关，可以换来一场全球规模的历史性大演练、大觉醒，进一步反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的先天性缺陷，以及描述和解释这种制度的经济理论的反逻辑和反人性失误。各国在加强共识的基础上一起检讨美国这个“霸主”权力制衡体制的失误，以及建立全球性制衡机制的对策，相信对于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深化改革，也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启示和促进作用。
那么，美国和世界各国民众今天所承受的痛苦将变成明天灿烂辉煌的收获。
美国只有革除世界货币铸币特权地位这个大毒瘾，摆脱举债度日、以债养债、以钱滚钱的过度消费“好日子”，这一切方能义无反顾，行之有效，功德圆满。换言之，美国如果不甘放弃美元霸权的特权地位，非但“善霸”优势付之东流，更且祸不旋踵，衰亡有日。这不仅是本轮金融危机揭示的事实，也是世人，包括美国人民及其决策者的应有共识。
千呼万唤中，取代美元霸权的世界货币体系改革千秋大业，可期借此有利时机，争取稳定有序地展开。
中国要素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近12年来（1996-2007年），GDP年平均增长13.02％，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按平价计，目前中国的GDP总量已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成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狂飙的不利形势下，中国GDP增长率仍达9％，居全球之首。
中国国际贸易也已跃居世界最前列，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2008年总量达21 737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达7.7％，居世界第三，是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
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也是对美国的最大债权国。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之首，意味着足可因应大规模国际金融冲击的实力和信用地位。
中国所以能创造如此奇迹，首先是靠了自身的政策、觉悟和努力，客观上来说也得益于全球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进步，以及蓬勃活跃的世界贸易格局。中国善用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利用新的世界产业分工，通过引进迫切需要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丰富的劳动力，由此搭上了全球化快车，进入全球技术与产品的流通市场，结出了经济繁荣的硕果。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国与美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
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史教授尼尔·弗格森于2007年首次提出了“中美国”（Chimeiea）这个名词，把美国和中国形容为一个国家，即最大消费国美国和最大储蓄国中国构成的利益共同体。
他解释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不平衡的，而更多的是一种共生关系，即东方的‘中美国人’储蓄，西方的‘中美国人’消费；东方的‘中美国人’加工生产，西方的‘中美国人’提供服务业；东方的‘中美国人’出口产品，西方的‘中美国人’：进口产品；东方的‘中美国人’积聚外汇储备，西方的‘中美国人’乐于过赤字生活，印制东方的‘中美国人’渴望的美元债券……
这是一对极好的联姻，相互补充。”
这种“利益共同体”关系，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可以说是优势互补的双赢组合。中国得到了美国的资金、技术和大量出口机会，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美国得益于中国人口红利和低成本条件下提供的廉价商品，以及通过铸币税扩张效应发行债券回笼美元以弥补财政赤字。
然而，这种关系本质上违背了国际合作的公正原则和平衡原理，长此以往，会给双方带来恶果。
本轮金融危机已经充分显示了这种“极好的联娴”的荒谬性和不可持续性。
对中国来说，这种合作关系势必严重制约产业创新升级，迫使中国继续滞留在现有发展模式的惰性之上，撑持廉价人力市场，长期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
事实上，中国廉价劳动力模式的外向型经济潜力已释放殆尽，低技术经济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凭借巨大的低成本优势，吸引全球资金和先进科技纷至沓来的时期已近尾声。中国必须自主创新、拉动内需、实现产业升级转型，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以便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
中国改革之路，是一条自己摸石头开拓的独特道路。无论经济、社会、政治领域，既不可能顺应强权利益的驱使，也不应该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
许多人以为，以西方传统民主政治体制为例，多党竞争、普遍选举、双议会制、三权分立等制度的有效性，早已为引领世界潮流的现代化发达社会实践证明，除了照搬，别无他途。其实这是一种先人为主、似是而非的固定观念，基于时代特征变化、国情背景差异，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中国体制改革应有适合自己特点的优化创新超越之路。
不仅国情背景有差异，尤其重要的是，西方大体上成形于第一、二次工业化浪潮之交（由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的传统社会政治体制，固然居功厥伟，现时仍在有效运行，但其历史局限性和潜在弊病正在突显来，终要从先进变落伍，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陈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西方世界非但遭遇信仰危机，同时传统民主政治决策体制正面临基础动摇，效率低下，弊病丛生，非改革不足以因应全球化信息时代新时势的严峻挑战。本轮金融危机突如其来，瞬间祸延全球，破坏力史无前例，便是明证。
中国需要引进学习世界各国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有益经验，但严格说来，今天客观上不存在堪以现成拿来套用的理想改革方案。
当前中国深化改革，应是在稳定大局、维持经济进步势头的前提下，根据自身特点，不落窠臼，新事新办，善用优化决策之道，以最小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代价，找到自己的创新道路。三十年改革开放，胜利跨越重重荆棘，不断开创更大新局面的历史性成就，使得国人和世人普遍相信，中国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即将领袖群伦，而且有能力在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找到具有自身特色的深化改革道路，晋身世界一流先进前列。，中国以“不称霸”为国策，但可以成为善霸的君子之交，非排斥性的竞争者，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包括世界货币体系改革这样的划时代大业，是为达成和平崛起战略大目标的正当选择。一旦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像中国这样日益强大的人口大国，参与形成善霸连线，共谋终结霸业之时，地平线二遂有无限美妙的大同世界人间天堂冉冉升起。
对中国来说，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符合发展经济的长远利益，也是现代大国的使命所在，却没有发达国家背负的特权包袱，当然应该积极参加亚洲和全球货币合作，成为推进这场重大改革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