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袭来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危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强势美元”是重要的背景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美元低利率导致东南亚增加了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成为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动的重要来源，因而加深了对美元的偏好，许多国家的货币或明或暗地盯住了美元。这反映了当时一个普遍而错误的观念，即美元将持续对其他主要货币贬值，却没有及时警觉强势美元的影响力。随着美元走强，美联储提高利率，加上美国股市的繁荣，这些新兴经济体普遍遇到出口困难，资金供给减少，国际流动性短缺，终于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欧元是唯一有能力挑战美元霸权的货币，1999年面世时，对美元的汇率为1.18，但因遭遇强势美元而一路走低。2000年10月26日，欧元对美元汇率创下0.8228的新低，跌幅逾300。欧元大幅贬值导致更多资金流向美国，并产生通货膨胀压力，致使欧元区经济长陷低迷。
此外，受重创的还有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以及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多个国家。
强势美元政策不久又走到了尽头。
2000年初美国高科技新经济泡沫破灭，股市大崩溃，美国经济转入持续疲软状态。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虽然屡次声称坚持强势美元政策，但美国经济已处于扩张周期的强弩之末，出口贸易疲弱难振，经常项目赤字连创新高，强势美元政策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的不利因素。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除导致直接经济损失，还打击了投资和消费信心，使得资本流人减缓，引发了庞大的反恐开支。美国不仅陷入了经济衰退，而且财政平衡状况迅速逆转。
2002年美国财政由盈余倒转为赤字1570亿美元。2003年3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长陷入不敷出的困境，2004年时财政赤字增至4770亿美元。
美国财政持续恶化，逆差和对外债务达到警戒水平，国际投资者不愿相应增持美元资产，形成了美元贬值的压力。2002年起美元显著走软，欧元对美元汇率从年初的0.85一路升至2003年5月底的1.19，美元跌幅超过21％，同期美元对日元的跌幅也超过9％。
布什于2002年12月任命约翰·斯诺为财政部部长。这位新财长重新解释了强势美元：“强势美元是希望投资者对美元有足够的信心，希望美元成为人们愿意持有的储备货币……而非外汇市场上美元的市场价值如何。”美国实际上转而实行弱势美元策略以图促进出口和经济增长，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弱势美元时期。
美联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1-2007年间，美国的广义货币供给量环比增长11％，远超过GDP增速。美国大规模地向世界输出美元，成为全球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源头，致使美元贬值、通货膨胀，因而减轻了外债负担，转嫁了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美国自身亦受通货膨胀的困扰，但因美元高居世界通货地位，其他各国必须共同吞下币值变动的恶果，所受伤害往往比美国自身深重得多，这就是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税的非理性效应了。
近十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多已成为净资本输出国，辛苦积聚的外汇储备，皆因美元贬值而不断缩水。俄罗斯因此放言要对石油出口用欧元计价，泰国宣称要减持美元储备，中国政府也鼓励企业使用非美元货币。美国放任美元不断贬值的利己政策不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愤怒，而且正在自我否定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催化一场根本性改革的到来。
美国还不断向其他地区施加升值压力。2002年以来，针对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美国出现了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其后美国官方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加快升值。美国一些国会议员的典型逻辑是，既然中国对美国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顺差，而人民币升值是减少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有效办法，那么迫使人民币快速升值，将有助于减少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这种直线思维方式，既没有考虑到汇率政策与贸易顺差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没有考虑到替代性进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正如许多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人民币汇率存在低估现象，但不是造成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任何试图通过施压使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做法，不但于事无补，还有可能损害两国及民众的利益。
2005年7月21日，中国宣布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四年多来，人民币较汇改之前的累计升值幅度已经超过了20％。但这只是人民币针对美元的变化，如果将视野扩大到欧元、日元、英镑等币种，人民币却不尽然升值，其中对欧元的汇率比汇改前下跌了7.5％左右。
中国没有在压力下将人民币快速升值，而是按照自主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有条不紊地推进，不断增大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金融海啸前后的事实证明，这是在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多事之秋，维护经济平稳运行、有效控制金融体系风险的正确决策。
回顾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十余年里，“强势美元”屡屡成为美国官方的政策口号。现在看来，除了上世纪末美国经济因信息革命优势短暂支持货币转强外，只是预后不良的兴奋剂或自欺欺人的修饰语而已，掩饰不了每况愈下的无奈，无法解脱以一国主权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特里芬悖论宿命。美国虽然力图维持美元与其世界货币地位相称的稳定性，但力不从心之余，作为主权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免流于倚仗特权、损人利己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模式。
金融海啸反思：无体系的体系不可持续无体系的体系并非自觉改革的结果，而是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平价制趋于崩溃的既成事实的承认。这一体系虽然为国际货币关系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弹性，却没有一个足以稳定货币体系的机构，更没有硬性的规则或自动的制裁办法。
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里芬悖论再度浮现：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取决于美元的稳定，美元的稳定取决于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但全球清偿力供应依赖于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美国的铸币税特权又推动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新特里芬悖论”。最早提出新特里芬悖论的是国际清算银行（BIs）亚太办事处副主任麦考利，他在该行2003年第一季度的经济评论中，从美国与东亚国家资本流动关系出发，考察了在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可持续条件下，美国国际金融中介地位与其吸收国际投资头寸之间的冲突。他认为，美国通过相对安全的负债来吸引东亚资本，弥补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使得东亚成了美国实际意义上的“准银行”。但是这种准银行的货币（美元）供给有赖于美国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和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所以当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不可持续时，准银行的货币供应就会收缩，这又反过来影响美国的金融市场，对美国的国际金融中介地位造成威胁。
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而这种利益冲突又将不断以全球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为缓解新特里芬悖论，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美国必须主动承担起国际收支调节的主要责任，采取相对紧缩的财政政策，控制开销，加强储蓄，平衡收支，逐步降低负债，积极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减少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可是事实上，情况常常是反其道而行之。
更有甚者，在不受约束的无体系的体系中，世界各国无法对美国的国内经济政策进行制约，国际货币市场成为一个“无政府规制的高度垄断性市场”，于是华尔街贪婪的投机家们才能够在无预警的情况下，掀起一场史无前例、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
近二十多年来，美国政府在经济极端自由化思潮支配下，进一步解除了种种金融管制，放任华尔街金融市场从事垃圾债券和杠杆买空活动，掀起了一波波虚拟经济投机浪潮。在高度发达的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支持下，华尔街主导下南股票、债券、基金、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构成的虚拟经济出现了爆发性的加速增长。
金融衍生品合同作为新兴投机工具，不仅几乎完全不受管制，而且绝大多数时候不列入资产负债表。信贷评级机构越来越不负责任，资产管理经理放弃风险管理标准，无节制地扩大债务与资产的比例，通过短期融资来进行抵押贷款这类长期资产交易。同普通的远期合同不同，许多新创的金融衍生品合同常常远远偏离实体经济，相当于一种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复杂的赌博，连年来其品种不断增加，规模迅猛扩大。
全世界虚拟资本日平均流动量在1.5万亿美元以上，大约是世界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即世界上每天流动的资金中只有2％真正用在国际现金实物贸易上，其他的都是在金融市场中进行“以钱生钱”的投机******。华尔街和美国借此制造了金融服务业空前繁荣的虚幻景象。财富效应导致乐观情绪四处洋溢，好像脱离了实体经济照样可以做人上人，享受荣华富贵的好日子永无穷尽。
在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中，在一系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辩护声中，自由经济绝对化的经济理论甚嚣尘上，明智的质疑声音很容易被淹没于无形。华尔街演变成了一种无所节制的垄断性超政府集权，一种变相巧取豪夺的金融****，在房价节节上升的连年旺景中，为美国和全球经济埋下了堪比核弹当量级的金融定时炸弹，终于在一场疯狂的放纵之后自我爆炸。
较之华尔街的投机豪赌，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还是比较公平的，大家都要碰运气；但华尔街的赌具几乎完全操控在少数金融大鳄手中，他们掌握的最高话语权粉饰了这样的极端逐利冲动，一般人根本弄不清楚那些评级三颗金星、精心包装的衍生品里面藏有，什么祸害。
在赌场赌钱，输赢都是自己的钱。荒唐的是，华尔街投行不用自己的钱，而且只赚不赔，赚钱后装进腰包；赔了别人的钱，连累了无数投资人，即便整垮了自己的公司，不必吐出分毫不义之财，也不会遭受任何法律惩处。难怪投行的执行官们越来越胆大，岁人由百万级扶摇直上，动辄千万上亿，杠杆比率也越来越高。
美国的次贷导致金融危机爆发，是贪婪、狂妄、无度综合症的自然进程的结果。次贷危机是美国极度泛滥的金融衍生产品体系瞬间窒息的结果，本身的冲击力是局部的、短期的；考虑到抵押物的存在，其损失甚至是不足道的。可是华尔街通过名目繁多、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丁具将次贷风险的严重性肆意扩大，并且极力屏蔽透明度，把种种具有强大杠杆功能的高风险金融产品贴上安全可靠的标签，不惜将证券化的金融市场带到了为实体经济发挥引导、控制和协调等应有服务功能的反面。
在美国这样高度自由化的法治社会，如果法律没有明文限制，干什么都不算违法。华尔街精英一旦无视道德底线，尽可游走法律边缘，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显然，华尔街曾经引以自豪的自律功能，是不可能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生效的，因此光责备华尔街的“原罪”是没有用的，更不能怪罪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工具，它们本来就是双刃剑，既有分散风险的功能，也有放大风险的作用。
这次的金融风暴是投资银行、贷款银行和贷款人共同的贪婪引起的，但之所以能成为巨灾，关键在于信息不透明和政府监管缺位。
首先是次级房贷债券在发行过程中信息欠透明。当次级抵押贷款被打包成债券销售给投资者时，到底价值几许，是券商和少数金融机构的老大们说了算。既然价格越高回报越高，他们便以次充好，债券投资者无法确切了解次级贷款申请人的真实支付能力。
更严重的是政府监管缺位，美国政府把对次级房贷债券的评估和监督责任完全抛给了私人债券评级机构，政府没有一种具有制衡功能的现代性金融监管机制，整个国际社会几乎完全处于被动因应状态。目前从联合国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权威性金融机构，根本不具备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监管的职能与能力。
似乎都是虚拟经济惹的祸，但不能全盘否定虚拟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时代的实体经济离不开虚拟经济。如果没有虚拟经济的适当资本运作，现代实体经济的发展就可能停滞，甚至夭折。
资本运作具有优化资本配置的功能，使所有的人都有公平机会，获得资金和发展自我的机会。上世纪60年代以还，美国依靠空前规模的资本运作，为新兴科技产业提供了充足的创投资金，并借助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支持高科技产业获得持续发展的资金，成全了信息革命的异军突起，美国得以稳居世界超级强国的地位。这一切都清楚地证明了善用虚拟经济的重要性。但是虚拟经济一旦脱离实体经济，就失去了存在的本来意义，必然会走上歧途，反过来干扰和危害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