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格党人费尽心机地诋毁波尔克，说他平庸无能。民主党人则反唇相讥，说波尔克的平凡，远比亨利·克莱的华而不实要好得多。他们进一步评论克莱的品行，在一篇流传甚广的《根据“十诫”来检验克莱是否适合当总统》的传单里，民主党人举报这位辉格党总统候选人处处触犯《圣经》的诫条。它写道：“克莱在华盛顿****放荡，午夜纵酒狂欢的情形是令人惊骇的。若公之于众，更令人作呕！”在另一篇题为《克莱不该当选的20条理由》的宣传小册子里，还列举了克莱生活放荡的许多生动的细节，其中第二条是“克莱度白昼于赌场，度夜晚于妓院。”辉格党人向选民呼吁说：“投票的基督教徒们，看看！停停！想想克莱先生的人品吧！”
这时，年已67岁的亨利·克莱，在欢呼声中接受了辉格党的提名。
他新近成功地访问了南部各州，向人民的“庞大集群”发表演说，对竞选充满了信心。可是，奴隶制问题却给克莱造成了不小的麻烦。1840年以来，一直十分活跃的废奴主义政党———自由党推出了詹姆斯·伯尼为总统候选人，这就有可能拉走一部分主张废除奴隶制的北方选票。为了对付自由党，辉格党人极力强调克莱反对合并得克萨斯的主张，借以吸引对领土扩张持怀疑态度的选民。但因为克莱和波尔克一样都是奴隶占有者，北方的废奴主义者就不怎么相信克莱的主张了。
由于怕触犯南部的那些“吞并主义”者，克莱在某些场合又公开表示支持合并得克萨斯的意向，因此激起了本党成员的强烈不满。1844年8月间，克莱不得不发表一封“明确反对把得克萨斯归并入合众国”的******，来安抚辉格党人。这样，他的出尔反尔，使选民们困惑不解，进而使他们失去对克莱的信任。1844年大选揭晓，结果那位预想不到的“黑马”波尔克，竟然战胜了“西部霸主”克莱，多获选民票3万8千多张，虽属微弱多数，但波尔克的选举人票却有170张，克莱仅有105张。
詹姆斯·波尔克就任总统时尚未满50岁，但因健康欠佳，看上去显得老态龙钟。他是一个呆板而又固执的人，面貌瘦削而带愁容，一对灰色眼睛透出锐利的光芒，花白的长发垂到黑色上衣领口。他为人不苟言笑，行事从不懈怠。据说，他在白宫每天工作近18个小时。他一心想要降低关税，重建范布伦的独立金库，解决俄勒冈问题，并把加利福尼亚弄到手。这些目标都在他4年的任期内实现了。
波尔克就职后不久，墨西哥政府就对美国合并得克萨斯提出抗议，宣布断绝外交关系。1845年12月，美国国会批准得克萨斯加入联邦，两国关系更趋紧张。同时，波尔克总统又积极推进从墨西哥手中谋取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两地的计划。他向墨西哥政府提出收购其领土的要求，遭到后者的严辞拒绝。不久，两国军队在有争议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波尔克据此要求国会宣战，他在1846年5月11日的战争咨文中称墨西哥军队越过边境线格兰德河，“使美国人的血流在美国人的土地上。”两天后国会正式向墨西哥宣战。
尽管墨西哥军队在人数上超过美军，而且熟悉地形，但其武器装备落后，指挥不力。战争开始后，美军兵分3路向墨西哥领土挺进，在年底就占领了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1847年2月，扎卡里·泰勒少将在比尤纳维斯塔击败了墨西哥将军圣安纳指挥的军队；两周后，由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指挥的美国军队进驻韦拉克鲁斯附近，并于9月份占领墨西哥城。墨西哥政府战败投降。根据结束这场战争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墨西哥把上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割给美国，同时确认了美国对以格兰德河为界的得克萨斯的所有权。美国为让与地区向墨西哥支付1，500万美元。
民主党内的那些扩张主义分子为胜利冲昏头脑，极力鼓吹美国要吞并整个墨西哥的“新舆论”。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公开叫嚷：“天命昭示我们保有和开化墨西哥。”波尔克对该条约虽然仍不满足，但是他无意再拖延战争的过程。他担心更大规模的合并会招致北部各州的强力反对，于是他把条约送交国会。1848年3月10日参议院以38票对14票通过。
波尔克在西南方向推行扩张政策的同时，又与英国协商关于西北部俄勒冈领土的问题。波尔克在就职演说中曾声称美国对俄勒冈拥有“明确而不容置疑”的主权。1845年8月1日，他又提出北纬54度40分以南的领土要求。在同年12月的咨文中波尔克甚至提出必要时动用武力夺取整个俄勒冈。但因当时美国在这一地区兵力不足，和墨西哥的战争一触即发，这促使波尔克不得不冷静下来，着手和平解决俄勒冈问题。正当其时，英国政府也一改强硬的立场，开始倾向于和平解决的途径。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向美国提出条约草案，按北纬49度线划掉普杰特湾，再沿胡安———德富卡海峡到太平洋。这意味着，除了温哥华岛外，长期有争议的哥伦比亚河至北纬49度线之间约28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划归美国。1846年6月，英国驻美公使帕克南将此草案提交美国，美国立即表示同意。双方签订《俄勒冈条约》。美国的边界正式到达太平洋沿岸。
波尔克总统不无自豪地总结了在自己任期内美国领土扩张的成就，他说：
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的获得，俄勒冈边境问题的解决，得克萨斯的合并，使我们的领土延展到格兰德河。所有这一切成就总结起来，对于促进国家的繁荣富强，其意义之重大，是自从宪法制订以来的任何成就的意义都不能与之比拟的。
甚嚣尘上的“天定命运”论
在波尔克总统当政时期，美国的领土扩张具有一些新的特点，不仅速度快、面积大，而且还形成了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天定命运”论。根据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默克的研究，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一种在名称上、号召力上和理论上新奇的扩张主义形式出现了，它就是“天定命运”。对此，默克解释道：“它意味着上帝预先安排的向尚未明白确定的地区扩张。在一些人心目中，它意味着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在另一些人心目中，则是向西半球扩张。”1845年7月，《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的创办人兼主编约翰·奥沙利文在该刊物一篇题为《兼并》的文章中宣称：“现在，反对兼并得克萨斯的人们应该罢手，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再兴起怨愤和争执的风波了。……现在应该是爱国主义和对国家的共同责任感代之而起的时候。”这种“责任感”被作者称为“天定命运”，“即拓展到上帝为我们逐年增殖的几百万人口的自由发展而指定的整个大陆。”经过当年的纽约《晨报》关于俄勒冈争端的一篇社论的引用和宣传后，“天定命运”便成为美国人频繁使用的一个扩张主义术语。
“天定命运”论主要有3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为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的必然性，它认为“在北美大陆范围内建立一个自由、联合、自治的共和国———这就是天定命运，它是基于各州联合的共和主义。”第二，为美国领土扩张的合法性，它是来自上帝的旨意。“上帝早就作了决定，西半球是美国人的，即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或许从北极到南极。”第三，为传播民主制度的神圣性。“民主制度是如此尽善尽美，以致不会受到任何国界的限制。扩张是上天安排的启发邻近国家遭到暴君统治的人民大众的一种手段，它不是帝国主义，而是强行的拯救。”
“天定命运”思想可以远溯至殖民地时期的清教“宿命论”。它曾被一些政治家用以维护英国在北美的扩张。他们断言，盎格鲁———撒克逊人命中注定要占领、拓殖和发展新大陆，而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可以承担如此艰巨地使命。
随着宗主国与殖民地矛盾的激化，“天定命运”论又被美国早期政治家用来论证美国独立的必然性。1776年约翰·亚当斯写道：“（美国和英国）两个国家应当永远分离，这是上帝的意志。”华盛顿在1781年3月所写的一封信中提到，正是由于上帝的保佑，美国人才渡过了独立战争中极端艰难与黑暗的时刻。
美国独立后，上述思想开始与领土扩张联系起来。在众多的鼓吹者中，约翰·昆西·亚当斯是最为卖力的一个。早在1787年，他就公开宣称，美国“命中注定”要“扩张到全球的四分之一的北部（即北美洲）。” 1811年时他又说：“上帝似乎已经预定整个北美大陆要由一个国家的国民定居，他们说同一种话言，信奉同样的宗教和政治原则，习惯于相同的社会习俗。”他认为，美国对北美大陆的控制如同密西西比河流向海洋一样，完全是自然法则。1839年，《民主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未来的伟大国家》的文章，更是扩张主义的一份宣言书。该文作者认为：“遥远无限的未来，将是美国伟大的世纪。在其富丽堂皇的时空领域中，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注定将向人类显示神意的完美，在地球上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极其高贵的殿堂。它将以半球作地板，以星空为屋顶。”到1845年“天定命运”论的正式出笼及其在美国各地的迅速蔓延，则表明美国的扩张主义者迫不及待地要将在“遥远无限的未来”完成的“伟大业绩”立即付诸实现。
“天定命论”之所以能够在40年代中期盛极一时，甚嚣尘上，首先和1837年爆发的经济恐慌有密切关系。这次经济危机一直持续到1845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为了重新发展，不论是北部制造业主还是南部种植业集团都急于寻求新的市场。“天定命运”论恰好为他们的这种要求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它被视为恢复经济的一剂良方。
其次，19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东北部资本主义和南部植棉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社会弊端的暴露，各种社会改革思潮和社会运动纷纷涌现。其中有废奴主义者对奴隶制的严厉批判；有日益觉醒的工人反抗资本剥削的明显倾向；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试验；有要求无偿分配西部国有土地的改革运动；有扩张主义的“天定命运”论。在众多的新思潮中，只有“天定命运”论可以将美国人的不满转向外部，最大限度地将国内各派政治力量汇集在它的旗帜下，暂时缓解各阶级、各派别在国内问题上的争论。因此，它能够备受青睐，喧嚣一时。
第三，人口迅速增加的压力也是“天定命运”论得以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日益增多的外来移民到40年代已颇具规模，特别是大批爱尔兰人流入美国，使很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深感不安，唯恐外来移民影响美国人的就业和收入。扩张主义者各种耸人听闻的宣传，使许多人相信只有不断扩张领土才会减少因人口增加而带来的贫困。
由于“天定命运”论适应了扩张主义分子的需要，它不仅在当时被波尔克总统和其他民主党人一再用来论证美国兼并得克萨斯、夺取俄勒冈、侵略墨西哥的合理性，而且在其后兼并古巴、购买阿拉斯加和吞并夏威夷的活动当中也一直是美国统治阶级最重要的理论工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