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福利政策上，艾森豪威尔从缓和社会矛盾的需要和扩大有效需求的经济效应出发，提出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实行自由主义的口号，原则上认可新政以来社会福利改革的做法。1954和1956年，他敦促国会两次修改社会保障法，把过去未享受保险的几百万老年人和遗属纳入保险范围，并扩大了失业保险的范围。他还使国会修改公平劳动标准法，将最低工资由原来每小时75美分增加到1美元。1958年，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规定向高等院校学生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并为公立学校的教学、科研提供资助。对于修建公共住宅和援助贫困地区，艾森豪威尔也曾给予支持。在他任内，还成立了新的内阁部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美国史学家莫里森等人指出，艾森豪威尔“能动的保守主义”的政策，“不仅要使政府对经济保持一种虽然有所限制但仍属重要的作用，而且还要既在自然资源一类领域里实行各种保守性的政策，又要在其他方面作出一些带有较多自由派色彩的反应，借以保持两者之间的均衡。”应当承认，这一评价还是较为客观的。
还需要指出，给黑人以更多民权的国内政治变革也是始于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1954年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作出裁决：在公立学校里实行强制的种族隔离是违反宪法的。后来，在1957年，当小石城的一所中学第一次实行黑白人同校时，艾森豪威尔向阿肯色州派去联邦军队以保护黑人学生，制止种族主义者的暴力活动。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共和党的极右翼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继续进行“共产主义”渗透的调查，对政府中的所谓共产党员进行********，搅得朝野上下不得安宁，到处人心惶惶。他粗暴地干预行政、外交和军队事务，与共和党政府的矛盾因而逐渐加深。在1954年4月22日至6月17日举行的陆军———麦卡锡听证会上，麦卡锡在两千万电视观众面前进行了拙劣的表演。他那信口雌黄，随意栽赃、陷害的无耻伎俩，遭到军方人士的揭露和痛斥，他立即声名扫地。同年12月2日，参议院以67票对22票通过谴责麦卡锡的决议。这标志着麦卡锡主义的衰落。1957年5月2日，麦卡锡在政治冷遇中因病去世。虽然如此，麦卡锡主义给美国政治造成的巨大阴影却久久没有消失。
美苏对抗与对话
艾森豪威尔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一生从军，主要以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赫赫战功和名望当选的总统。但他并不是一个普通将军，而是一个军人政治家。他非常推崇美国式的民主制度，认为“民主概念是从一种宗教信仰发展而来的”。他在1946年曾预言：“在本世纪的10年或25年内，民主已达到最大危险———将来的全球战争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他在政治上标榜“中间道路”的思想，相信“反动的右翼和激进的左翼都将导致****”。他对外继续奉行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政策，但在具体的手段和方法上，艾森豪威尔的对外政策与他的前任相比，又有所变化。
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交政策起作用的另一重要人物就是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对于究竟是艾森豪威尔本人还是杜勒斯是主要决策者，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现在多数学者根据美国官方已解密的文件及有关资料，大致认为在关键问题上还是艾森豪威尔本人是外交政策的决策人，而杜勒斯则是主要的设计师和执行人。
杜勒斯出身于一个牧师家庭，他的外祖父沃森·福斯特和姨父罗伯特·兰辛都曾担任过国务卿。杜勒斯从19岁开始涉足外交界，1907年当过海牙和平会议的秘书，1919年在凡尔赛充任美国代表团的顾问。40年代后期成为共和党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人，参与美国一些重大的外交活动，是对日和约的起草人。出任国务卿前，他是美国多家银行和公司的董事，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信托部主席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杜勒斯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由于他在共和党外交事务上的权威地位，以及他在外交思想上与艾森豪威尔基本一致，他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时被任命为国务卿，直到1959年因病辞职。
在杜勒斯看来，美苏对抗不是传统的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利益调整和妥协予以解决，而是一场不可调和的思想斗争。他认为人类的生存取决于美国的命运。他曾在1947年写道：“一个世界范围的斗争，主要是一场西方文明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前者由美国领导，后者由苏联领导。”他强调美苏冷战“不能单靠物质力量去赢得”，“这主要是一场争取人们的灵魂和头脑的斗争。”他鼓吹通过“政治战、心理战和宣传”等手段来“解放”东欧国家人民，把共产主义“推回去”；通过宣扬西方文明和生活方式，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和平演变”。
在1957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杜勒斯预言，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变化。”他说他不对此“定任何日期”，但是，“如果他（这里指赫鲁晓夫）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他表示深信“共产党政权结构”和“共产主义思想”终将有一天“很快崩溃”。
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对与外交政策紧密相关的军事政策作出调整，提出以大规模报复战略为核心的“新面貌”军事政策。杜勒斯认为，对苏联军队的“公然的侵略”，美国“要具有进行报复的意志和手段”，并且“都能根据我们的选择，给敌人以致命的回击。”艾森豪威尔主张削减地面和海上的常规武装力量，大力发展核武器和投掷能力，把战略核武装力量作为实现美国外交目标的主要工具。显而易见，“新面貌”政策是一种核威胁的政策。
但从总的情况来看，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交只是在宣传上大造声势，在行动上却较为谨慎和克制，基本上没有脱离杜鲁门主义的“遏制”政策的轨道。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提出“解放”、“新面貌”政策的同时，与苏联展开一定形式的对话，谋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避免卷入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后不久，便发生了影响美苏关系的一件大事：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病逝。冷战一度出现缓和的迹象。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表示：“没有什么争端和未决问题不能在有关国家相互谅解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加以解决，这是我们对待所有国家的态度，包括美国在内。”4月16日，艾森豪威尔对此做出反应，他说：“我们欢迎每一个真心实意的和平行动。”他还呼吁美苏进行裁军谈判。
1955年7月18日，美、苏、英、法四国在日内瓦举行了冷战以来的第一次东西方最高级会议。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法国总理埃德加·富尔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布尔加宁出席了会议。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持续了6天，讨论了有关德国统一、欧洲安全和裁军、东西方之间的交流等问题，但无一取得实质性进展。在会议后期，艾森豪威尔别出心裁地提出一项“开放天空”的建议，主张交换各有关国家的军事设施蓝图，允许飞机对各国核设施进行航空监察。
但这一建议遭到核技术正处于发展阶段的苏联的坚决反对。
尽管如此，日内瓦会议毕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0年后东西方之间的第一次首脑直接接触。它所倡导的对话精神即“日内瓦精神”对于缓和美苏紧张关系以至整个国际局势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当然美苏冷战并没有终结，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即在进行对抗的同时开展了对话。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的新政策，特别是他所作的揭露和谴责斯大林30年代搞大清洗的罪行和其他问题的“秘密报告”，在美国和全世界产生巨大反响。3月，波兰工人罢工，要求民族独立与自主。10月匈牙利事件爆发，不久，苏军开进布达佩斯，迅速平息了暴动。这些事件似乎为实现“解放”东欧的梦想提供了机会，但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竭力回避直接卷入的可能。仅仅通过联合国要求苏联撤军，希望给匈牙利以自治权。这证明艾森豪威尔竞选时“解放”东欧的诺言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在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不久，苏联与西德建立外交关系。1958年11月27日，赫鲁晓夫照会美国政府，指责美、英、法三国把西柏林变成“一种国中之国”，并以它为中心进行颠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活动。他要求西方三国在6个月内撤出它们在西柏林的驻军，以使其成为一个自由和非军事化的城市。这在西方看来无异于最后通牒。对此，艾森豪威尔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声称如果苏联封锁西柏林，西方将诉诸武力。
在北约国家的压力下，苏联放低了调子。随后双方约定举行新的四国首脑会议，讨论有关的问题。这样柏林危机略有缓和。
在杜勒斯病逝后，艾森豪威尔经常直接过问外交事务，实施他与苏联对话、进一步缓和美苏关系的设想。1959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访问美国。同年7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前往莫斯科，参加在那里举办的美国国家展览会开幕式。经过协商，美苏于1959年8月3日同时宣布：艾森豪威尔邀请赫鲁晓夫在同年9月份访问美国；赫鲁晓夫邀请艾森豪威尔秋后访问苏联。在苏联方面，此时提出缓和是从增加了的实力地位出发的，因为它与美国的核力量的差距已经缩小，它早在1957年10月4日就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前夕，苏联又发射了一颗月球卫星。
因此苏联要争取与美国平起平坐。赫鲁晓夫希望通过美苏最高层会议，在美苏之间建立一定的“信任”，取得某种谅解，从而按照自己的设想解决德国统一、裁军等重大争端。艾森豪威尔则认为，美国及其盟国为了避免与苏联在柏林问题上摊牌，需要面对面地对赫鲁晓夫施加影响。美国的目标是“促使赫鲁晓夫同意暂时停止关于西柏林的威胁与反威胁”。此外，还要讨论“核试验、有关裁军的更广泛的问题，以及扩大美苏间的接触”。
1959年9月15日至27日，赫鲁晓夫对美国进行了为期12天的访问。赫鲁晓夫和随行人员参观了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和依阿华州的农场、匹兹堡的工厂，所到之处，他表示苏联希望保持和平，避免战争。在访问后期，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进行了两天会谈。
戴维营位于华盛顿以北大约75公里马里兰州的卡托克廷山区东坡的树林中，海拔约1，100米，这是一处总统夏季疗养地，以艾森豪威尔孙子的名字命名。
艾森豪威尔对赫鲁晓夫的印象不佳，他认为：“赫鲁晓夫并不要和平，除非是按照他自己的条件和有利于他扩大自己的权势。”赫鲁晓夫“不是一位政治家，而是一位有权势、诡计多端、残酷无情和野心勃勃的政客。”相比之下，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的看法就好多了。他对记者们说：“我的希望更坚定了……我感到他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是“一位受到本国人民支持、尊重和爱戴的国家首脑”。
在会谈结束后，两位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声明。他们同意普遍裁军是全世界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应该“重开，以便获得一项符合有关各方意见，有助于维持和平的解决办法；”“一切重大国际问题不应诉诸武力而应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予以解决；”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将于来年访问苏联。
事后的事态发展表明，赫鲁晓夫访美所带来的一些缓和气氛及当时许多人所津津乐道的“戴维营精神”，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它的持续时间是十分短暂的。
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之后，美、苏、英、法四国终于达成于1960年5月在巴黎举行一次四国首脑会议的协议。这使国际舆论认为冷战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可是1960年5月1日一架美国U－2高空侦察飞机在苏联领空被击落，驾驶员弗朗西丝·鲍里斯也当场被俘。这顿时给东西方关系带来一层新的阴影。
1954年11月，艾森豪威尔批准了由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生产30架U－2高空侦察机的计划以及中央情报局关于在苏联领空使用U－2飞机的建议。U－2飞机色黑，机身长，机翼宽，装有涡轮喷气发动机，机上没有任何炮火装置，只有透过机身下面7个舱孔对外拍照的灵敏的红外线摄影机，它们能把宽125英里、长3，000英里的地面景物全拍摄下来，可供洗印成4，000张双幅照片。照片经过放大后，判读人员可以认得出飞机在10英里高空拍摄的报纸的标题。其他的装备能够从空气中测验出进行秘密核试验的证据，能够测定苏联雷达的效能。
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侦察飞机。美国对苏联进行的U－2飞机侦察活动，从1956年以来已持续了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