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教于衣阿华州立大学的Prior—Miller（1989），对源自社会学的大型理论非常熟悉，大型理论又称作“后设理论”，是一种源头（orientations）与观点（perspectives）（Turner，1982）。Prior Miller认为这些对组织学理论有过启发的大型理论，也应对公关理论有所启示，因为公关不可避免地，也要和组织和人打交道。Prior—Miller所举的四个大型理论分别是：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ist，参见第3章第10节及第5章第5节）、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参见第5章第1节）、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和结构一功能理论（structural—functional themy，参见第4章第2节）。Prior—Mill一er强调所谓的组织理论，并非单一理论，而是一堆复杂的中型理论，中型理论又称作部分理论（partial theories）（Champion，1975），虽然只能解释组织部分的面向（dimension），却能有系统地解释现象，预测公关的本质、形态（patterns）、动能（dynamics），所以十分有用。
Prior—Miller认为公关研究者也要和组织研究一样，从不同的学科，选用提供不同启示或观点的理论来研究公关。这些学科包括：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但在这样做之前，应先对这些中型理论的脉络与源头，亦即她所列举的大型理论，有所了解。透过这些大型分析架构，研究者得以解释组织结构、组织内个人之行为，以及组织间之网络关系。在这些大型理论的协助下，有助于公关研究的中型理论的假设（asstlmptions）与命题（propositions），才能产生。
根据Prior—Miller，符号互动论源于行为学派（behaviorism），是社会学家最早用来理解人类互动及其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的学派。
符号互动论认为社会真实只是人们认为的真实，亦即社会互动的意义，系由互动的人来决定。此派论者认为人们在互动中，使用许多具象征意义的符号，而这些符号的象征意义，是可磋商的，而非一成不变的。符号互动论者认为社会现象处于一种持续的磋商状态，个人是分析单位，但如果扩及以组织为单位来研究，亦无不可。
符号互动的观点可援用来探讨符号如何化为策略，如何用符号来建立组织的角色，及与其他组织相较的区别。根据WiIson（1983）和Stryker（1981）的研究，如果组织符号和组织真实愈趋近，则组织符号单独出现时，就承载了更多期许。组织的托付与承诺（commitment）愈多，其地位显著性也愈高，而其履行之角色，也愈反映其企业之价值与规范。这可谓现今品牌研究或社会责任相关研究的先声。
交换理论的基本立论是，社会结构是个人从事社会交换的结果，在这些交换里，个人（或组织）会自行平衡其付出和所得，只要觉得回报大于付出，便会自动形成和维持一段关系（Emerson，1981；wisot，1983）。交换理论也源于行为学派，但和个体经济理论及实证（positivist）典范亦有关联。而资源依赖论（resoljrce—dependency，参见第5章第1节）则源于交换理论。
交换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个人行动的动机。当所期待的奖励落空，却换来惩罚时，冲突就会产生；当需要被满足时，所期待的奖励也就愈高，而当一段关系里的权力不平衡时，改变就会产生。交换理论也可以以个人、群体或组织做分析单位，来研究组织或个人的动机、决策、互动、权力与沟通。
冲突是社会交换的基础与成果。冲突理论源于马克思的著作。
马克思的理论可算是最早有系统的超越社会心理范畴，而以“社会关系”作为社会结构决定性因素的力作。马克思理论的重点在以“生产过程”为分析单位，这也是它和其他三种理论截然不同之处。
根据冲突理论，每个人在组织里的竞争目标和价值都不一样，因此，冲突成了人类互动里不可避免的一环，此即社会现象的辩证。在每个真况里，都有正面和负面，这些互斥的极端会相互抵消，而权力也总有差别，资源也永远不够，人们的互动会因相互争取资源的分配而起冲突。马克思认为冲突是改变的前提，不能避免，并且还能促进团结与和谐。
冲突有两种模式——辩证冲突与功能冲突。前者认为冲突在组织里是与生俱来的；后者则视冲突为有用之物，可以用来达到目标、减少冲突、保存组织。如劳资关系就很适合冲突理论。马克思的冲突论和批判论，被法兰克福学派发扬光大，这一派理论很注重历史分析，以决定历史的价值与目标，如何有助于冲突。冲突理论与角色阶层（rolehierarchy）颇有渊源，而角色理论是公共关系里最被广泛讨论和引用的理论（详见第3章第13节）。
结构一功能论顾名思义，由两种架构组成，亦源于实证典范，属于行政学派，是一种静态的社会观。结构一功能论认为社会现象系由社会结构与功能交互作用而产生。在一个社会里，组织与各关系，同属于一个大系统之下，如同身体的各部隶属于一个整体之下，并伺服于这个整体。在结构一功能论者眼里，社会及其结构的总和，会大于各部分的加总。很多人搞不清楚符号互动论和结构一功能论的区别，这两者最大的差别是：符号互动论试图从个人来了解整体，而结构一功能论则从整体来了解部分。
结构一功能论者注重整体，在这样的前提下，个人和其价值与目的只占第二重要的位置，一切仍以整体为前提。从结构一功能论来看，复杂的组织就是系统，而这些系统的互动，又成为组织。结构一功能论最适合用来研究组织，但组织传播或大众传播却很少言及结构一功能论，Tichenor，Donohue＆Olien（1973）曾提过这个缺憾。
Grunig＆Hickson（1976）很早就指出公关应能从结构变项里获益，后来Grunig果真演绎出源自结构一功能论下系统论的公关四模式，这也是公关理论中第二多被广泛引用的理论。
PrioMiller认为这四个后设理论，应能提供洞见（insight），从不同的层面，解释公共关系研究里不同的现象、矛盾与问题。而后来事情的发展，也佐证了她的预测。
第2节早期公关研究的里程碑
公共关系在某些人的眼里仿佛炼金术，训练有素的文宣专家，可以把坏的变成好的，把受损的形象加上金边。但这整个运作如何测量与评估？要想回答这个问题，还得靠做研究，即有系统地收集和诠释资讯。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都少有与公关相关的研究。
Grunig＆Hickson（1976）的研究显示，在1976年前所出版的4141份公关文章与书籍中，只有63份与研究相关，其余（占98％强）都不过是描述性的文章和逸事而已。
Pavlik和宾州州立大学的研究生Ann Slammerall，对1975—1985十年间六本公共关系期刊：《新闻学季刊》（Journalism Quartely）、《公共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公共关系评论》、《公共关系研究与教育》（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and Education）、《公共关系期刊》（Public Relations Journal）及《公共关系季刊》（Pzzblic Relations Quarterly）做内容分析，结果发现在全部2000篇论文中，只有34％与研究有关。这个数字比起Grtmig＆Hickson当年的研究结果，无疑是一大进步。但Pavlik认为有关公共关系的基础研究，也就是理论的研究，相形之下，仍嫌太少，此点对公关理论的建立非常不利，并且也阻碍这一学科的学术地位与进步。当然，这项研究的缺乏，与公关专业期刊的稀少与晚出也有关。最早的一本公关专业期刊《公共关系评论》创刊于1975年；而最早的一本新闻专业期刊《新闻学季刊》创刊于1924年，比公关期刊整整早了50年（Pavlik，1987）。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情形有所改变。当时美国经济不景气，公关从业人员被迫要用研究与数据来向经理阶层显示其效益与重要性。直觉和臆测从此慢慢消失，研究日多，公关也逐渐往管理靠近。其实公关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由EdWard Bernays展开，其年代甚至早过新闻和广电研究，可惜后继乏力。虽然如此，Pavlik（1987）仍在书中列举出1986年（Pavlik一书脱稿时）前公关史上十个具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其中前四个里程碑中的三个都是Ber—nays的研究，最早即他1923年有名的《民意结晶》（ChrystallizingPublic Opinion）；另外一个经典研究，就是Hyman＆Sheatsley1947年的《为什么有些资讯运动会失败》（Some Reasons Why Information Campaigns Fail，详见第3章第5节），至今此文仍是健康传播科目必读之物。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Pavlik，仅1972—1986十四年间，就有六个公共关系研究里程碑，其中首推1972年McQtire一连串有关态度改变资讯处理典范的研究，其次是Grunig的情境理论，然后是Lerbinger有关公关功能的研究（详见第4章第1节），Broom＆Smith公关角色理论，Grunig公关四理论相关研究，以及1986年国际商业传播者协会（IABC）刚刚开始、由Grunig领头的优异研究。这些研究及其代表理论，后面会一一深入分析比较。Pavlik此一论述，足以显示1975年（即《公共关系评论》期刊的起始年代）到1986年间，公关理论的重心、研究方向与内容。如果以Pavlik的研究为本，进一步增益整理，就可以窥出距今20至30年前的头十年间，都有些什么样的公关理论在发展。
第3节 历来公关理论与典范研究
Kuhn（1970：175）在其名著《科学革命的建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指出，所谓典范（paradigm），是一种思想形式，一种能解惑或解决问题的概念或理论，也是一群特定人士共享的特殊理念、价值观或技巧。Kuhn提到典范的转移，认为科学的进步，不像进化论那样呈渐进式，而是一种知识上的剧烈革命，就在这种知识的跃升中，新的世界观概念（conceptual—world view）取代了旧的，典范的转移于焉完成。而当典范转移后，世界就起了质变，在量方面，也因充塞了新的事实、方法或理论而变得丰富起来。值得注意的是，Kuhn似乎认为典范和理论不大一样，他认为一个理论要被视为典范，必须优于其他竞争理论，但典范永远不必、也不可能解释所有的事实与现象。当某一典范逐渐强大，吸引下一代参与研究、致力者增加时，之前的典范就式微了，此时旧有的看法和观念就被束之高阁、打入历史或逐渐消失（Kuhn，1970：17—18）。
根据K1ahn，似乎只有一个解释力很强、多年来为多人所引用的强大理论，亦即多年来环绕着它建立起无数研究的理论，才配被称为典范；或者当许多理论都指向同一个中心思想时，那个中心思想或主要论述，才足以被称为典范。而即使是典范，也有所谓的生命周期，时间到了，新的典范释出，旧的典范式微，也就完成了典范的转移。
如果把典范的观念应用到公关研究与理论上，若要看出公关典范的转移，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历史的纵深，并以时问为经，以公关理论与研究为纬，透视其区段，再以回溯的宏观视野，审视出每区段公关典范为何、其源流脉络为何、发展与变迁为何，以及每阶段的移转又有什么起承转合。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可以分析出公关发展的史观，也可以审视公关理论的发展是否与时势和大环境相关，或与世界潮流相结合，而这，也是本书的宗旨。
1974年，Bishop对1964—1972九年间公关文献做过研究，结果得出约4500条索引，其中列在研究与评估项下的索引，只有28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