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康有为等一方面派谭嗣同向袁世凯求救，要求袁世凯兵变，另一方面，又派了几个武林高手包围颐和园，捕杀慈禧，但计划尚未实施，就让袁世凯一五一十地密告了慈禧。
康、梁的救驾，终是偷鸡不成，反蚀了把米。听到袁世凯的密报后，慈禧深夜弃了颐和园还宫，留一个空空如也的颐和园，让康有为他们去包围了。康有为等原本策划包围颐和园捕杀慈禧，没料想却掉入了慈禧所设计的圈套，具体执行捕杀慈禧的刺客毕永年，还没有到达颐和园，就成了大清御林军的俘虏。捕杀计划的失败，营救光绪的全盘计划落空。光绪被慈禧宣布“重病”而住进了相当幽静又极为神秘的“瀛台”。
且说八月八日，清廷大集朝臣，请出那位威风显赫的皇太后第三次临朝。光绪帝也暂出瀛台，向太后行三跪叩礼，恳请太后训政。太后俯允，仍命遵昔时训政故例。退朝后，光绪帝仍返瀛台，嗣后每日临朝，却是不准发言，简直同木偶一般。那班顽固的老保守派，皆是喜出望外。太后又假慈假悲，屡次下谕，言称圣上有恙，到各省征求名医。当有几名医生应征入京，诊治后，居然有医方脉案发录官报。其实谁都明白，皇帝没有病，不过心境不好而已，比生病还厉害，医生探病时，有太后监视，拜跪礼节，繁重得很，已弄得头昏脑涨，那有诊视心思，况且诸名医视病后，得了重贿就模模糊糊地写了脉案，轻描淡写地开了药方，皇帝服了后是否有效谁都不管。只是海内外的舆论、儒生的情绪，已不攻击政府，转为光绪帝鸣冤叫屈，有几个胆大的更上书直问御疾。更有甚者，英国驻华公使窦乐纳，得到光绪重病的消息，十分纳闷，他根本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因为数天之前，他受到光绪召见之时，见光绪帝神采奕奕，同他大谈了中国变法的一些事宜，窦乐纳虽然是一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地方风俗无不精诵。他根本不相信名医的医术。于是他派了几名外国医生，为光绪去确诊病情，因为是大英帝国的公使所派，慈禧不敢干预，这几名医生，替光绪做了全身的检查，暗暗地吃了一惊：“哪有什么病耶，光绪简直就是健壮如牛。”
这名大英帝国的名医向窦乐纳报告了光绪的身体状况，更是把窦乐纳摔得云里雾里的，摸不着东西而辨不清南北了。
“中国人，中国人真是不可捉摸。”
于是窦乐纳拜见了慈禧。他耸了耸肩膀，双手一摊，装了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这该怎样解释呢？”窦乐纳不无迷茫地问。见窦乐纳不能理解光绪的“重病”，慈禧无法，只是神秘地笑了笑，表示了对窦乐纳的问题无可奉告；，见慈禧无可奉告的样子，窦乐纳有一种受到莫大侮辱之感。他不管慈禧的这种冷笑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就对慈禧提出了警告：“我坚信，假如光绪帝在主政变法之际死去，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
听了窦乐纳所言，慈禧吓软了，她终于不敢宣布光绪驾崩的消息。依了直隶总督荣禄之计，破了大清“永不建储”的祖训，择了宗室近支之子，建大阿哥为皇嗣，以光绪无子为由择了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侨为“大阿哥”，并举行了盛大的册立“大阿哥”典礼。慈禧太后名为立嗣，实则行废立的阴谋，早就在她宣布光绪“重病”之际，国人就有些“预感”。他们相信阴狠毒辣的慈禧，终究会走这一步的，只是国人不解，慈禧宣布了光绪“重病”，为什么没有宣布光绪帝“驾崩”就册立大阿哥了呢？大阿哥的策立，光绪的“重病”，终于引发西方列强极大的兴趣了。八国联军把自己的舰队从上海开到了北京，把黑洞洞的炮口对准了北京的紫禁城，把慈禧吓得屁滚尿流。在此之前，他虽然收买了义和团“扶清灭洋”，并支持义和团与列强抵抗了一阵。然而，尽管这义和团有些“神术”、有些奇人异士，能隔山打牛，撒豆成兵，却终究只是使了刀棍之类的兵器。这些刀棍岂是洋炮洋枪的对手？你隔山打牛也好，你撒豆成兵也罢，人家的大炮一响，火光四起，遇石碎石，击屋屋倒，又岂是“神术”所能抵抗的？
义和团终于溃不成军，一败涂地。慈禧挟了光绪战战兢兢地逃离了北京，一路慌慌张张地逃到了西安，把京城一摊子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务，一股脑儿交付了李鸿章，让李鸿章全权处理了。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乃曾国藩的学生，在曾国藩所发起的洋人运动中，是曾国藩的主将，左右臂膀。因为为官极为圆滑，很得慈禧的青睐，与帝师翁同龠禾不善。翁同毹乃积极的维新人物，李鸿章却是慈禧的亲党，因此曾作联相戏，翁同龠禾出联“宰相合肥天下瘦”，讲李鸿章作了宰相，自己发了大财，而天下却贫穷了。因为李鸿章乃合肥人，这“合肥”就有了双关的意义，即地名的合肥和李鸿章的损公肥私、大发私财的意义。这李鸿章自然不是碌碌无为之辈，见翁同龠禾如此奚落自己，揭了自己的疮疤，也以牙还牙，以齿还齿，应以下联“司农常熟世间荒”。这翁同龠禾乃常熟人，曾做过司农。
李鸿章的续对却更是在“天下瘦”的基础上大骂了翁同龠禾的不是。
慈禧太后挟了光绪逃到了西安，把北京的一揽子事务交给了李鸿章，这李鸿章确实是把准了大清的脉搏。他十分清楚，大清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方式，无非就是坐到西方列强的对面，做一些你问我答式的文字游戏。然后签个条约什么的，划一块国土、赔偿几十万两白银了。这些外国的“鬼子”们真的想要在此“建都”而来统治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子民么？非也。所以李鸿章同西方的列强签订了一个丧失主权的什么《辛丑条约》。因为西方列强攻打北京，火烧圆明园时，列了一个所谓战犯的名单，把当时的“主战人士”一一列上，却没有将慈禧的名字列入其中。慈禧认为，这些列强对自己这位老佛爷，终究是有些“感情”，有些“尊敬”的，竟是对列强十分感激，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李鸿章同西方列强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同其恩师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一样，受到国人的唾骂了。一些文人墨客以李鸿章作了反面的典型，将其编成戏曲而演唱、谩骂，“百年流恨李临淮”，把李鸿章看成了南宋初年的秦桧了，“国有秦李，土地遭殃”。乡井市人更是用泥塑了李鸿章像，立于乡间田头，书了“卖国贼李鸿章”的条幅，张贴其上，人见了人骂，牛见了相斗，把李鸿章骂了个狗血喷头，里外不是人。
慈禧太后依了李鸿章的处理，签了一个《辛丑条约》，终于将八国联军的炮火捂灭，摆驾回宫。通过西安的调训，光绪清楚自己的这一辈子，虽然贵为人君，富贵了一辈子，却终是窝囊的一辈子，悲剧的一辈子。他清楚，他不可能打败慈禧，永远只是慈禧手中的一颗棋子，于是想通了，人生几十年为君也好，为民也罢，也不过如此呀，就开始向慈禧投诚。见光绪回心转意，慈禧大喜。回到北京，一句话把“大阿哥”给废了。将光绪推到了国耻的前沿，而把废立之事束之高阁。
光绪从西安回到北京，来到圆明园，此刻炮火的硝烟尚在弥漫，除了满溢的血腥，除了那耸立的石柱大门，其余却是一片灰烬。他的心在滴血，他的泪水在流，他只觉得，作为一个君王，他有愧，他愧对列祖列宗，愧对大清的子民。他记起了康有为的警告：“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为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为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这不正应了康有为之言么？圆明园的一亭一榭，一宫一殿，一草一木，一池一桥，他记得清清楚楚，那是怎样的湖光山色，又是怎样的金碧辉煌，是怎样的宝贵华丽，又是怎样的神秘而威严！而今还有什么，除了那大理石的园门，像一位世纪的老人，在瑟瑟的霜风里孤然而立，余下的就只有焦土，焦土啊！他下了诏书，让这孤独的大理石园门，永远这样地立着，虽然它不能像法国拿破仑所筑的凯旋门一样洒脱、风光，然而却同凯旋门一样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见证了这里曾经有过的繁华，曾经有过的耻辱啊！
尽管慈禧的庭训让光绪皇帝知道，他不可能摆脱慈禧的制约，但他的骨子里所深藏的却是维新的精髓。西安流亡归来，光绪皇帝重新执政，一心想要图强，因此把康、梁的维新措施作了一步步的恢复。但他学得十分的乖了，十分的圆滑。在新诏尚未下发之前，先请慈禧御览，并且必先自骂几句：“康有为之变法，非变法也，乃乱法也。”口是心非地哄骗慈禧，却把慈禧哄诱得团团转了。光绪终于“以退为进”，得到了慈禧的“信任”，依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进《劝学篇》：“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之言，颁布了“改弦更张”的变法上谕，而办理新政。
这科举自隋唐开创以来，继宋、元、明至光绪时却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这本来是一种取仕的最好制度，只是到了后来，特别是晚清，却好像成了一种恶性的肿瘤了。八股文的兴起，以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必修之课，禁锢了思想，扼杀了人才，扼杀了学术。虽然龚自珍大声疾呼过：“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对科举考试表示了极大的反感，但终究只是流传于民间，传颂于士大夫之族，却并没有呈达天聪。张之洞却成了千多年来，第一个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向光绪呈送了“废除科举”折子的人，这岂不是惊天动地的第一声春雷？
光绪依了张之洞所奏，下诏宣布取消科举、会试之类的考试，令全国的省城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同时命张百熙做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真枪实弹地搞起了新政来。
白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日本，谭嗣同喋血京城，维新的骨干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了，恰似一支打了败仗的军队，拖了百孔千疮的战旗，满面灰尘的，溃不成军。陈宝箴罢出湖南，清廷派了个唤做俞廉三的作了湖南巡抚。这俞廉三，廉与不廉，暂且另当别论，然而他的圆滑，他的观望却实在让湖南的士民不敢恭维了。俞廉三接了光绪的通令以后，虽然不敢有违，却实在是在阳奉阴违。他清楚，只要慈禧不死，光绪永远就不是大海的真龙，就不是搏击长空的苍鹰，永远只能是一只羽毛不能丰满，永远飞不出屋檐的麻雀。尽管慈禧在谭嗣同等六人的血光中，在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熊熊的烈火中，看到了悲剧，看到了守旧的惨景，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光绪的新政有了些同情与了解。然而同情毕竟是同情，说不定有朝一夕慈禧老脸一翻，却来个翻手为云，他俞廉三的下场与陈宝箴又有何别。陈宝箴可是撤职查办，永不叙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