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孔子说：“君子讲大信，却不讲小信。”孔子还说：“遵从的诺言若是符合道义，就可以履行。”孟子也讲：“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意思是说为了成就大的事业，一些小的方面可以不必计较。正如司马迁所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由此看来，应当看重的是是否合乎道义，至于诺言，则不一定非要履行。
我们看看《长短经》中是怎样评论这个问题的。
【事典】
有人说：“世上有一种欺骗狡诈的行为，反而被认为是忠实诚信之举。”也就是所谓机智通变，即见机行事，抓住机遇，而不是日复一日，万事蹉跎。
赵子论说：“奥妙无穷啊！天下的事情。若不罢废该罢废的，那应当兴盛的也可能被压抑。若是您忠于这个人，就一定负心于那个人。这是不待证明的道理。所以说，在一个人看来是忠诚，在另一个人看来就是奸诈。那忠与诈岂不是难以界定和评判了吗？但我也听说过这样的道理：君臣之间有公认的大义，上下级之间有明确责任，此理百代不变。所以，要行忠义，就看是否与君臣之大义相符，要行诚信，就看与上下级的责任是否对应。只要遵从责任和大义，即使偶尔使点诡诈而非光明正大的手段也是无可厚非的。”
齐国攻打燕国，夺得了十座城池。燕王派苏秦出使游说齐王，齐国把十座城池又归还给燕国。苏秦回到燕国后，国内有人在燕王面前毁谤苏秦说：“苏秦是卖国贼，一向翻云覆雨，恐怕将来他会作乱。”燕王内心也有意疏远他，不想再重用他了。苏秦恐怕被加罪，入见燕王说：“我原本只是东周王城郊外的一介粗人，没有一点儿功劳，而大王却在宗庙之内隆重地授予了我官职，在朝廷内给予我崇高的礼遇。而今，我为大王退去齐国的军队，收回了十城的国土，建立了大功，本应加深大王对我的信任才对。可我如今归来，大王却并不加官晋爵给我，看来有人用不守信用的罪名在您面前诬蔑过我。我的不守信用，却正是大王的福分啊！要是我像古代的尾生、伯夷、曾参那样讲求信义，身兼三人的高洁品行来侍奉大王，您觉得怎样？”
燕王说：“那当然好啦！”苏秦说：“要是有这样品行的臣子，就不会来侍奉您了。若我像曾参一样孝敬父母，不离父母身边，连在外面过夜都不肯，又怎会不远千里来侍奉弱小的燕国，效忠地位并不稳固的国王呢？若我如伯夷一样清廉，为了道义之名而不愿做孤竹国国君的继承人，也不去当周武王的臣子，而甘心饿死在首阳山，您又怎能让我步行千里到齐国游说，建功立业获取功名富贵呢？若我像尾生一样守信用，宁愿淹死在桥梁柱子上，也决不失约。这样的人，他怎肯极力吹捧燕国、秦国的声威而吓退齐国强大的军队呢？”
苏秦又说：“讲信义，是为了修治自己的品行，而不是替别人效力的，是为了保全自我而不是为建功立业的。但夏、商、周三代圣王相继而起，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等相继称霸，都不是只为保全自我，您以为保全自我是对的吗？那么齐王远在营丘（即今山东临淄，当时是齐国都城）就足以使您不敢窥视边境之外的地方。
“另外，我尚有老母远在东周，我离开老母侍奉您，丢掉只求自保的道义来建功立业，我所追求的一开始就是不合您的意愿的。我这人就是人们常说的由于太忠诚才得罪君主的人啊！”
燕王说：“忠诚守信又有什么过错呢？”苏秦回答说：“您不太明白，我给您举个例子。我有一个在远处做官的邻居，他的妻子有了外遇，丈夫快回家时，情夫很担忧，但妻子却说：‘不用担心，我已经给他备好药酒了。’两天后，丈夫回来了，妻子便让侍妾捧着药酒给他喝。侍妾心知这是药酒，给男主人喝下去，会毒死他；但说出真相吧，女主人就会被赶出家门，便假装跌倒，摔碎了药酒瓶。男主人大怒，狠狠地抽了侍妾一顿鞭子。如此忠心耿耿，仍被主人鞭打，这就是过分忠诚的不幸啊！我所做的事，正好和那侍妾倒掉药酒一样，也是好心难得好报啊！再者说，我侍奉您，是想用崇高道义为国谋利，如今却获罪，恐怕今后来侍奉您的人，再没有谁敢遵从崇高的道义了。再说，我游说齐王的时候，并没有欺骗他，您这样待我，以后还有谁替您游说齐王？还有谁像我这样诚挚？就算有尧舜一般聪慧的人，也不敢听从您的话了。”燕王说：“说得对。”于是又给苏秦高的礼遇。
楚国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晋国的国君派解扬出使宋国，告诉宋国不要投降，对宋国说：“晋国已全军出动，就要赶到了。”但路上却被郑国俘获，献给了楚国，楚王用厚礼收买解扬，让他对宋国传达与使命相反的话。解扬答应了。
待到解扬登上攻城的楼车，唤出宋国的人，传达的却仍旧是晋国国君的话。楚王要杀他，并派使者对他说：“您已经答应了我，却又违背了您的许诺，为什么这样说呢？休怪我不讲信用，谁叫您背弃诺言呢，我也只好请您立即上断头台。”
解扬答说：“我早就听说过这样的道理：‘君王制定并正确发布的命令就是义，臣子遵行君主的命令就是信。’臣子讲信用的前提是必须遵行君主之义，如此行事对国家有利。所以臣子的一切谋划，都不能损害国家利益，遵守这种道义来捍卫自己的国家，是卿大夫的本分。国君发布的命令，不能前后矛盾。臣下也不能执行这种命令。您想用财物收买我，说明您不懂这个道理。我既然从君主那里接受命令出使宋国，便只有以死报国，决不让君命毁在我的手里，哪能被财富收买呢？我之所以假意应允您，是为了不辱使命，虽然要牺牲自己却能完成君命，是做臣下的福分。我们君主能有忠信之臣，我作为臣下能够完成使命，是死得其所，还有什么苛求呢！”楚王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便让他回了晋国。
燕王也曾对苏代说：“我很厌恶欺骗人的话。”苏代回答说：“东周的风俗看不起媒人，因为他们两头说好话，到了男方家中就说姑娘长得非常美，到了女方家中又说男方家中十分富有。但依东周的风俗又不能自由恋爱娶妻，再说，要是没有媒人说媒，即使姑娘老了也嫁不出去。要是不用媒人，自己跑出去到处夸耀貌美，那更是让人耻笑，更嫁不出了。所以只有顺应这种风俗，不说坏的，只说好的，才能既把姑娘嫁出去，又不招人耻笑，这只有媒人才能做到。况且，若是不懂通权达变，事情必然办不成，不懂顺时选势，必定办不好。能让人享有其利的，还是要靠欺骗人的人啊！”
颜率想谒见公仲，公仲不接见，颜率便对公仲的近侍说：“公仲一定以为我是为人不忠诚，所以才不见我。公仲好色，我却说他礼贤下士；公仲吝啬小气，我却说他舍得散财；公仲品行不端，我却说他能主持正义。从今往后，那我只好实话实说了。”公仲的近侍把颜率的话传给公仲，公仲急忙站起来，接见了颜率。所以《论语》上讲过说：“讨厌那些借告发别人来表现自己正直的人。”《易经》上说：“有品行的人，应当抑止奸诈。”若是颜率忠实正直，那么公仲的丑闻臭名必然远扬。因此颜率的诡诈和不诚实恰恰是给公仲带来了福气。韩非说：“许由、续牙、卞和、隋侯、务光这几个人，都是见了厚利也不为之动心，临危不惧的人。像他们这样见了厚利不动心，那赏赐再多也不会对他起作用；若是临危不惧，就算使尽严刑峻法胁迫，也难达到目的。连古时的圣明之君都不能感化他们，当今之世，有他们又有什么用呢？”
曾有郑国的子产向晋国通报入侵陈国胜利的消息。晋国的国君问他说：“为什么要欺负小国？”子产回答说：“根据先王的遗命，只要谁有过错，就要治他们的罪。再说，过去天子的领地方圆只有千里，诸侯的领地也不过方圆百里，以下依次递减。而如今大诸侯国的领地都已经方圆千里了。若不侵占他国领地，又怎能扩张自己的领地呢？”晋国国君也就无法再责难他。
楚国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去官府告发，宰相说：“一定要杀了他！”认为他虽然忠于国君却对父亲不孝，所以把儿子抓起来治了罪。因为他一方面是国君的忠臣，另一方面却是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一个人跟随国君去打仗，打几次逃几次。孔子问他为什么逃跑，他回答说：“我家中有老父亲，若是我死在战场上了，就没人赡养他了。”孔子认为他是孝子，向国君举荐，他因此被重用。由此看来，是父亲的孝子的同时，却又是国家的逃兵。因此宰相杀了告发父亲的人，楚国的坏人却未见减少，听到孔子的称赞导致鲁国的人容易投降。由此可知，上层与下层的利益差异如此之大。所以国君想既允许百姓利己，又让国家获得福泽，必然难以实现。
由此便能明白，欺骗就是诚信，诡诈就是忠实，欺骗诡诈的行为正来源于忠实诚信的根本。
【评议】
过去我们说过这样的话：“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现在是否可以这样说：“对敌人的忠诚就是对人民的背叛。”所谓“欺骗就是诚信，诡诈就是忠实，欺骗诡诈的行为正来源于忠实诚信的根本”，并不是就一般意义上说的，是从根本意义上来讨论忠诚与诡诈的问题。当我们明白了这一思想后，我们的思想也许更会“解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