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前人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颇能表现魏晋名士精神特征。这“师心”与“使气”便是直抒胸臆，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与愤激。应当说，这些名士大都是些胸怀大志甚至是“志深轩冕”的人。他们生逢无道之世，文化的发展把他们推向了怀疑君主专制、实现文化理想的阶段，所以他们处于进不能攻、退不能守的尴尬境地，他们的心灵忍受着撕裂磨啮的巨大痛苦，即使平和如陶渊明，也还是写出了“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足见其人格的分裂。所以说，魏晋士人欲做直臣而不得，欲做隐士而不能，他们在这特殊的历史文化境遇中，如病蚌生珠一样，创造出了丰富的文化价值，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能量。
【事典】
在魏晋时期，“竹林七贤”是十分有名的，“七贤”是指阮籍、嵇康、阮咸、刘伶、王戎、山涛、向秀。这七人均是当时著名的诗人，也是天下人望所指。他们思想接近，志趣相投，“相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这七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以王戎、山涛为代表，在司马氏残酷地杀戮异己而对他们又不断利诱拉拢的情势下投靠了司马氏政权，甚至成为西晋王朝的佐命功臣，一类以阮籍、嵇康为代表，其中还包括向秀、刘伶和阮咸，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因其不合作的方式各不相同，其结果就或被杀害、或抑郁而死、或敛迹避祸而各不相同。
所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竹林七贤”的分化正是隐逸文化的抟成时期沙汰的结果。山涛曾任吏部尚书、侍中，替司马昭做说客，引出了嵇康的鸿篇巨制《与山巨源绝交书》，徒以遗羞后人。王戎官至中书令、光禄大夫、司徒，可谓司马昭手下的第一人，但此人极为贪婪吝啬，“广收八方田园水碓，周遍天下，犹未知足”（《世说新语?俭啬》），并亲自动手计算钱粮，昼夜不停。家里有棵好梨树，在把梨子卖掉时，总是一定要把梨核取出，生怕别人得了梨种。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偏偏生了个喝凉水也上膘的傻儿子，王戎让他吃糠减肥，他却越吃越胖，未成年就死了。王戎的人格卑下至此，实在有辱“竹林七贤”的清名。
与王戎、山涛相反，嵇康是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他是当时最著名的诗人、玄学家，当时天下人望所归尽在嵇康等人。在嵇康看来，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万事万物平等无差别地同时存在于这个整体中，即便圣人也要根据宇宙的和谐规律来处理政事，因此，嵇康玄学的最高概念是“自然”，这就必然导致“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结果，对司马氏所提倡的以孝治天下的“名教”也有着内在的冲击。
对嵇康这样的人物，司马氏当然是要拉拢的，当司马氏杀了曹髦即将篡魏时，就更需要嵇康这样的精神领袖来为其制造舆论。于是，司马昭派山涛去说服嵇康，结果嵇康写了一封长达一千七百多字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并公之于众，不仅宣布与山涛绝交，还把司马氏暗骂了一番，明确表示了自己的不合作的态度。这篇文章尖刻泼辣、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地奚落了司马氏，揭露了其真面目。嵇康由此而声望日隆，但同时也埋下了杀身之祸的种子。
然而，嵇康“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司马氏也很难找出他的过错。其实，嵇康的不合作本身就是对司马氏的反抗，天下士人翕然从之，司马氏便很难控制社会舆论。当时的所谓名士钟会依附了司马氏，便想通过整治嵇康来博取司马氏的欢心。有一次，钟会亲到嵇康的住处探听情况，见嵇康正与人在门下打铁，便站在那里等待嵇康开口。嵇康哪瞧得起钟会，只是低头打铁，眼皮都不翻一下，钟会也故作高傲，不肯先行开口，僵了好大一会儿，钟会只好无趣地走开。嵇康冲着他的后背说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这种调侃讽刺而又抓不到把柄的话使钟会难于回答，只好耍赖似的说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讪讪地走了。
嵇康曾为朋友吕安辩冤，顶撞了司马昭，最终司马昭以嵇康与吕安案有牵连的罪名将其逮捕。钟会为了迎合司马昭，诬告嵇康曾经谋反，并说嵇康“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所不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还进一步危言耸听地告诉司马昭：“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晋书?嵇康传》）在钟会的挑唆下，司马昭终于下定了杀死嵇康的决心。处死嵇康的命令一经传出，全国舆论大哗，京师太学生三千余人联名上书，吁请赦免，但未能奏效。据记载，嵇康临刑前神态十分坦然自若，到刑场后索琴弹完一曲《广陵散》，慷慨就义，《广陵散》亦成为绝响。
嵇康之死的意义殊大，这是集权制度与士人、仕与隐、名教与自然等诸多矛盾发展激化的结果。从本质上讲，嵇康与司马氏的矛盾不是臣下与皇帝的矛盾，而是文化理想与现实集权政治之间的矛盾，嵇康犯的是“思想罪”。嵇康之死表明，上述矛盾如果得不到较好的解决，士人离心、民众离心将是不可避免的，某个政权的倾覆也将指日可待。在《与山臣源绝交书》里，嵇康历数了许由、接舆、老、庄、东方朔乃至近世的管宁和当世的阮籍，指出他们皆以冠冕为腐臭，对秦汉以来的君主集权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怀疑和否定，强烈要求把儒、道的有关政治理想输入现实的集权政治制度。后代的封建统治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一点，科举制度的建立就是其有效的补救方法之一。在野士人通过科举而把自己从书本上得来的文化理想提升到现实运作的层面上来，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的活力，这便是盛唐出现的根本原因之一。至于后来科举成为笼络人心、禁锢人心、扼杀人心的工具，那就已臻末流，另当别论了。
嵇康之死可谓泽被后世，后代士人从其中汲取精神力量，以保证自己人格的独立，甚至成为某些士人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但士人同时也看到，士人的独立是有一定的“度”的，超过了这个限度就无法生存下去，因此也迫使他们寻找更为切实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嵇康之隐实在是以隐作为反抗的方式，以丘壑皋壤、山林泉石为反抗的据点，此类隐士的真正意图是要建立一个符合自己理想的社会。他们的隐逸活动具有极其丰富的精神价值，中国的人文精神的承继、文化理想的存续，倒有一半应该归功于他们。
东晋至南朝结束这一阶段，名士的代表人物非陶渊明莫属。他生活在一个“乱”与“篡”的时代，抱负和理想尽皆付诸东流。陶渊明不断出仕，又旋即辞官，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他对现实的不满和不适应。萧统《陶渊明传》记载：“会郡遣都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陶渊明屡次去职的根本原因，而他的《归去来兮辞》更从生活情调的深处说出了这一点：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心为形役”是他最大的精神痛苦，他决心要摆脱自身躯体及物质的役使，获得心灵的自由高蹈。他在历经了官场的龌龊和束缚之后，终于迷途知返，把“良辰孤往”、“植杖耘耔”、“东皋舒啸”、“清流赋诗”看成自己的“天命”，因而从心灵的深处释放了政治上的失落感，“乘化归尽”，找到了生命的归宿。
这位被推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大诗人本身就是一个大隐士，对于隐逸，他有着最为深刻的生命体验：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一）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神释》）
既不是冷漠的避世，也不是愤不释怀的怨怒，而是摆脱“樊笼”后获得了人格的独立和自由，并将这种独立和自由积极地指向对无道现实的批判和矫正。陶渊明的这种独立、自由、深情而又刚劲的生命情调是中国隐逸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由两汉经西晋终于在陶渊明这里找到了较为确切的定位：怀道而隐，以隐彰道。
【评议】
魏晋名士和隐士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课题，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肯定了“建安七子”与“竹林七贤”。然而，鲁迅先生也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则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是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昭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际上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至于他们（孔融、嵇康等）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做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固执得多了。”言外之意是批评孔融、嵇康坚持礼教，而实际上，他们所坚持的是一种植根于民族文化深处的具有永恒合理性的文化理想，如果连这一点都否定了，那我们就更失去了维系精神的力量，鲁迅所说的魏晋时期的“乱”与“篡”必将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