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的弱点，说到底就是经验少。冲动、偏激、盲目性等等都与缺乏经验和阅历有直接的关系。弥补经验不足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为其提供锻炼的机会。如果没有这种机会，即使年龄大一些的人，也不会具有新岗位所要求的丰富经验。
实践证明，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有助于有才能的年轻人脱颖而出。社会的竞争，是智慧的竞赛，能力的角逐，是战争年代较之于和平年代更有利于年轻人增长才干、展示才干的原因。陆逊生活在战乱年代，追随孙权，年纪虽轻却经受着血与火的考验。最终成为一代名将；虽然他在吕蒙白衣渡江时已经显露出才华，但如果不是东吴失地兵败的危难之时，吴国正逢用人之际，陆逊或许被埋没。土光敏夫的人才见解十分精辟，他所奉行的“早期、重任、锻炼”主义，对于现代领导很有借鉴价值。对于素质好、有前途的年轻人，应大胆地、果断地委以重任，这不仅有利于组织的今天，更有利于组织的明天。年轻意味着创新和活力。
6.大力培养接班人
企业家可以说是企业的灵魂，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创造了不菲的财富，企业也烙上了他们自己鲜明的管理烙印。总有一天，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要退出企业管理，这时他们将面临一个问题：把自己打拼来的企业交给谁管理？也就是说，把手中的管理大权交给谁？
李嘉诚、庄月明夫妇，在接班人培养上，可谓煞费苦心，深谋远虑，而绝不溺爱。
温室里的幼苗是不能够茁壮成长的。他常带儿子去看外面的世界，领会人生的艰辛；带他们坐电车坐巴士，又跑到路边报纸摊，看那个一边卖报纸一边还在温习功课的小女孩，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求学态度。他希望两个儿子，从身边大众身上去接受、领悟人生的坎坷，去品味该如何做人。
李泽楷在国外上大学时，李嘉诚前往探望那日下着雨，他远远看见一个年轻人背着大背囊，踏着自行车，在车辆之间左穿右插。
李嘉诚心想；“这么危险。”等到走近了，再看清楚一点，这才发现原来是泽楷。
当初，他送两兄弟到国外读书，李嘉诚没打算给他们买汽车，只买了两辆自行车给他们代步。自那次目睹险境后，他才放弃了这种磨炼儿子的方法。
李泽楷不满14岁赴北美读大学预备学校。同学不论出身富家或平民，皆有很强的独立意识。目睹耳染，李泽楷很快习惯了独立生活。父亲去看儿子，发现泽楷假日在网球场拾球赚钱。李嘉诚回港后对夫人庄月明高兴地说道：“泽楷学会勤工俭学，将来准有出息。”
李嘉诚谈起教子经验时说：“沙地里长出来的树，要拔起来，你说有多难呢？”
儿子在家时，每当星期天，李泽钜、李泽楷两兄弟必定会跟父亲出海畅薪。这已是多年的老习惯了，像一日三餐一样不可或缺。
也许大家会感到奇怪，不就出海吗，人人都会，人人都去。但是，他们出海畅游的目的，在于他们要协力上演一幕“压轴好戏”。
据李嘉诚所言：“每次出海时，他们一定要听我讲话。我带着书本，是文言文那种，解释给他们听，然后问他们问题。我想，到今天他们亦未必看得懂，但那些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经验和做人宗旨。”
有人说，传统文化与商业文化大相径庭，水火不融。但成为商界巨子的李嘉诚，却能将这两者很好地融为一体。在香港这个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中，他体现出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传统美德，确实难能可贵。
做人跟做生意一样，李嘉诚有自己坚守的原则。他常对儿子讲：“有些生意，给多少钱让我赚，我都不赚……有些生意，已经知道是对人有害，就算社会允许做，我都不做。”在滚滚红尘当中，可以辟一处地方安顿好自己的良心，身心亦较舒坦。
李嘉诚对儿子的培养，还不仅限于此。在泽钜、泽楷兄弟俩不满10岁时，李嘉诚就在长实会议室配有“专席”，让他的两位公子出席董事会会议，接受最早的商业训练。
这件事，过了好多年后才被披露出来，不然，当时就被传媒炒得沸沸扬扬。有人不禁纳闷，不满10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其实李嘉诚并不计较他们听懂了什么，重要的是让他们在商业氛围中受到熏陶。正如要培养一名音乐家，在襁褓时就要让他听曲子；造就一个航海家，在他学步之时就要让他到汽艇里颠簸一样。
李嘉诚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李嘉诚给儿子们的“最高指示”是凡事要低调，不可大张旗鼓，大肆渲染。
当儿子们逐步有些业绩时，在一些适当的场合里，他也会给一些巧妙的安排，让他们曝光亮相。比如在1990年万博豪园推出预售之前，长实集团公关部门精心安排，让当时的集团执行董事李泽钜出现在媒体面前，接受两家杂志的访问。但是在一些无关大局的场面里，他总不让儿子面对大众，以免树大招风，无助于心理成长。
李嘉诚素以念旧著称，周千和因年老而退下来，但仍继续担任长实非执行董事，于是变相担当起了“师傅”的角色，以便让李泽钜好时时向他请教。
此时，周千和之子周年茂早已经是李氏的重臣了，他在李氏集团里主要负责处理有关地产发展的问题。多年来他也是李泽钜的“指导员”，特别是在集团的重量级业务地产方面。
尽管1993年2月，李泽钜出任长实集团的副董事总经理，但身边仍有“师傅”与“指导员”在指导他的行为，而总司令李嘉诚仍稳稳地坐在决策者的位置上，并没有丝毫放权之意。
对于在和记大厦办公的李泽楷，李嘉诚由于“鞭长末及”，只好放手让他打理卫视。尽管如此，他仍亲自担任卫星广播有限公司主席，对小儿子实行“遥控”。
李嘉诚再次对李泽楷重申“最高指示”——“凡事要保持低调”。但搞电视及大众传媒业，本身就是需要“曝光”的行业，因此要执行父命，确实令李泽楷颇费心机。
李泽钜、李泽楷兄弟二人，自出道以来，由于处事的“高姿态”而受到老父的责骂、教训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曾有一次，用来迎送贵宾的劳斯莱斯轿车，李泽钜受父亲交代，在车内装置一台镭射碟机，却由于差少许未做足一百分，而被责备了两句。即使是对于这样的小事，李嘉诚依然毫不放过，足见其教子之严。
其实，李泽钜本人处事——贯低调，不会像弟弟泽楷那样张扬。他“曝光”的机会也不多，而且上镜表情也十分严肃。这大概是李泽钜从乃父身上，察感“树大招风”、“人言可畏”，故而尽可能保持低调，风头较其弟李泽楷小得多。
而身负“千亿王国”香港首富继承人的千斤重担，以“而立”之年，委实只有“超人”方能承受得住这种压力。
李泽钜多次说，他最忌讳“接班”一词，最不愿听到的词，就是“接班人”。
李泽钜又说：“一个人完成学业，就需要工作。请不要把我们兄弟在父亲公司里工作与接父亲的班混为一谈。”
此话锋芒不露，颇为得体。作为香港首席华资财团，其继承权问题可谓是八方瞩目。李泽钜深觉压力重大，害怕“接班”实属真言。
舆论界普遍认为，李泽钜的害怕，并非懦夫心理，而是自知之明。他会努力奋斗，以期来日不负此任。
李嘉诚对两个儿子总的态度是既严格又开明，既寄予厚望又给予自由。
1993年8月底，身任和黄集团执行董事的李泽楷，被提升为和黄副主席。大公子泽钜坐镇全系大本营长实集团，二公子泽楷将任全系主力舰和黄集团的舵手。李嘉诚安排儿子接班的趋势已十分明朗。
此时，二公子李泽楷正好27岁。
任何事业要想后继有人，不断发扬光大，都需要大力培养人才，尤其是要大力培养接班人。也只有把事业交给能够光大门楣的人，才算尽到了自己的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