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北大教授中有一位辜鸿铭。他在民国成立多年之后，还拖着一条辫子，在政治上主张帝制。但他早年留学英国，并历游欧洲各国，精通英文，便聘他教授英语。此外还有一个刘师培，是拥护袁世飢复辟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他旧学基础极好，蔡元培聘他讲授中国中古文学史。在蔡元培聘请的教授中，既有辜鸿铭、刘师培这样极端保守的人物，也有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人士，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及各种主张的人士。这种广纳才俊，并容百家的举措，使当日北大呈现出学术上学派林立、各种学说自由传播的盛况，北大随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以及中国的学术中心，便是自然而然的。
马寅初对此曾高度赞扬蔡元培的主张和实践：“当时在北大，所言党派，国民党有先生及王安惠诸氏，共产党有李大钊、陈独秀诸氏，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者有李石曾氏，憧憬于君主立宪发辫长垂者有辜鸿铭氏；以言文学，新派有胡适、钱玄同、吴虞诸氏，旧派有黄侃、刘师培、林损诸氏。先生于各派兼容并蓄，绝无偏袒。更于外间之攻讦者，在《答林琴南氏书》中，表其严正之主张。故各派对于学术，均能自由研究，而鲜磨擦，学风丕变，蔚成巨欢。”
广纳贤才一例
蔡元培在北大校长任上，其用心最多处便是为贯彻他的兼容并包精神而延请当时国内闻名的各派人物。他的确做到只求有真学问而不论其政治态度地礼聘各路贤达。王国维是当代大学者，他甘当清代遗老的保守立场与蔡元培本人的进步民主思想迥异，但蔡元培为了动员王国维到北大任教，还是竭尽全力而演出了一场极为感人的故事。刘烜在他的新著《王国维评传》中有一节文字生动详尽叙述蔡元培这次请王国维出山的细节，今引用如下：
“五四”前后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是奠定北京大学具有国内外很高的学术地位的伟大教育家。他提倡大学要办好研究所，首先办起了国学研究所。这时候，王国维国学研究的成绩巳经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就是聘请各学科和不同学术派别的最有成就的学者到北京大学讲学，于是，一种新的互相探讨的学术风气很快就形成了。
早在1917年9月初蔡元培写信给马衡，表示聘他为“京师大学教授”，王国维即托故推辞。1918年冬天，蔡元培委托王国维的同乡和朋友马衡又出面礼请，又被王国维婉言拒绝了。不过，王国维也留有余地，告之北上有困难。王国维写信给罗振玉，征求意见。罗振玉请他征求沈曾植的意见。音韵学家沈曾植可算是前辈遗老。王国维估计到：“北学之事，若询之寐叟（沈曾植号——作者注），必劝永（王国维——作者注）行，然我辈乃永抱悲观者，则殊觉无谓也。”以后，王国维专程去征求意见后，报告罗振玉说：“北学事寐谓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者述事者嘱托，可以应命；并谓可乘此机行作二月勾留，果不出永所料也。公谓此事何如？”最后，王国维忙碌了一阵，思想上有矛盾，最终没有应聘。
1912年春，罗振玉从日本回国后，马衡又请罗振玉作书相劝王国维应聘。罗振玉当了马衡的面写了推荐书说：“公有难于北上者数端，而淑兄（指马衡一作者注）坚嘱切实奉劝……”。可是，第二天早晨，罗振玉又另写信给王国维，证明昨天晚上的信“不得不以一纸塞责”，“公必知非弟意”。王国维回信对罗振玉说：“马淑翁（指马衡——作者注）及大学雅意，与公相劝勉之厚，敢不敬承。惟旅沪日久，与各界关系甚多，经手未了之事与日俱增，儿辈学业多在南方，维亦有怀土之意，以迁地为畏事。前年已与马淑翁面言，而近岁与外界关系较前尤多，更觉难以摆脱，仍希将此情形转告淑翁为荷。”这次不受聘，说的理由是“以迁地为畏事”，确实符合王国维处事的习惯。
可是，过了不久，罗振玉自己先应了北京大学之聘。他对王国维说：“去冬法国博士院举弟为考古学通信员，因此北京大学又语前约。弟谢之再三，乃允以不受职位，不责到校，当以为各人面尽指导之任，蔡、马并当面承允。因又托弟致意于公不必来京，从亊指导。乃昨忽有聘书至，仍立考古学导师之名，于是却其聘书。盖有聘书，则将来必有薪金，非我志也。若有书致公，请早为预计。”
马衡于同时也写信给王国维说：“大学新设研究所国学门，请淑蕴先生为导师，昨巳得其许可。蔡元培先生并拟要求先生担任指导，嘱为函恳，好在研究所导师不在讲授，研究问题尽可通信。为先生计，固无所不便，为中国学术计，尤当额手称庆者也。”同时，正巧顾颉刚南行，又去上海面请王国维。王虽将他们携来的薪金退回，但这次有进展“仍许留名去实，不与决绝，保此一线关系或有益也。”学校方面考虑到王国维不就教职的理由是“以迀地为畏事”，那么，通讯导师本来不必“迁地”，这层困难应该解决了。在这样的基础上，北京大学国学门正式写信恳请说：“大学同人望先生之来若大旱之望云霓，乃频年孜请，未蒙俯允，同人深以为憾。今春设立研究所国学门，拟广求海内外专门学者指导研究。校长蔡元培先生思欲重申前请”，“先生以提倡学术为己任，必能乐从所请”。这次，王国维总算答应了。
不久，又起波折。北京大学就再派人送去薪金，王国维仍然拒收。他于1922年8月1曰《致马衡》中说：“昨日张君嘉甫见访，交到手书及大学金二百元，阅之无甚惶怵。前者大学屡次相招，皆以事羁未能趋赴。今年又辱以研究科导师见委，己惟浅劣，本不敢应命。惟惧拂诸公雅意，又私心以为此名誉职也，故敢函先。不谓大学雅意又予以束。窃以尊师本无常职，弟又在千里之外，丝亳不能有所贡献，无事而食，深所不安，况大学又在邸屋之际，任事诸公尚不能无所空匮，弟以何劳敢贪此赐，故巳将金托张君带还，优祈代缴，并请以鄙意达当事诸公，实为至幸。”在大学方面看来，不受薪金，是不是意味着还会不受职位。于是，马衡于八月十七日又致函王国维说：“大学致送之款，本不得谓之束，如先生固辞，同人等更觉不安。昨得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兄来函，深致歉疚，坚嘱婉达此意，兹将原函附呈。”同时，再请张嘉甫致送一次又申明“务祈赐予收纳，万勿固辞，幸甚幸甚”。
这封沈兼士致马衡的书信手稿，近期亦巳见到。沈兼士听到王国维不受薪金事，郑重地告诉马衡：“本校现正组织《国学季刊》须赖静安先生指导处正多，又研究所国学门下半年拟恳静安先生揭示一、二题目，俾研究生通信请业，校中每月送百金，仅供邮资而巳，不是言束。尚望吾兄婉达此意于静安先生，请其俯允北大同人欢迎之微忱，赐予收纳，不胜盼荷。顷晤蔡孑民先生，言及此事，孑民先生主张亦与弟同，并嘱吾兄致意于静安先生。”王国维多次不受薪金，显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廉洁。这使人想起了殷周时代的伯夷，作为遗老，不食周粟而亡。
那末，以清朝遗老自居的人能不能拿民国的国立大学的薪金呢？看来老实的王国维在思想中经历了曲折的斗争。蔡元培校长很懂得体贴人。他以特有的智慧指出：这不是薪金，而是邮资。因为，既然接受了通讯导师的名义，紧接着“邮资”总该接受的。这样就名正言顺了。果然，王国维在1922年8月24日致马衡的信中说：“前曰张嘉甫携交手书并大学二百元，诸公词意殷拳，敢不暂存！惟受之滋耳。”并且，立即任事。他说：“研究科有章程否？研究生若干人？其研究事项想由诸生自行认定？弟于经、小学及秦汉以上事（就所知者）或能略备诸生顾问；，至平生愿学事项，力有未暇者尚有数种，甚冀有人为之，异日当写出以备采择耳。《国学季刊》索文，弟有《五代监本考》一篇录出奉寄。”王国维终于多请才出山。
沉思的铜像
在现今的北京大学一角，那里有一个湖，这湖到现在还找不到合适的名字。但未名湖却成了它的流行的、也是永远的名字。那里还有一座塔，那塔倒是有名字，叫博雅，取博而雅的意思。也许，这似是预先设下了一个名字，让北大接受并丰富它。就在湖光潋滟、塔影婆娑的校园一侧，那里有一棵只有北方寒冷气候才能成长的巨大的雪杉，在雪杉的浓荫下，蔡元培先生在那里永恒地沉思着。他的安详而睿智的目光，一直深情地注视着现今的一切，也许他是在想今日的北大是否承传了他的学术自由的传统，也许他是在回忆“五四”时代他为保护营救被捕学生相关联的名字。这些名字，都和北京大学、和蔡元培校长联系在一起。正是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任何一件重大的事件，几乎都和社会危难有关。1919年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举行了巴黎和会。北京军阀政府在会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惊。5月4日以北大为中心的三千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队伍便是在红楼钟声的导引下在民主广场集合并由此出发的。愤怒的学生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并痛打章宗祥。警察逮捕学生三十二人。当日下午，各校学生在北大开会，通电全国，呼吁各界“一致联合，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蔡元培校长为抗议当局逮捕学生，愤而辞职。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他不止一次保护北大师生而以辞职相抗议。1923年北洋政府逮捕北大教授，蔡元培又一次辞职。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有正义感的进步学者。
蔡元培以科学、民主两大旗帜为北大竖起了永恒的丰碑。在他手中完成了北京大学的现代改造，使之以崭新的、既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统、又拥有领导最新学术潮流、具有先锋精神的、传统与现代、中国和世界综合融汇的新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北京大学一直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领袖，它不仅以学术博大精深和创造建设著称，而且也以它对中国社会的使命和责任的承诺著称。北京大学历来是中国文化精英荟萃之处。这些社会的才俊贤达之士一直作为民族和社会的大脑，进行着富有历史性的思考。北大师生因此也成为民族和社会的良知，他们勇于在社会和国家危难时挺身而起。北大的这种既代表学术和科学，又代表正义、勇敢和道德的伟大精神，是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建设并完成的。是蔡元培赋予北大以与这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名字相称的胸襟和气魄。蔡元培本人也在这种建设和赋予的过程中成为北大精神的代表。
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校名的更换表达了中国历史的一次腾跃。中国完成了从封建王朝到民主共和国的腾跃。从近代史向着现代史的一次大转移。这种腾跃和转移，极而言之，在于证明中国社会的进步与这所学校的成立有着极密切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