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而北大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基本内容的新文化运动，是由北大的教授和学生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阵地《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最先叫《青年杂志》）与北大师生关系极深。据胡适自述：“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归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胡适六人轮流编辑”，“民国七年冬天，陈独秀等又办了一个《每周评论》，也是白话的。同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等出了一个白话的月刊，叫做《新潮》。英文名字叫做Ten Renaissance，本义即是欧洲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
“五四”新文化革命的火种，也是由北大的教授点燃的。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指出文学随时代而变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断言白话文学必将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这是中国文学史中开创新时代的宣言书。后来，胡适又在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详细论析了上述观念。1917年2月，也是北大教授的陈独秀呼应胡适的理论，发表《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有着雄视千古的非凡气概：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篇宣言所具有的魄力与胆识，可以与世纪之交出现的巨人精神相衔接且毫不逊色。由于这批人勇敢的宣告以及创造性的实践，终于使这场空前的文学革命取得了成功。数十年后的今日，有人重新评估这些前驰者的言行，有责之为过激主义者，其实是缺乏历史眼光的见解。把“五四”新文学运动简单地斥之为“破坏”亦为未妥。陈独秀三大主义的每一项都是既有“推倒”，又言“建设”。他在作这样的论述时，有着整个的旧文化和旧文学作参照。旧时文学样式所具有的束缚和局限、僵死和腐朽，它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之与新时代的严重脱节和不相适应，以及清末以来“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的未能奏效，激起了那些前驱者的“改造”或“革命”的愿望。这些人，不是简单地提出口号，他们还付之实践。是既有幻想，又肯实干的一代人。胡适是其中最富幻想性又最富实践性的一位猛士。他的新诗“尝试”，以及“尝试”的成功，如同千年壅塞的河流被打开了一道缺口，从此激流奔涌而形成不可阻挡的浩荡之势，实有赖他那种勇于试验实践的精神。
重评“五四”
20世纪最后几年，也就是“大批判”、“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巨大的文化灾难和文化动乱之后，人们在进行历史反思时，从百年的过激的和粗暴的行动中，于巨大的惊恐和惨痛之余得到某种启示。这种启示不幸地与“五四”运动发生某种联想，联想导致谴责，他们以为这是一种正确的总结。其实，这些判断乃至结论恰恰是激动之余、又混杂着惊惧的情绪性的产物，并不是一种科学的和理性的总结。
这种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估，在一部分中青年学者中多持批判性立场，或质疑的态度。一位中年学者把“五四”精神归结为“激进主义”，又把它与“文革”和80年代文化热联系起来，统称为“三次文化批判运动”，认为“五四的反传统的传统经过‘文革’的进一步得到强化”，“文革”是“‘五四’精神的更片面的发展”。他在另一次发言中重申上述论点，认为，“五四文化思潮把整个文化传统看成巨大的历史包袱，要传统文化对中国的落后负全责，以为经过简单激烈的决裂才能对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作出贡献，带有明显的激进色彩。在学术层面上，全面否定儒家的价值体系和整个中国传统的价值，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截然两分，把传统与现代完全割裂，以科学、民主排斥道德、宗教、文化，不能正确了解‘传统’、‘权威’的积极意义，这显然失于偏颇。”这是一段倾向性十分明显的发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在诸多代表指责中一种较为冷静的评述也在出现。1996年“五四”运动七十七周年前夕，《光明日报》邀请三位学者重估“五四”精神，与会者的谈话中表现出深刻的学理性和历史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耿云志高度评价了“五四”的功缋：“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树立后，中国在许多方面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与进步。譬如：为广大群众所乐于接受的白话新国语的形成，为社会进步、文化创造开出无数法门；新教育的诞生，为国育才有了可靠的基础；新文化的诞生，为广大群众提供了精神食粮；新学术范式的建立，为活跃中国文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的大力提倡，为扫除愚昧与迷信、发展科学与技术创造了思想前提；整理国故，翻译西书更是融汇中西文化的基础工作。女子解放、女子教育、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家庭教育、慈幼事业等等的提倡，则是移风易俗、改造国家、提倡人民素质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所有这些，都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民主分不开的。”耿云志研究员这个发言，是对众多的事实的概括，他所讲述的内容，很难以“过激主义”的名义予以取消，所以，是相当切实和相当冷静的总结。
在接近世纪尾声的1996年，陆续出现了这样一批具有一定科学性的言论。这些言论对于那些浮躁的、情绪化的判断有一定的沉淀作用。中央音乐学院蔡仲德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重估了“五四”传统和“五四”精神，其中一些判断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更重要的，则是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五四”的根本精神。既有激进的“五四”，也有渐进的“五四”；既有排他的“五四”，也有兼容的“五四”；既有救亡的即政治的“五四”，也有启蒙的即文化的“五四”。“五四”有启蒙与救亡两层含义，其救亡一面与历史上的救亡有同也有异，同在爱国，异在君国分离，人民自觉参政议政，即救亡建立于启蒙之上。……而救亡是紧迫任务，常导致激进、排他，启蒙非一蹴可就，必要求渐进、兼容，故“五四”的根本精神不是救亡、爱国，而是启蒙、民主，作为新文化运动，其本质更不在救亡而在启蒙，不在激进、排他，而在渐进、兼容。就此而言，更不能将“五四”运动的精神归结为“激进主义”。
如再顾及“五四”的实践，则我们可以看到：辜鸿铭可以与陈独秀同登讲坛，《学衡》可以与《新青年》分庭抗礼：坚持文言可以与提倡白话共存于世；“中国本位文化论”可以与“全盘西化”论激烈争辩；自由讨论带来了学术的繁荣，因而涌现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梁漱溟这样的思想家；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这样的哲学家；鲁迅、曹禺、巴金、沈从文这样的文学家。就此而言，将“五四”精神归结为“激进主义”便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北京大学的精神传统，虽然缘起于戊戌维新的改良思想，受惠于孙家鼐、严复等这些宿耆硕儒的开拓倡导之功，其根基却奠定于伟大而恢宏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与蔡元培对于这所大学进行现代改造有关。蔡元培始创思想、学术自由原则，立兼容并包方针和标举科学、民主精神，这些思想奠定了北京大学的百世基业。他的精神垂范至今，成为北京大学永久的校训。而由胡适、陈独秀等发起并推进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更是以北大为舞台，演出了一场影响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话剧。
中国新文学的摇篮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提倡了一种对旧世界的批判以及锐意进取的创新意识。他们既富有理想又勇于行动、特别是面对重重压力而始终怀有坚定和自信。北大正是因此而成为新文化的堡垒，它为中国新文学和中国新诗所造出的功绩为国人所共知。
胡适在北大校园未设塑像。不仅于此，在革命意志旺盛的时代他还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一面旗帜，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激烈的抨击。1954年10月，《文艺报》为支持两位“小人物”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发表署名文章，涉及对胡适的批判：“长时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和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对于胡适及“胡适派”的批判运动，是50年代非常著名的一次思想批判运动，胡适作为“反面人物”的形象也于此时开始被确定。
但胡适作为中国批判旧文化、创建新文化的前驱者和领袖人物的形象依然屹立于此。他的精神与这所校园同在。那次批判运动事实上未能改变人们对他的评价，也不能损害他的光辉。胡适自1917年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归国，受聘为北大教授之后，在北大任教数十年，先后担任过中文系主任、英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46至1949年任北大校长。在中国教育界，他是一位著名的教授和教育家；在中国学术界，有人作了统计，他是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众多“第一”的一位勇于实践的人：“第一个提出用白话取代文言，推动了白话运动的开展。第一个用白话写诗，出版了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推动了现代新诗的诞生。第一个编写中国哲学史专著，出版了第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促进中国哲学史科学的诞生。第一个把白话小说作为学术项目进行研究。第一个用现代观点考证《红楼梦》开创了一代新红学。”这篇文章概括的胡适这些“第一”，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体现了北大人的开拓精神。
在北大生活和学习的知识分子，多少都染有这所大学的某些精神遗传。人们朝圣般地来到这里，沐浴着这里的清纯和肃穆，进行着认真严肃的学术研究，又向着自己多难的乡邦投以热诚的目光，为着它的苦难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他们各有自己的个性，也各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学术道路，而宽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则是他们的母校所要求并赋予的。自近代以至现代，中国历史的每一个过程，都可以从这个学校找到它的投影和回声。这个学校的师生，也以他们的智慧和献身的热情丰富了历史，他们于是也成为中国的良知。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形式和内容，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都有自己的姿态和声音。但不论如何，从这里走出的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文化精英的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则是一致的。在乌云笼罩的时候，这里点燃了理想的火焰；在黑暗的重压中，这里发出了抗争的呐喊，而他们唯一的武器便是思想一思想让一切腐朽和反动为之丧胆一一自由的信念，民主的意识，加上对于社会进步所拥有的热情的关切，构成了他们共同的品格。
中国的良知
本世纪50年代，这所大学开始一段新的艰难的历史。不断有风暴袭击着这里的宁静。但岁月无情，许多的记忆如今都改变了当时的含义，那些往事也成了过眼烟云。如今保留下来的依然是那个时代的渴望和追求，热情和单纯。记得当时，一个新生的社会走到全体中国人的面前，这所大学如同以往任何的社会转折那样为之产生巨大的激动。进入50年代，有一位著名的学者担任北大校长。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于每个新年的除夕之夜都举行全校的新年团拜，似乎形成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