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除夕，那时北大的大膳厅（如今的大讲堂）里总是人头攒动，静待新年的钟声鸣响。午夜时分，钟声响过，这位校长便出现在全校师生面前。他红光满面，有时是由于兴致佳好，有时是由于酒后微醺，以“兄弟”自称，向全校师生祝贺新年。话很短，也平常，有时则是某某宴请，多喝了几杯之类，都是家常，但体现出一种自由、洒脱、轻松。那时口号盛行，校长的致辞也绝少政治标语，却有一种难得的清新，倒是在平常中充溢着日益变得淡薄的人情味。在当日口号连天、到处革命红光的中国大陆，能够在万人聚会的讲台上听到这平常心、平常话，这只有自由、民主的北大。在严峻的时代，这里依然有一种严肃的坚守，一种自信心和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性，甚至是一种无言的对于流俗的抵抗。这种亲切的、温馨的氛围为当年北大校园所独有。在当时，政治运动的瘟疫已经无可阻挡地袭击着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在这里，由于这位校长的无声的倡导，却依然坚守着最后一刻的自由。
校长的新年致辞之后，便是就地举行的万人舞会。舞会一直进行到子夜。那就是当时非常难得的对于升平景象和自由生活的挽留和纪念，因为更加严峻的岁月正在前面等待着他们。这位在钟声中准时步上讲台祝贺新年的北大校长是马寅初先生。他是中国近代以来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本书笔者作为当年北大的一位学生，有好几个新年能够恭逢其盛，有幸目睹这位学者的风采。他是当日中国自由精神和独立个性的化身，而当日北大，也是那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里的难得存留的一片民主圣地。直到1957年那场暴风吹起之前，那里一直是科学、民主两面大旗招展的地方。
回到本文的题目上来，1898年政变发生时，马寅初16岁，已是一位知事的少年。他诞生于1882年，浙江绍兴人。早年离家出走，在上海 读完中学，后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矿冶专业。1907年以优异的成绩被北洋政府保送美国耶鲁大学官费留学。在耶鲁，马寅初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正是在耶鲁，他学会“冷热水浴”的健身方法，使他始终能够以健康的体魄走完百岁之途。1910年，马寅初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复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14年以论文《纽约市的财政》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出版即成为畅销书，并列为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教材。
1914年马寅初归国，受蔡元培之聘，任北大经济系教授，后兼经济系主任。后蔡元培在北大设置教授评议会为全校最高权利机关，并设教务长职。马寅初被任命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马寅初对蔡元培的治校方针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过：“蔡先生来北大，留学人才归国，将外人之无学识者，完全革去，聘请中国人，可谓痛快极矣。”在北大，马寅初主要讲授应用经济学课程，有银行学、货币学、交易所论、汇兑论等。1919年3月在天安门广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李大钊在会上发表《庶民的胜利》的演讲，蔡元培的题目是《劳工神圣》，马寅初的题目与之相近，叫《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但马寅初的内容和角度均强调中国引进外资的问题。由此可见，他在当时便是很有影响力的学者了。天安门发出的声音，是当日北大思想的一种发扬。
1958年马寅初把他的新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献给北大，并在该书的扉页上题词：“敬以此书作为给北京大学六十周年纪念的献礼”。这本书中收入他的学术经典《新人口论》。1958年和《新人口论》的写作和出版，对于马寅初的一生来说，都是牵萦着他的命运的年代和事件。
马寅初当时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1957年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马寅初把“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正式提交大会。《新人口论》是马寅初学术上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的提出，以及随后的事件，不仅体现了这位学者的科学预见性，以及维护真理的坚定和勇气，从而展现出这位学者的人格光辉。马寅初的形象是50年代北大人的形象的集中展现，他无愧于这所学校的光荣的名字。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对中国传统的“广土众民”人口思想的挑战，也是对当日盛行的“人多是好事”的人口观的质疑。马寅初考察中国人口问题多年，他坚信中国当日面临着人口自身的生产与资金之间的日益尖锐的矛盾。新政权建立后由于就业机会增多，生活改善导致青年成婚人数激增，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与多子多福等封建思想传统结成联盟造出的结果，便是过高过快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马寅初据此提出必须有效地控制人口，他痛切地警告世人：如任其自流，其后果将严重影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但是，马寅初的忠言直谏得到的回报却是无休止的、愈演愈烈的批判运动，直至他被迫辞去校长职务为止。一篇评介马寅初的文章，不无感慨地这样说：“不论《新人口论》的目的多么崇高，也不论其内容多么坚实、科学，更不论持论者多么痛切勇敢，三十年前能够并敢于听取这科学之声的耳朵还太少了。这固然说明创造这种耳朵，听取这逆耳之言，并冷静客观地理解它还需要时间，但这里显然还有更潜在的根源。首先是民主问题。”
1958年5月在有关当局的策动下，开始讨伐“新人口论”和马寅初。数万人参与批判，发表的批判文章共五十八篇。马寅初最后发表的文章是《重申我的请求》，其中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自此以后，他失去了言论自由，被禁止发表文章。马寅初在旧社会曾有过被迫沉默的时期，那只是1943、1944两年。这是他的第二次被迫沉默。但这次沉默期的时间是上一次的十倍，长达二十年之久。
我们从马寅初身上看到了活生生的北大精神，不仅以他那卓然自立的、先于时代的独立思考，而且以他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以他坚定的人格。他在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讲中说过：
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亳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马寅初正是以这样的“北大精神”面对自己所承受的现实苦难。他在沉默的最初几年，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发愤著《农书》百万字，不幸的是，他遇到了一场范围更广泛的灾难，他为了使此书免于沦落，“文革”中亲手焚烧了它。下面这篇短稿记载了这位文化巨人的深沉的悲愤——
1965年岁末，马寅初巳经将他的一百多万字的《农书》初稿写完，而且还从头到尾作了一次修改。
1966年，在中国的大地上，突然降临和燃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火。
马寅初听家人、亲戚对他讲红卫兵到处抄家、打人的事情，就觉得真可怕，就觉得这一次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清”了，很可能要大难临头。
开始，马寅初对红卫兵抄家，还是一般地提心害怕。深秋的一天，当他从子女那里听到红卫兵巳经到他的好友邵力子、张治中家里转了几圏之后，就更加害怕起来，甚至做了一场恶梦。
几天后，马寅初就毅然作出决定：与其等着让别人来抄家破四旧，还不如自己动手为好。
“现在我向大家说一件事情，”一天早饭后，马寅初让家里人都来到客厅说：“近来我一直在反复思考，但又犹豫不决的一件事情，现在终于决定下来，这样做，虽然十分可惜，又非常痛苦，但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今天，你们大家都不要出去，也不要去干别的事情，我们全家自己动手来破“四旧”……
于是，多年来，国内外的朋友送给马寅初的各种各样的花瓶、瓷器和玉器制品被摔碎，当作垃圾处理了，家中的许多皮鞋以及款式新颖的衣服均被锯掉鞋底和剪成碎片送进锅炉炉膛烧掉了。
马寅初的那个绿色的保险拒也被打开了，里边珍藏着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他的亲笔信件，何香凝等许多著名书画家送给他的字画，还有他多年积累的有关中国和世界的许多经济方面的珍贵资料，等等，等等，都被拿出送进炉膛。
他的那部用数十年心血研究并写成的近百万字的《农书》，那个由十卷手稿堆放满的藤箱子，也被抬到锅炉房，一卷一卷送进炉膛化成了灰烬。
由于周总理的关怀，在“文化大革命”中，马寅初的家免遭了查抄和浩劫，马寅初本人也未受到大规模的批斗和皮肉之苦。但那些化作灰烬的信件、字画、资料，连同他的《农书》的手稿，成了他永久的遗憾！这也是一个学者终生的遗憾。
在众人不能觉察时的“盛世”发出危言，可是“盛世”却不能容忍这样独立思考的“异端”。科学精神受到了愚昧和专横的反击。这种野蛮对于文明、无知对于科学的反动，虽曰造出无数个人乃至全社会的灾难，但反转来，却是对于颠狂时代的无情的嘲讽。马寅初八十高龄烧毁《农书》的行动，让我们想起历史许多悲烈之士的焚稿断琴！历史最严厉地惩罚了无知的专权，它对于一意妄为的答报是无法扼制的滚滚而来的人口洪流——这是本世纪中国无视科学导致的一次空前的灾难。
永远的北大精神
而马寅初终于在这样的灾难中完成了自己。他既是悲剧的象征，也是力量的象征。作为个人，他在苦难的忍受和抗争中成为强者。他把他毕生所崇尚的“北大精神”予以完好的展现一当然，这种展现是极其悲壮的。但历史终于补偿了他，他活到一百零一岁，终于在他活着的时候，历史能够有机会向他道歉。1982年5月10日下午五时，这位勇敢而智慧的老人终于告别了他为之争取、抗争也因而饱尝了苦痛的世界。
从孙家鼐到严复，从蔡元培到胡适，再延伸到从上一个世纪末一直活到本世纪80年代谢世的马寅初，这些与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名字相关联的是一些独立的和智慧的人。他们的名字连成一串展示了近百年的中国文化精神，也展示着这所大学所具有的特殊品质。本文作者在一篇文章曾为这座校园写下了这样一些话，这些可以用来概括和纪念1898年梦想改变中国命运而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这棵常青树所结出的精神之硕果：
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
这是一片自由的圣土。从上个世纪末叶到如今，近百年间中国社会的痛苦和追求，都在这里得到积聚和呈现。沉沉暗夜中的古大陆，这校园中青春的精魂曾为之点燃昭示理想的火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从这里眺望世界，用批判的目光审度漫漫的封建长夜，以坚毅的、顽强的、几乎是前赴后继的精神，在这片落后的国土上传播文明的种子。近百年来这种奋斗无一例外地受到阻扼。这里生生不息地爆发抗争。北大人的呐喊举世闻名。这呐喊代表了民众的心声。阻扼使北大人遗传了沉重的忧患。于是，你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人的沉思的面孔总有一种悲壮和忧愤。北大魂——中国魂在这里生长，这校园是永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