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开始铸造通行五铢钱，为以后的经济大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从汉武帝元狩五年至汉平帝元始年间120年中，汉代朝廷共铸成钱280亿枚。这些五铢钱版式与重量虽然不尽相同，但它们都被称为五铢钱，且具有一定的影响。
（一）昭帝与宣帝时期的五铢钱
西汉昭帝年间，一切以谨慎守成为主，对外战争大致已结束，对内则鼓励生产，经济状况比武帝末年还要好。汉昭帝五铢大小和武帝时三官五铢相同，但重量要比三官五铢轻，一般又比宣帝五铢略重。
从书法上看，钱文“五”字变化较大，一般字形瘦长，“五”字两边交笔已变弯曲，两股末端有明显的收敛，上下横有的较长而接于外郭。
“铢”字“朱”字头方形，“金”字旁呈三角形，明显低于“朱”字。面文外郭较窄，但比郡国五铢及三官五铢略低，有穿上一横或穿下半星记号。铜色深红，铸造技术比三官钱略显粗糙。
继汉昭帝之后，宣帝在位24年，吏治清明，四海无事，国泰民安，物阜年丰，是西汉的黄金时期。同时对外贸易也很发达，也是西汉发展的最高峰。
因此，当时可以说是年年铸钱，很快发行出去，又很快回流到国库中来。
汉宣帝末年，国库中存钱八十多亿。宣帝五铢是汉宣帝在位期间铸行的。该钱铜质、形制、书体、铸造均已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
钱文笔画挺拔，给人以清秀超逸之感。“五”字交笔弯曲，上下横画超出交笔末端外，“铢”字的“金”头多呈等腰三角形而低于“朱”字。
此外，当时的五铢钱还有一个特征，就是钱的外郭由外向内作坡状倾斜。钱直径有0.25厘米和0.26厘米两种，最常见的郭厚0.15厘米，宽0.1厘米，重3.5克左右。在两汉五铢中这种钱的面郭最宽。其形制整齐，肉面光洁，钱内外郭略高于钱肉，薄厚一致。
汉宣帝铸钱以工整敦厚著称，在西汉五铢钱中地位极高。
（二）汉代的小五铢与剪轮五铢
在出土的西汉钱币中，有汉代文献记载的小型五铢钱，这种钱出自西汉时期的墓葬或遗址中。其中，汉宣帝杜陵一号陪葬坑中所出土的，是有确切纪年的一例。
小五铢面文“五铢”，铸造精美，面有周郭，背侧肉好，周郭俱备，文字清晰。钱直径在1.15厘米至1.2厘米之间。钱文书体也与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代各有区别。
在钱币上，“五”字交笔有的较直，有的略弯，也有的弯曲甚大，形制上有的穿上横画如三官钱式，也有如五铢最常见的面内无郭的一种。这说明小五铢并不是一朝所铸，也同普通五铢一样，小五铢分别铸造于武帝以后的西汉各个时期。
就出土情况，尤其是从汉宣帝陪葬坑的出土情况看，小五铢是成串地乱置在十件大陶俑之间，说明这是冥钱而不是行用钱。
剪轮五铢钱又称“磨郭五铢”“剪郭五铢”。武帝初铸五铢时“周郭其质”，以防止奸民从钱背面磨铜取熔。可是西汉后期竟出现另一种磨边的剪轮五铢，是一种用普通五铢钱经磨鑢加工而减重的钱币。实际上这种五铢叫磨边五铢最为贴切。
西汉后期到汉成帝与汉哀帝时期，社会矛盾尖锐，灾荒相继，币制也随之混乱，剪轮五铢就势此时开始出现的。
剪轮五铢是币制混乱时代的产物，洛阳烧沟及洛阳西部发掘的西汉墓中都有出土。
另外，根据考古资料可以推断，汉代还铸造过少量的金质五铢钱。
1980年，陕西省咸阳市土原下发现金质五铢一枚，钱直径2.6厘米，厚0.02厘米，重9克，面背均有郭，正面外郭较背部稍宽，面穿方正，上有横画。“五铢”两字小篆书文工整，“五”字交笔处弯曲，上下两横较长，“铢”字的“朱”字头方形，“金”字头呈三角形，制作精美，色泽金黄，被考古学家称为稀世珍品。
（三）王莽对五铢钱制的破坏
自汉武帝开始，西汉王朝已经推行使用较长时期的五铢钱制，到王莽时便遭到了全部破坏。
在历史上，王莽是“托古改制”的历史怪人，所以他的币制也一定要仿照以及恢复“古制”。这种违反历史进化的所谓“改制”对西汉推行已久的五铢钱制产生了不小的破坏作用。总的来说，王莽对货币的改革可分为四个阶段。
1.居摄时期 这是王莽改革货币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时期，王莽是居于摄政地位的，他以复古口号的改革，自然也涉及到了货币领域。
据记载：
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毋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林，文曰“大钱五十”。
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
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
王莽这次改币的一个特点，就是将旧五铢钱改名并将它降在“辅币”的地位，其它三种则为“主币”，所以其中的三种有当50的，有当500的，也有当5000的。
这种新的币制在过去是没有的，同时也可以说是王莽抬高新币价值的一种措施。
另一方面，过去的钱币是“重如其文”，到王莽居摄时的新币则为“值如其文”，这又是后来“当十”“当五十”“当五百”的制钱的先驱。
以上，就是王莽第一次变乱币制的情况。
2.初次篡权的时期 这是王莽对货币进行改革的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的改币情况是：
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咸日天人同应，昭然著明，去其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钱，经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与前“大钱五十”者为二品，并行。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政权变了，因为货币是汉朝刘姓王朝所以，也应该进行改变，以顺应天意民心。
具体措施就是废除以前所铸的“挈刀”“错刀”以及“五铢一泉”等三品，另铸“小泉直一”和原铸的“大泉五十”并行。
这次币制改革以后，就出现了“大泉五十”与“小泉直一”二品并行，就货真价实地是“主币”和“辅币”的关系了。因此，后人认为，我国历史上主币和辅币制度的建立，是从王莽始建国元年开始的。
如果王莽的币制就是这样实行并稳定下去，也许全国人民是便于使用和乐于使用的，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一些好处。
然而，不幸的是王莽的复古思想过于浓厚，他的币制改革还要进一步推行下去，于是币制越改越乱，人民的怨恨也越来越深，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经济就必然地要趋于彻底崩溃，演变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一场最大的悲剧。
3.始建国二年时期 这是王莽对币制进行改革的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里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前一阶段，亦即实行“泉货二品”制以后，其所谓的“泉货二品”不但难行，老百姓以及士大夫都是私用原来的五铢钱，而且还将久已集中京师的铸币权，依然还于郡国，由谏大夫50人主持，分别在郡国铸造这种“泉货二品”的新币。
之所以要这样做的原因，大概是王莽认为这样一来新币就可以普遍地推行。
另一方面，当时的“小泉”重一株，与旧五铢钱一比一，这样以来，则毁销掉旧五铢钱一枚，即可改铸“小泉”五枚，获利甚厚。
王莽的政权可通过改铸小泉获利，而盗铸者也可以获利，这样以来也就造成各地盗铸之风的盛行。因而这次改币的结果，小泉贬值严重，国家钱法大乱，给国家和普通百姓都带来了很多的不良影响。
这一阶段的后一个时期，则是大举变更当时的币制，把贝货、龟宝、布货作为货币。这些货币可谓空前绝后的一种币制，无论古今中外都是没有的。
不过，虽然有贝有龟，仍然是以铜币为主，而且是以最低的“小泉直一”为基准，其它的货币都是根据小泉的价值按照一定的比率递增。所以小泉的面文是“直一”，也就是一枚小泉当过去的一枚五铢钱。
而所有的“贝货”“龟宝”又是按照一定的比率与小泉进行兑换。因此，在所有的货币中小泉总是主要的交换手段，其余则多属虚币性质。
可以想见，这种五花八门令人头晕目眩的币制，广大人民自然不愿，也不易使用。特别是币面上虽然铸明价值，但其折合率则甚繁复，广大人民难于分辨，尤其是绝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更难识别。
因此，很多地方政府常常利用百姓不懂兑换方法，而对老百姓进行搜刮和剥削。其结果自然是“百姓愤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
看到这种情况，王莽又推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并明确规定“泉货六品”“贝货五品”“龟宝四品”“布货十品”许多花样。
这些举措目的是便于老百姓使用货币之间的兑换，然而，老百姓已经非常厌恶，政策一开始就受到广大人民的强烈抵制。不到一年的时间，王莽被迫收回了这些措施，继续恢复“小泉直一”和“大泉五十”。
4.第四个阶段 这一阶段是指王莽天凤元年至地皇元年的这段时期。
在全国各地人们的反对下，王莽顶住压力，推行“小泉直一”和“大泉五十”二品并行的方案，经过了三年。
也许是因为全国官民已经逐渐地养成习惯，币值也开始相对稳定起来。如果按照这样下去，王莽的币制改革本来是一种可能成功的货币政策。
然而，一心只想复古的王莽，并没有停止他改革币制的步伐。这次货币改革，主要是废掉宝货制，改铸货泉和货布两钱。
八年间，王莽的货币政策出尔反尔，四改币制，造成经济混乱，失信于民。
王莽的货币改制和他的阴谋政治一样终于失败，在位16年后，他也尸首分离于农民起义军的军刀之下。
王莽货币多次改制是政治、经济动荡的反映，但王莽时期的铸币工艺却有相当高的水平。传世的新莽铸币制作精美，钱文纤细，呈“垂针篆”，极为后世所珍视，其中金错刀之“一刀”两字金光熠熠，更是难得的珍品。
（四）东汉继续沿用五铢钱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重铸五铢钱，改由太仆属官考工令主管，郡国也可铸造。东汉五铢钱制作轻薄，由现在市面上仍然有大量的东汉五铢钱可见。
1.东汉恢复五铢钱 东汉初年，由于当时受到王莽币制改革影响，当时社会上杂用布、帛、金、粟、谦、盐等多种货币。
东汉建立之初，由于当时还有一些地方势力没有来得及消灭，加之王莽币制改革失败，这些因素都造成东汉初期的统治者在对待货币政策上非常谨慎。
然而，在东汉初期直至建武十六年以前，当时社会上所用的通行货币一部分为王莽所铸的五铢，一部分则为西汉所铸的五铢，而且西汉五铢即在王莽篡政的18年间根本就没有禁绝，也不可能禁绝。
由此可以看出，五铢钱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这一现象为五铢钱的恢复使用，提供了条件。
随着东汉政权的日益稳固当时的马援、公孙述等人就开始上书推动五铢钱的恢复。有一份史料这样记载道：
富民之本，在于食货。宜如旧铸五铢钱，天下赖其便。三府以为未可，凡十三难，援一一解之，条奏其状。
经过马援的分析辨解，于是五铢钱制在东汉建武年间才得到完全恢复。
此时东汉所谓恢复的五铢钱既不是西汉的五铢，也不是沿用王莽的更始五铢钱，而是完全重新铸造的“东汉五铢”。
当时西汉五铢久已停铸，加以盗铸猖獗，所以马援主张新铸五铢钱。
自建武十六年恢复五铢钱的集中铸造以后，在其后的180年间，东汉的币制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其中虽然经过某些“一取布帛为租”的主张，或者是“改铸大钱”的建议，但五株钱制始终没有什么改变。
直至灵帝中平三年春“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黄钟四及天禄朗螟，又铸四出文钱”，东汉的币制才逐渐有变动。
2.汉灵帝铸四出五铢 168年，汉灵帝刘宏继位，当时年仅12岁，是东汉14帝中的第十二位皇帝。他昏庸无能，任纵宦官妄为，又贪财如命，竟然公开卖官。
178年，张榜出卖官爵，其榜文内容为：“公”要价1000万，“卿”要价500万。这里的价就是指五铢钱，这1000万就是1000万枚五铢钱，有钱者可现钱交易，无钱者上任后加倍交付。
官员升级也要先交卖官钱，而无钱者一律不升。这位汉灵帝施政无道，但他生财“有方”。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卖官所得已积五铢钱已经上万，全部贮存于库中。
中平三年，汉灵帝又铸四出五铢，也称为角钱。所谓“四出”，是指钱幕从方孔的四角向外引出一道阳文直线到达外部，这可能是为了防止锉磨钱背盗铜用的防范技术。东汉灵帝中平三年铸的四出五铢比一般东汉五铢铸造得要好，钱的重量也要重一些。
四出五铢的直径为2.5厘米，穿径约0.8厘米，廓厚0.15厘米，重3.6克至4克。史书记载，汉灵帝本性贪婪。堂堂一国之君，普天下都是他的，还嫌不够，还要卖官揽钱以充金库。在这样的昏君统治下，老百姓哪还有好日子。
横遭汉灵帝宰割的广大穷苦百姓怨声载道。四出五铢铸行后，平民百姓咒骂说“京师将破，天子下堂，四散而去”。
没过多久，汉灵帝的****终于招惹了黄巾大起义，东汉政权危机四伏，灵帝搜刮百姓积聚的钱财，真像“四出纹”那样向四处散去了。两汉四百多年天下数年后终于土崩瓦解。
3.汉末五铢钱的衰与兴 东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曾经一度执掌东汉大权，他在掌权期间，也曾对币制进行了变革。
董卓币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是破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当时董卓的币制改革带有明显的财产掠夺特征，他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虞、飞廉、铜马等物，尽数铸造成为小钱。
董卓所铸小钱的特点是无内外廓，“五铢”两字很难辩认，因此被人讥称之为“无文”。该钱堪称我国货币史上最劣质轻贱之小钱。
因为董卓的币制改革，特别是他所铸造小钱大量涌向市场，导致当时币贱物贵，许多百姓和城市商贾、官宦人家都因此遭殃。
董卓是此次币制改革，是对汉王朝五铢钱制的再度破坏。
五铢钱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深得人心的。到了献帝建安十三年，曹操成为东汉丞相。作为一代杰出的政治家，操持自然能够认识到五铢钱的重要性。因此，操持上任不久后，废除董卓的小钱，复用五铢。
据统计，西汉王朝自武帝元狩五年创立五铢钱制，到王莽居摄遭到第一次破坏共历124年；自东汉建武十六年至献帝初平元年遭到第二次破坏共历150年。两汉合计除王莽15年外，包括开始的三年中已曾铸五铢，董卓小钱的使用时间更短，则五铢钱制的存在共为274年。几占两汉全部年份427年的三分之二。
因而五铢钱制不但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币制的统一，而且流通使用的时间即以两汉来说也是最为长久，更是我国历史上一件极为突出的大事。
4.刘备入蜀铸直百五铢 214年，刘备入蜀后，由于军费开支过大，财政运转困难，由大臣刘巴建议而发行直百五铢，当时以1枚当100枚五铢钱使用以弥补亏空。
一开始铸造的直百五铢大而厚重，后铸逐渐减重，最轻薄者，不足0.8克。面文篆书“直百五铢”四个字，寄廓直读，即价值“100枚五铢钱”。
当时虽然盛行董卓小钱及轻劣、剪边五铢等，但是，直百五铢仍然属于搜敛资财的虚值大钱。面、背有内外廓，多光背，常见水波、星号等纹饰。
少数直百五铢背铭篆书“为”字，以示铸地益州犍为郡，这是方孔圆钱中最早刻记地钱。常背铸或背刻阴文和文饰，也有背铸阳文，如“为”“工”“王”“十三”“七”等字或四出文。
东汉以后各朝，继续沿用五铢。五铢钱从汉武帝铸造一直至唐高祖武德四年废罢，流行了七百多年。
（五）东汉五铢钱介绍
按时代上划分，东汉五铢钱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复汉，建元光武，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东汉王朝于光武十六年，采纳马援的建议铸五铢钱，史称东汉五铢或建武五铢。
建武五铢被认为是早期的东汉五铢钱，它直径为2.5厘米，重3克至3.4克，边郭较窄，铜色赭红，“五”字交笔弯曲；“朱”字头圆行，中竖两头变细；“金”字四点变长。
东汉中期五铢，较之早期东汉五铢形制较规整，钱文端正，面、背有横划后星点；中期后制作粗糙，钱体轻而大，直径增至2.6厘米，而重量减至2.8克至3克，钱面出现平浅横划。
晚期东汉五铢则更劣，铜色略黄，钱文笔画粗浅，常见错范或晕文、重文，重量减至2克至2.5克，除星纹、横划纹外，另有“丁”纹，或数道短线纹，无竖纹等。
在类别上，东汉的五铢钱有磨边五铢、剪凿五铢。磨边五铢，亦称“磨边钱”，即磨去外廓、边缘之钱。磨边五铢始见于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第一型晚期五铢。东汉中晚期常见，东汉末年更多。
磨边的方法，据说“多数是用一根木质或金属的方棍穿进钱的穿孔，每次约百枚或更多一点，然后两端固定，在磨上打磨钱币的轮廓。”
通过加工，磨边钱要比一般的五铢钱的钱径小0.15厘米至0.2厘米。钱重减轻1克，就是说五铢钱经过这次加工，本身的重量减轻三分之一。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到钱的面文，并且钱币的边缘都比较光滑。
磨边的目的在于取铜，用来作为铸造新钱的原料。为此五铢钱大幅度地减重贬值。
剪凿五铢，或称剪凿钱，是剪边钱或綖环钱的总称。其法是将一枚钱凿成内外两枚。
剪凿钱西汉时期已出现，至东汉桓帝、灵帝时期更加增多，以至达到泛滥的地步。剪边五铢钱就是被剪凿了外围或冲凿了外廓的钱。钱文“五铢”两字仅剩一半，故又称“对文五铢”。
这种五铢钱的钱径大小不一，经过测定，钱径一般不足2厘米，重1.5克，钱币的边缘都有被冲截的痕迹。
剪边五铢钱据认为还有另一种加工方法，即用剪刀一枚一枚地剪去钱的轮廓。一般情况下，剪边钱要比磨边钱所去的轮廓更多一些，大多要把钱币的面文减去一些，形成钱币文字不完整的现象。
从钱币的边缘看，剪边钱又不像磨边钱那样光滑工整，钱的直径大小也有较大的差异。钱直径多数为2.05厘米至2.2厘米之间，钱的重量多数减重五分之二或更多一点。
区别磨边钱与剪边钱的主要依据是边缘加工的痕迹与钱的直径。綖环五铢钱就是被剪去或冲凿去内圈的钱，钱仅剩边缘，呈环状，钱文“五铢”两字有的只剩一半。
东汉晚期的剪凿五铢曾大量发现。其中剪轮五铢比较多，綖环五铢较少。1953年，洛阳烧沟汉墓出土各型磨廓，即剪轮五铢钱1858枚，綖环五铢8枚。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铜钱21017枚，其中剪轮五铢594枚，綖环五铢一枚。1973年，江苏丹徒出土东晋窖藏铜钱140余公斤，其中剪轮五铢约有90公斤左右，綖环五铢仅20余枚。1975年，陕西扶风段家小寨汉墓出土西汉綖环五铢，钱文余有“铢”“五”各一半，有的仅余字的三分之一，重一克；出土东汉磨廓五铢72枚，东汉剪轮五铢967枚。
东汉五铢从文字上看，“五”字交笔处略圆曲，“铢”字的金字头呈三角形，“朱”字头呈圆形。以上介绍的就是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东汉五铢钱。
（六）汉代铸币的陶质钱范
钱范是古代铸造金属货币的模子，一般称为钱模。早期钱范的钱模直接刻划在石、铜质的范材上，也有用陶质刻划的。
远古时期的钱范大多为青铜铸造，工匠们将青铜高温加工成液体金属后，浇灌到钱范上，用另一块钱范合盖。冷却后，青铜液体就依据钱模的形状铸造成钱币。
2009年2月15日，考古工作者近日在西安长安区发现了一批汉代铸造金属货币的钱范。有关专家称，这些钱范为夹砂红陶质，保存完好的共有19块，初步辨识应该是汉代五铢钱的钱范。
这批新发现的钱范为夹砂红陶质，长45厘米、宽23厘米、厚5厘米，重约5公斤，中部的槽宽1.5厘米，槽的两侧均匀排列着圆形古钱范形共有60个，可以推断钱范一次能铸造60个钱币。
钱模直径约2.8厘米，中间方孔边长0.7厘米，无字，模与模之间有细槽相通。
原来，这批汉代钱范是长安区灵沼乡苗驾庄村的村民，于20世纪50年代初修建农田水利工程时挖掘出土的，后来村民在家里筑墙时便以其作砖垒垫墙体用。直至2009年春节后拆老墙时，这些被砌在墙里的钱范才得以重见天日。
经过勘查，在当初挖掘钱范的地点还发现有少量残缺的钱范和绳纹瓦当。有专家认为，这一出土地点应是汉代国家铸币中心兆伦铸钱遗址的一部分。
兆伦遗址是西汉时期最为重要的上林三官铸钱场地，即自汉武帝铸五铢钱始、直至王莽时期的国家造币工厂。该遗址规模巨大，面积达九十多万平方米，跨户县、长安县两县边界，主体部分处于户县大王镇兆伦村一带。
钱范的发现，对研究汉代货币，特别是五铢钱的铸造情况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