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铸钱是古钱币术语，就是指民间私炉盗铸的钱币。民间私炉盗铸的钱币，因为是意在牟利，私铸钱一般比官炉钱轻小粗恶。从铜质到文字都明显劣于同时官炉所出的钱。然而，各代私铸钱虽禁难止，存世数量均不为少。
两汉时期货币的铸造，除了西汉早期有过短暂的放民铸钱以外，一向都是由官府控制的。其情形大致是：西汉在武帝元鼎四年以前，中央政府由少府进行管理，具体的铸造则由中央和地方郡国兼行。武帝元鼎四年以后，改由水衡都尉属下之上林三官进行统一的管理与铸造，铸钱工场也集中在都城长安及其附近。
到王莽时期有所改变，允许郡国铸钱。东汉时期货币的铸造与管理机构是彼此分离的，中央进行宏观管理的是太尉属下的金曹，具体的铸造则是由地方郡县加以实施。
在汉代五铢钱出现与改革的过程中，民间私铸钱一直伴随着国家的货币改革。透过私铸钱的现象，可以了解到古代的经济状况与货币政策。
（一）汉景帝时期的盗铸
西汉第一次大规模盗铸货币的情况出现在景帝时期。《汉书·景帝纪》记载：“十二月，改诸官名。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注引应邵曰：文帝五年，听民放铸，律尚未除。先时多作伪金，伪金终不可成，而徒损费，转相诳耀，穷则起为盗贼，故定其律也。”
这一次的盗铸浪潮似乎主要是针对黄金而来的。不过严格地讲，这实际上不能算是一次盗铸活动，只是文献上称为“作伪金”，所以人们姑且把它称之为盗铸。
因为应邵在这里说得比较清楚，所谓“先时多作伪金”，是在汉景帝“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之前，而当时文帝听民放铸之律尚未废除，当然也就不能称为盗铸了。而且这里所谓的“作伪金”，似乎不是指一种故意的伪造或掺假的行为，而主要是指受道家方术的蛊惑，炼冶黄金而不能成功的一种行为。
（二）汉武帝时期的盗铸
西汉第二次盗铸货币的浪潮发生在汉武帝时期。《史记·平准书》对于铸行三铢钱的时间叙述得比较模糊。后代学者根据文义，有推测其铸于元狩四年的，也有将其系于元狩三年的。还有的学者兼采建元元年及元狩四年两说，认为三铢钱曾两兴两废。
这一时期盗铸活动的内容，在大半时候无疑包括了铜钱以及银锡合金的白金三品两个方面，但是以盗铸白金三品为主。
活动的后期，则可能主要是针对赤侧五铢的盗铸，因为一方面赤侧五铢一枚可当郡国五铢五枚用，另一方面当时白金的价值已经变得贱，并逐渐被废弃不用。
汉武帝铸赤侧五铢钱发生在公元前115年。正因为一枚官铸的赤仄五铢钱要当普通郡国所铸五铢钱五枚来使用，而赤仄五铢未必就比郡国五铢重，因而当然会引起民间的疯狂盗铸。
当元鼎四年，武帝大赦因私铸货币而获罪者，这当与此时白金已废，而民间盗铸钱币的现象也已经很少有很大关系。
白金三品废止的时间，《西汉会要》说是在元鼎二年，不过从《史记·平准书》的文义来分析，元鼎三年可能更接近于事实。因为对“白金稍贱”的叙述是紧接在铸行赤侧五铢之后的，接下来又说“岁余，白金终废不行”。因此，汉代废除白金应当是在元鼎三年。
（三）王莽时期的盗铸
西汉第三次大规模盗铸货币的风潮出现在王莽时期。王莽时期的币制，大约是我国历史上除了清代咸丰朝以外，最为复杂的。
王莽时期的制改革，几乎每一次都伴随有虚值的大面额货币。
最后一次币制改革发生在地皇元年，废除此前铸行的所有货币，另铸“货泉”“货布”两品，其中货布一当货泉25枚使用，而重量仅为其数倍。
因此，在成百乃至上千倍的高额利润的刺激下，尽管王莽对私人铸币课以重刑，但仍然阻止不了盗铸者的洪流。人们不惜铤而走险，以致因犯铸钱而被没入为官奴婢者“以十万数”。
（四）东汉时期的盗铸
东汉时期货币的私铸情况似乎并不严重，除了居延汉简中，有光武帝建武初年官府下达的禁止私铸的禁令外，东汉时期的文献中基本上不见有关于私铸货币的记载。而居延汉简中有关东汉初年的这种私铸活动，无疑还是继王莽时期的余绪而已。
东汉自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恢复铸行五铢钱以后，币制一直非常稳定，没有出现过大面额的虚值货币，因而没有形成强烈的外部刺激。
汉桓帝时虽然有人提出铸大钱的建议，但并没有得到实施。直至东汉末的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才“坏五铢钱，更铸小钱”。
但是，当时已是遍地烽烟，战火四起，恐怕人们已无暇去顾及私铸的事了。而且董卓所铸的小钱，能影响的地区主要是在洛阳一带，所以即便有盗铸的现象，也只会局限在洛阳地区，不能造成太大的影响。
东汉政府对于货币的态度常常不是太重视。汉章帝时，有尚书张林封钱的提议，而且得到了短暂的实施；汉桓帝时，又有刘陶的罢铸钱的请奏，也得到了汉桓帝的首肯，以致出现了史书上所说的“帝竞不铸钱”。
尽管在东汉时期的社会生活当中，钱币的流通和使用基本上还是正常的，这从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大多随葬有钱币即可得到证明。大臣的上述奏议能够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并或长或短得以付诸实施，至少也反映了一定的思潮。
东汉时期的货币铸造，朝廷只是作宏观调控，具体的铸造是由地方郡县来实施的。《后汉书》中没有货币志的内容，因此，有关东汉一朝的货币经济状况反映得并不充分。
总之，西汉时期看似疯狂的盗铸活动，实际主要集中在汉武帝和王莽时期，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两个时期的币制都非常的不稳定，改制频繁，而且多有虚值的大面额货币，为盗铸者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机会。
汉景帝时期的所谓铸“伪黄金”，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属于盗铸范畴，而且其内容与武帝和王莽时期的铜币盗铸也有本质的不同。
东汉时期的盗铸活动，则由于种种原因，显得并不严重，但也并不能据此认为东汉时期完全没有私铸现象的存在。
（五）汉代私铸钱的影响
汉代私人铸造钱币给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私铸钱币一直是我国封建社会货币发行方面难以根治的顽症。清代继续发行使用圆形方孔的铜钱。清政府规定钱币为光绪通宝，官府统一铸造，私铸要以重罪论处，但实际上私铸、盗铸从未禁绝。
清代私铸钱币的情况十分严重，清政府虽严刑峻法也没能解决。清代中后期民间私铸之风更为猖獗。主要原因在当时铜价上涨，铸钱亏损，各地减少铸钱数量给予民间私铸以可乘之机，咸丰时期推行大钱又为私铸大开方便之门。
乾隆后期起，因铜源渐趋匮乏，铜价日益上涨。咸丰年间又受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冲击，清政府主要铜料产地云南的铜矿产量剧减，铜价高昂，铸钱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各地许多铸钱局被迫停铸关闭。
各地市面流通铜钱严重不足，出现了程度不一的“钱荒”。铜价上涨引起奸邪之徒囤积私毁铜钱牟利，如此更加重了各地的钱荒。于是，民间私铸、盗铸之事层出不穷。当时不仅民间盗铸，官府铸钱局也大铸减重钱，称为“局私”。
当时，私铸钱种类繁多，有所谓鹅眼、沙壳、鱼眼、水飘、毛钱等，皆薄而小，杂以土砂、铜、铅、锡而铸造，掺杂在官铸钱中行使，市面通货异常混乱。
可见，私人铸钱币的现象跟当时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状况的关系极为紧密。经济繁荣，货币政策趋于稳定的时期，私人铸钱的现象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反之，私人铸造钱币的现象就比较多。这对于现在人们制定经济货币政策来说，也提供了一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