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
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
——郑观应：《救时揭要》，1873年
李鸿章看中的两个买办，一叫唐廷枢（1832~1892），一叫徐润（1838~1911）。他们是晚清“四大买办”中的两个。
在很多教科书和历史读本上，买办是一个遭人鄙视的贬义词，对它的定义是这样的：“外国侵略者从雇用买办从事侵略的活动中得到了好处，逐步形成为一种代理制度，这就是买办制度。以后，外国侵略者与中国人打交道都照例物色代理人，而那些为外国侵略者服务并甘心充当他们代理人的中国人，如为军阀向帝国主义借外债、买军火的经手人，在帝国主义同反动政府之间担任穿针引线、谈判卖国条约的政客，以及贩卖帝国主义腐朽和反动文化的掮客，都称为买办。买办这个名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便被赋予广泛的意义，成为极不光彩的帝国主义奴才和爪牙的通称了。”
“买办”，comprador，原本是葡萄牙语，用现在的通俗说法，就是跨国企业里的中方职业经理人。在当年上海，它被翻译成“糠摆渡”，谓买办介于华洋人之间以成交易，犹籍糠片的摆渡之用，既表示其桥梁作用，又含买办赚钱之轻而易举。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限定广州为全国唯一正式许可的对外通商口岸，并制定十三家官牙行经营和管理进出口贸易，实行国营的贸易垄断，这就是所谓的“十三行”。“十三行”具有官商的社会身份，它们作为官设的对外贸易特许商，代海关征收进出口洋船各项税饷，并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十三行”中的从业者因此成为第一批从事合法外贸的商人集团。到19世纪初期，“十三行”的商人财富已非常惊人。其中有一个叫伍秉鉴的人，他在1834年约有家产2 600万两白银，几乎相当于清政府1/3的年度财政收入，被当时的西方称为“天下第一富翁”。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将伍氏评为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之一。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取消了“十三行”的贸易专营权。从此，那些财力雄厚、商业经营理念先进，而且拥有特权的跨国银行及贸易公司便成了垄断中外贸易的主要势力。从“十三行”中散溢出来的人开始附依于外商，很快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买办。
晚清一代，很多商人，尤其是广东和上海商人，都是从买办起步的。
由于洋行初萌于广州，继兴于上海，所以两地以及附近县城便成了出产买办最多的地方，其中最出名的有广东的香山帮、江苏吴县的东山帮和浙江的宁波帮等。《沪游竹枝词》谓：“糠摆渡名不等闲，宁波帮口和香山，逢人自诩呱呱叫，身列洋行第几班。”在晚清“四大买办”中，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均为香山人，席正甫为东山人。在上海，以宁波人的群体势力最为庞大，朱葆三、虞洽卿等长期把持上海商业总会的会长职务。
很多西方学者在对晚清企业家的研究中，断定他们缺乏“企业家精神”。费维凯在对盛宣怀的专题研究中认为，官僚工业家“固执地缺乏主动性”，因为他们与中国上流社会体制的联系，尤其是他们接受古典儒家教育、参加科举以及担任政府官员的经历，妨碍了他们进行冒险，从而窒息了企业家精神的形成。马里恩·利维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将这种缺失归咎于中国的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他在《近代中国商人阶级的兴起》一书中认为，商人把资本用于追求绅士地位，“最成功的商人的标准，是他和他的后代不再是商人”。其结果是，中国商业领域出现了人才和资金的流失。当工业化机遇到来的时候，与日本相比，中国就缺乏实现工业化进程所必需的“管理人才。”在晚清时期，唯一被认为符合企业家标准的商人群体是买办。郝延平在他所著的《19世纪的中国买办》一书中用大量事实证明，中国买办“就是杰出的熊彼特 式的企业家”。到1900年，有多达1万名买办符合这个标准。
李鸿章所聘的唐、徐两人是当时名望最高的买办，也都在航运上闯出过大名声。
唐廷枢是当时最大资本规模的英商怡和洋行的大买办。他的父亲是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听差。唐廷枢早年就学于一家教会学校，他的同学中就有上章所提到的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哈佛学者刘广京在《唐廷枢之买办时代》一书中引用当时人评语，说他“讲起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他在年谱中也自称“受过彻底的英式教育”。青年时期，他还用广东方言编过一本《英语集全》，是最早的中英文学习用书。
30岁那年，唐廷枢进入怡和洋行。当时，美国因南北战争影响了棉花出口，英国、印度等国棉纺厂货源紧缺，转而向中国采购棉花——从这个细节可见，全球化的景象在19世纪中后期确实已经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唐廷枢抓住时机，在上海开设“修华号”棉花行，为怡和洋行收购棉花，很是赚了一笔。因才干出众，入行三年后，他就被提升为洋行买办，并获权掌管金库。
1869年，唐廷枢向洋行老板建议投资轮船航运业。在他的主持下，怡和先后开辟了上海至福州的轮船航线和对马尼拉的航运，这一新业务为怡和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一些轮运的年利润率竟高达60%。唐廷枢一时在商界名声大噪。他的竞争对手美商旗昌洋行老板F·B·福士在一封信中认为，唐廷枢“在取得情报和兜揽中国人的生意方面，能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正因此，当李鸿章决意从买办中为招商局寻找领导人选时，第一个就瞄准了唐廷枢。
比唐廷枢年少6岁的徐润，其买办经历也十分相似。他15岁就随叔父到上海，在宝顺洋行当了一名学徒。宝顺洋行为英国大鸦片商人颠地（此人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时，与林则徐对抗，被林则徐认定“诚为首恶，断难姑容”的英商代表）所创，是南方历史最悠久、最有权势的洋行之一。徐润从月薪10元的小学徒开始，到24岁时已升任主账。
随着清政府被迫开放各个口岸，宝顺洋行在各地迅速“查看形势，立行通商”，徐润就充当了坐镇上海，协调各沿岸分行的重要角色。他很早就预见到长江航运的重要性，竭力开拓长江轮运。在他的建议下，宝顺从香港购进一艘叫“总督”号的轮船，稍事装修后投入长江航运。该轮客货两用，还可拖带4艘钩船，每艘又可装货600吨，从上海到汉口一个来回，仅货运收入就已将购船、装修的成本收回，获利实在丰厚。此后，宝顺购置多艘江轮，在上海建成了唯一能容纳海轮的宝顺大船坞，还相继开通了上海到日本横滨、长崎的航线。航运业务让宝顺每年的进出口总值达到数千万两，在各洋行中独领风骚。徐润也因此成为宝顺洋行的总买办。
到1866年，伦敦爆发金融风潮，所有英商企业都受波及，宝顺的股东们开始拆股收缩，美商旗昌洋行乘机在两年后收买了宝顺全部的航运业务。徐润离开宝顺，开始独立经营茶叶生意。当李鸿章为了招商局向他发出邀请的时候，旗昌的老板福士也看中了他，并许以上海总买办一职。徐润最终决定跟唐廷枢携手投奔草创中的招商局。
李鸿章任命唐廷枢为总办，徐润、盛宣怀为会办。唐、徐两人当即重启盛宣怀所议，大开门庭，广招商股。
买办出手当然与官僚朱其昂完全不同，唐、徐两人浸淫商界多年，都是名震南北一时的翘楚，而且在航运业均有成功的先例。他们很快招到50万两民间资本，并仿照外商洋行“以一百两为一股，给票一张，认票不认人”，“以收银日为始，按年一分支息，一年一小结，总账公阅，三年一大结，盈余公派”。唐、徐二人自己也投入资金，成了股东。在此之前，中国的企业组织方式只有独资和合伙两种，轮船招商局公开招股筹资，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而在从前，中国商人做生意从来只能视官府之眼色，哪里有平等对坐的资格，更不要说“总账公阅”了。轮船招商局别开洞天，已经有了很规范的公司产权制度。
轮船招商局成立后，当即在长江航运中与洋商大打出手。当时，势力最大的轮船公司是美国旗昌洋行、英国太古洋行，他们联手订立了“齐价合同”，垄断航运业务。招商局在李鸿章的大力扶持下，先是靠漕运业务保证了公司的基本运作，又得到朝廷的低息贷款，再加上唐廷枢等人的精明管理，让美英两大洋行感到巨大压力，在招商局成立的三年里，原本赚得手顺的洋行竟变得无利可图。太古洋行面值100两的股票，到1876年只值56两，到年底已是无钱向股东发放股息。而实力最强的旗昌洋行也同样陷入困境，它的100两面值股票也跌到70两。在竞争压力下，其股东会最终决定退出航运业，把公司转卖给轮船招商局，开价为220万两白银。
当时的招商局只有11艘轮船，全部资本额75万两，买下旗昌无异于“小鱼吃大鱼”。唐、徐没有办法募得这笔巨款，便与久在官场厮混的盛宣怀商议，盛大为赞许，并愿意挺身出面筹款。可是，朝廷实在是国库羞涩。盛宣怀找到李鸿章，李鸿章表示“费巨难筹”。他又去找两江总督沈葆桢，沈葆桢此时正注力于福建船政局的建设，也以“无款”拒之。盛宣怀奔走于京沪之间，再三向李鸿章晓以利害，李鸿章最后同意从浙江、江西和湖北三省拨银50万两，沈葆桢则从他的藩库中出50万两，这样勉强筹齐了100万两。
盛宣怀再与旗昌谈判，软硬兼施，让后者同意先支付120万两，余款分五年还清。就这样，招商局一口吃下旗昌，成为中国水域内最大的轮运企业。日后与盛宣怀终生交恶的徐润在晚年《自叙年谱》中也承认，“商局根基从此巩固，皆盛杏翁之力为多矣。”到1881年，招商局还清所有欠款，还有盈余过百万两，成当时清政府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民用企业，它的轮船试航英国伦敦及美国的檀香山、旧金山，很是张扬了一番威风。当时有个日本官员在参观了上海的码头和轮船后，对盛宣怀说：“有了这个轮船招商局，你们大清的风雨茅庐中，总算有了两张新桌子。”而李鸿章对此也是十分得意，他在《复刘仲良方伯》一信中言道：“招商局实为开办洋务来，最得手文字。”
在招商局站稳脚跟后，1878年，李鸿章委派唐廷枢北上，筹建开平矿务局。
煤是军舰的动力原料，在军用和民用两方面均意义重大。中国华北煤矿资源丰富，却一直缺乏开发能力，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开平矿务局是第一家以现代公司方式投资经营的煤矿企业。唐廷枢等人在几年前就上书李鸿章，恳请开采开平煤矿。据他计算，在吨煤价格构成中，中国矿工工资所占比例仅为英国矿工的一半，所以，获利空间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