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国营事业效率差，与民营事业无法相比。“国营事业的行政效率，往往比不上民营事业，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不容否认的。国营事业既是事业，事业就要讲求效率。而政府偏偏从种种手续上使国营事业不便讲求效率，岂不是事业本身的损失？至于因此而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更非民营事业所能想象……公司组织的事业，而有官僚化的制度，投资者当然要望而却步了。”
其三是中国的国营事业获得政府的协助少，而为政府尽义务多，改为官商合营企业后，投资者也要跟着赔累。“例如中纺公司对于布的供应，台糖公司对于糖的供应，招商局对于军差的供应，都是民营事业所轮不到的”，但“政府一纸命令，国营事业便首当其冲”。而且，“据说现在的国营事业为了替政府服务，赔累甚多，而对于社会的服务往往顾此失彼，现在改了公司组织，大权仍在政府手中，若是还要公司赔累的话，那投资者岂非也要受累在内”？投资者有了顾虑，对于国营事业的投资当然会“踌躇不定了”。
这一番分析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企业家及普通投资者对改革的判断，其背后其实就是两个字——“失望”，对过去失望，对现在失望，对未来失望。从一项重大变革的推出时机，可以清晰地判断出主政者的改革诚意与决心，也从而决定了它的成败。此案对后世的启发在于：其一，任何改革都必须建立在信心、信任和信托的基础之上；其二，涉及国有资产的市场化改革宜在宏观景气上扬及政策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如果等到经济危机总爆发或时局发生大动荡，则成效甚微，甚至会产生致命的负面效应。
至此，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全盘惨败。
11月1日，行政院无奈之下只好同意开放粮食价格，限价政策全面瓦解。第二天，翁文灏公开承认经济改革失败。他表示，政府在平衡收支、阻止资金外流、取缔高利贷、增加银行存款等所有方面均无建树，他和王云五分别引咎辞职。同日，蒋经国在上海作告别演讲，他说：“检讨七十来天工作，深感新的力量尚未成熟，而反动势力已结成一条战线，狼狈为奸。我们有高度的情绪，坦白的胸怀，但尚缺乏斗争经验，不足以对付老奸巨猾的经济敌人。”言罢，蒋经国黯然离沪。他后来施展自己的抱负，创造了“东亚四小龙”的台湾经济奇迹，并成为亚洲最优秀的地区领导人之一，不过这已是整整30年后的事情了。
金圆券改革失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翁内阁倒台后，经济重新陷入混乱，通货膨胀呈现报复性上涨的态势，物价狂涨速度甚至超过改革前。以上海的食品为例，在8月23日，每袋大米（计171磅）售价20元金圆券，每袋面粉（计49磅）售价7元金圆券，食油每22加仑售价58元金圆券，到11月6日，已分别上涨到240元、73元和550元，升高10倍左右。《申报》报道，上海正泰新棉布店，最多一天换了16次牌价，职员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一块肥皂。11月10日，首都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警察开枪都不能禁止疯狂了的市民，当日有22家米店遭劫。金圆券以无与伦比的贬值速度，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货币史上的一则笑话。
以经济治理的角度客观分析翁内阁的此次激进改革以及蒋经国在上海70多天的“打虎”，可以说，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理想主义式挣扎。让人意外的仅仅是，它竟以如此快速而无耻的方式完结。
以当时财政收入的羸弱，试图用金圆券替代法币的办法来稳定物价和人心，根本就是异想天开的“豪赌”，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溃败，改革失败只是时间和方式的问题而已。张公权日后便分析认为：“政府孤注一掷地把它的政治威信和前途押在那次短命的货币改革，即实行金圆券方案上。这只足以说明，政府的政治力量已不复存在，人民对它的信心已扫除净尽，从而加速其最终的垮台。”
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是国民党系统内的青年精英拼力拯救政权和经济的最后一战，在操作层面上，它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是，管制有力而供应不足。蒋经国用口号、冲锋枪和“打老虎”强制性地压住了物价的上涨，但是，却没有在增加供应上下工夫。而他逼着工厂和商店把商品拿出来销售，事实上转嫁了改革的成本，造成企业家或陷入停产或阳奉阴违。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在自传《我的一个世纪》中描述了她的应对之策：“当时我的办法是，借进金圆券囤积货物，一等金圆券贬值、崩溃，我再将存货卖出少许，就能够还清欠款。这样决定后，就断然采取冒险挽救锦江的紧急措施，到处拉借友人换来的金圆券，冒险囤货，但又怕别人走漏消息，只好偷偷地将买进足够一年用的存货存放别处，又偷偷在半夜做好两套账目，以防万一税务局查账。”董竹君的做法在当时非常普遍，这显然违规，如果被抓住一定遭到法办，但却让她在大灾害中劫后余生。我们在下一章节即将看到，一年多后，陈毅和陈云在整肃上海时便汲取了蒋经国的教训。
货币改革的唯一“建设性后果”，是意外地催促了人民币的诞生。金圆券的滥发导致全国金融市场极不稳定，11月6日，中共冀鲁豫边区下令严禁金圆券的使用与入境，并停止金银自由买卖。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各解放区各自发行货币的办法，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它被定名为人民币。
11月6日，储安平在《观察》上发表社论《一场烂污》，算是给这场荒唐不经的经济改革撰下了墓志铭，他写道：“在全国空前骚动、朝野争战多日之后，政府终于放弃了他那‘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限价政策!……过去一个月真像是一场噩梦！在这一个月里，数以亿计的人民，在身体上、在财产上，都遭受到重大的痛苦和损失。人民已经经历到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可怖的景象。他们不仅早已丧失了人生的理想、创造的活力，以及工作的兴趣，这次，又丧失了他们多年劳动的积储，并更进一步被迫面临死亡。每天在报上读到的，在街上看到的，无不令人气短心伤。饥馑和恐怖、愤怒和怨恨，笼罩了政府所统治着的土地。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金圆券’。抢购抢购逃卖逃卖，像大洋上的风暴，席卷了整个社会的秩序。抢购是一种‘贞言的反叛’，这是20年来中国人民受尽压迫、欺骗、剥削，在种种一言难尽的苦痛经验中所自发的一种求生自卫的行为……
“严格地说来，要以改革币制来解放中国当前的经济危机，本来是个幻想。发行法币的是这个政府，发行金圆券的也是这个政府，这同一个政府，法币的信用既然不能维持，难道金圆券的信用就能维持了吗？有人认为这次的改革币制和最近的放弃限价，都是为了人民。实际上真是如此吗？老实说，无非因为当前的经济情景实在不太像样，有点可怕，假如不改，恐怕政府要站不住了！改吧，改吧，乱七八糟先改它一下，暂时麻醉一下人民；后来弄到全国抢购，乖乖不得了，看上去可能要出什么乱子，威胁政权，所以只好放弃限价。这一切，说得漂亮是解除人民的苦痛，骨子里还不是要安定自己的政权？
“而在改革币制时，政府命令人民将平时辛辛苦苦积蓄的一点金钞，一律兑成金圆券；政府只要印刷机器转几转，可是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了。政府拿这些民间的血汗积蓄，去支持他的战乱，使国家所有的一点元气，都送到炮口里轰了出去！上海的老百姓都在回想他们在敌伪时期所经过的一切，日本人管得再凶，也没有弄到连饭都没有吃，连买大便纸也要排队的程度；日本人逼得再紧，也没有把民间的金银收完——就靠这点元气，胜利后各地慢慢恢复各种小工商业的活动。现在呢，一切完了，一切完了，作孽作孽，每一个吃亏的老百姓心底里都在诅咒，有一肚皮眼泪说不出来!
“七十天的梦是过去了，在这七十天中，卖大饼的因为买不到面粉而自杀了，小公务员因为买不到米而自尽了，一个主妇因为米油俱绝而投河了，一个女儿的母亲因为购肉而被枪杀了，还有不知多少悲惨的故事报纸上没有传出来。我相信这些人都是死难瞑目，阴魂不散的。许多良善的小市民，都听从政府的话，将黄金白银美钞兑给了政府，可是曾几何时，现在的金圆券已比‘八一九’时期打了个对折对折了！惨啊！惨啊！冤啊！冤啊！一个只要稍微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疚于中吗？”
最后，储安平用决裂般的口吻给出了结论，这既是对金圆券改革的盖棺之论，也是对南京国民政府执政20年来的一次总清算：“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烂污！”
如储安平所言，国民党在1948年的经济总失败，其实是政治和军事总失败的一部分。那是一个缺乏承诺感的年份。政党对民众、军队对平民，甚至国家对国家，一切关系都显得那么虚伪和脆弱。
国共对决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
从入秋以来，国共进行了三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大决战，世称“三大战役”，分别是：9月12日到11月2日的辽沈战役，东北全境解放；11月29日到1949年1月31日的平津战役，华北基本解放；11月6日到1949年1月的淮海战役，长江以北地区基本解放。三大战役，共歼俘国民党军队154.7万人。蒋介石政权大势已去。
1948年11月11日，也就是金圆券改革宣告失败十天后，追随蒋介石20多年的“文胆”陈布雷在日记中写道：“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第二天晚上，陈布雷写下11封遗书，吞服安眠药结束生命。《观察》在评论中写道：“陈布雷敢于在自杀之前，以‘停止戡乱，放弃独裁，绝交孔宋’三事直言相谏，谏之不从，以死明志。”
陈布雷死后一个多月，12月17日，是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日和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南京黄浦路官邸专门设寿宴款待胡氏夫妇。耳热酒酣之间，有人奉蒋介石之意恳请胡适“替政府再做些外援的工作”，胡适当场板下脸来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酒席热情顿时冷到零下。
1949年1月9日，空前惨烈的淮海战役结束，华东战局抵定。14日，解放军用29小时攻下天津，接着和平解放北平。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毛泽东赋诗一首，电传江南前线，最后两句曰：“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5月25日，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解放。
年底，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政权逃遁台湾。他带走了277万两国库黄金和故宫里的大部分国宝，此外还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其中包括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
可是，很多知识分子选择了留下。以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选出的第一届81位院士为例——他们是当时中国最具标志意义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跟着国民党到台湾去的只有9人，去美国的12人，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达60人，如冯友兰、郭沫若、陈寅恪、李四光、马寅初、梁思成等，占院士总数的74%。后世的台湾史家李敖一言以蔽之，曰：“蒋介石想搬知识分子，但信誉破产，知识分子不跟他了。”
很多企业家也选择了留下。卢作孚留下了。荣德生和荣毅仁留下了。刘鸿生留下了。简玉阶留下了。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北平为北京，定为首都。时年56岁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对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