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7年12月25日，第一个“高产典型”就出现了，《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汕头区的澄海县宣布实现了亩产1 257斤。几天后，河北省沧县声称，他们那里的亩产达到了1 500斤。到了1958年夏收结束，各地的高产纪录不断被刷新：6月8日，河南省遂平县宣布，小麦亩产2 105斤。四天后，这个县又宣称亩产增加到了3 530斤。6月12日 ，《人民日报》报道，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实现小麦亩产 3 520斤，新闻的标题为“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这是第一次出现“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
凡是稍稍有点农业知识的人，对于一亩地能够产出多少粮食，大抵都有一些基本的常识，新中国的领导人大半出生农村，并长期在农村从事军事活动，为什么对遂平县这样的“卫星”不产生怀疑呢？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但在1958年发生的事实却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此深信不疑。
就在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放出“卫星”后的第四天，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详尽而“科学地”论证说：“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 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在另一篇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100%，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 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100%，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365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 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的论文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并深深影响了最高决策。正是在这些文章发表后，“粮食卫星”从亩产数千斤一下子蹿升到了数万斤。很多年后，北大教授季羡林回忆说：“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7月12日，与遂平县邻近的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宣布小麦高产 7 320斤，足足比嵖岈山的“卫星”高出一倍多，一时震惊全国。新华社记者在新闻稿中这样栩栩如生地描写道：这二亩小麦长得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 1 486 200株，密得老鼠也钻不进地。最大的麦穗有130粒，一般的麦穗有七八十粒，最小的麦穗也有50粒左右。这二亩小麦是 6月18日收割，7月1日过秤入仓。参加这次收割、打场、扬场、过秤的还有中共城关镇委、西平县党政负责同志。为了进一步核实产量，中共河南省委又指示西平县委和城关镇委复查。最后证明高额丰产完全属实。
30年后，当事人回忆了真实的情况——
当西平邻近的遂平县放出了小麦亩产 3 520斤的“卫星”后，信阳地委书记（西平时属信阳地区，今属驻马店市）对西平县委书记说，西平的条件比遂平好，亩产一定要超过遂平。根据地委领导的指示，西平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小麦高产数字的问题。会上，县委领导要各农业社自报产量。一开始报了亩产200斤，县委领导对此很不满意。于是，又相继报出了400斤、600斤、800斤，但仍离遂平的3 520斤相差太大，一直没有得到县委领导的认可。县委书记反复介绍了遂平小麦亩产3 520斤的高产“经验”，并大讲“思想有多高，产量就有多高”的道理。尽管如此，各农业社仍然不敢再往高报。于是，县委领导就采取个别鼓动的办法，召开以往产量较高的和平、猛进两个农业社的负责人开座谈会，动员这两个社报产量。开始时，猛进社只报了300斤，县委领导坐在一旁不吭气。两个农业社的负责人一看气氛不对，就不断地将产量往高报，猛进社一下报出了亩产7 201斤。这时，和平社所在的城关镇党委书记立即鼓动和平社再报高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和平社社长报出了7 320斤。这样，座谈会才算结束。
紧接着，和平农业社开始找亩产 7 320斤的“依据”，办法是按小麦的颗数、穗数、粒数进行推算，先算出1斤小麦有多少粒，再算出一穗有多少粒，一颗有多少穗，最后算出一亩地有1 486 200穗，每穗平均75粒，可收7 560多斤。随后，和平社组织全社壮劳力，套了两辆大车，从全社12个生产队拉来了14 640斤麦子（平均每亩7 320斤），全部拉到那块“试验田”里，然后向县委报喜，县委再组织“验收”。随后，《河南日报》、《人民日报》等报纸相继报道了和平社小麦亩产7 320斤的消息，并由此吸引了全国24个省市的参观者，前后达3个月之久，以至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还专门来信，要求中国有关方面介绍西平县小麦“丰产”的经验。历史的悲剧在于，就是这个连续创造了全国粮食高产纪录的河南信阳，在后来的“三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上百万人，成为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
和平农业社没有风光多久，不久就有新的“卫星”超过了它，8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孝感县长风社早稻亩产达到了15 361斤。“卫星”放得那么高，连毛泽东也想看个究竟。
8月4日到13日，他离开北京，到河北、河南和山东三省视察，所到之地，省级、县级及农业社干部都汇报说，粮食亩产正在成倍、成十倍地增长。安国县的县委书记报告人均产粮有4 000斤，山东历城一个农业社主任汇报说，过去一亩只能产两三百斤，现在达到亩产2万斤，明年要争取4万斤。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听着这些汇报，他还戴上草帽，亲自到丰收的农田去查看。站在麦穗摇荡的田野里，眼前的种种景象似乎在告诉他，中国的粮食难题真的解决了。
在河北徐水县视察时，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说：今年全县夏收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毛泽东问：“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毛泽东说：“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旁边有人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毛泽东说：“那就是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张国忠很憨厚地回答说：“我们只是光考虑怎么多打粮食。”就是在这样的对答中，毛泽东开始认真地思考这个新冒出来的问题：“粮食多了怎么办？”
就当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当天，湖北麻城县又放出了颗大“卫星”。《人民日报》报道，该县的建国一社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36 956斤的惊人纪录，成为“天下第一田”。一个叫于建澄的新华社记者还配发了一张照片，四个小孩子站在密密层层的稻谷上，脸上洋溢着纯真无邪的欢笑，配图文字曰，“这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像在沙发上似的”。此照片广为流传，日后被称为“建国以来最有影响的虚假照片”。
很多年后，当事人是这样回忆的—— 建国一社选了一块面积为 1.016亩的稻田，先深翻了 1尺5寸，然后施了大量的底肥：陈墙土300担，塘泥1 000担，水粪30担，石膏6斤，石灰30斤。在禾苗移来时，又施了豆饼180斤，硫酸铵70斤，过磷酸钙80斤，水粪60担，草木灰240斤。移栽的那天，全社动员4个生产队的劳动力，将另外8亩稻田的禾苗连根带泥拔出，用门板或梯子抬着，运到这块试验田中，移栽在一起。由于移并过来的禾苗太多，密不透风，据说把鸡蛋随便地放在禾苗上面滚动也不会掉下去。为了使禾苗不至于沤烂，他们就用细长的竹竿把禾苗一蔸一蔸地分开，又用喷雾器喷射井里的凉水，还派人到县城借来一台鼓风机，日夜不停地给禾苗鼓风。
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它马上成为1958年最出名、最响彻云天的一个口号。这篇社论配发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人写回来的信。信中写道：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当“大胆”成为“大产”的唯一条件，再大的“卫星”都不再让人吃惊了。9月18日，一颗终结式“大卫星”把这场闹剧终于推到了最高潮。广西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宣布，他们成功地运用了高度并禾密植方法，获得中稻平均亩产 13.0434万斤10两4钱的高产新纪录（当时1斤为16两）。
9月30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将达到3.5万亿斤，几乎是去年的10倍，远远高于预计的8 000亿斤，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粮国。12月份，北京召开八届六中全会，与会者一致同意减少耕地，多种一些观赏植物，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这样写道：“过去人们经常忧患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农业大丰收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应当争取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种农作物的耕地面积逐步缩减到例如1/3左右，而以其他的一部分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实行大地园林化。”
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放卫星”，都离不开制度性的变化。正是在1958年，一个前所未见的农村基层组织——人民公社诞生了，它在未来的20年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起伏。人民公社的出现，既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试验，又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
自20世纪初以来，尝试建设一个人人平等、一切财产公有的社会，是无数中国精英分子的梦想，师范生时期的毛泽东就曾幻想在岳麓山下建一个类似的社区。早在1949年建国前后，全国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土地被平均分配给所有的农民。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各地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它们的规模都很小，一般为二三十户为一社。1955年，毛泽东在他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合作社的规模亮明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进入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随着大炼钢铁和粮食高产运动的风起云涌，各地农村组织“大兵团作战”，将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按军事化的编制进行“共产主义大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