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刚
说起来可笑，我们的城市曾经是日本国的一个省。无论是北上沈阳还是南下山东，都得办理出国证明
我有幸生长在切入蓝色板块中间的辽东半岛，呼吸着鲜润的海洋气息长大。为此，我的脑袋里经常波涛起伏，心血也像浪花般涌动。我曾用优美的笔调描绘：我住的城市像一条硕大的鲸鱼，游进渤黄两海之中。我们的城市三面环海，你几乎向任何一个方向走，最终都会看到浪花和波涛。如果你乘出租车超过50元钱的路程，就会开进大海里。所以，我对家的感觉是蓝色的。家乡北边的渤海是女人般温柔的海，轻风卷动的浪花犹如少女的百褶裙，摩挲着平坦绵软的海滩，谷粒般金色的细沙在清澈的水波里晶莹闪光，连鱼虾也长得细柔苗条，游起来舞姿翩翩。家乡南面则是终日咆哮不止的男子汉般的黄海，滩涂坚实而隆起，岩礁林立，参差错落，像一排排勇士挽臂抱肩，抗击太平洋涌来的万钧之力；这里的鱼虾生长得威武雄壮，钢蓝色的鲅鱼炮弹似的在浪尖上飞蹿，武士蟹挥动长钳，在礁丛里咔嚓作响……我们城市还有全世界都罕见的海洋奇观，大自然妙手造就的一道笔直的海洋分界线。因为渤海和黄海在我们城市南端的老铁山下交汇，大潮退涨之间，两海之间齐刷刷地分开，中间似乎用巨尺划出一道笔直的分界线，一边是蓝色，一边是黄色，两种截然不同颜色的海水各自为政，互不侵犯；更让你心旷神怡的是，渔船越过这条分界线时，还会明显地感到“咯登”一声，像登上了一层楼梯那样，抬高一个台阶。
但仅仅才有一个世纪历史的城市，却有半个世纪是被殖民者统治，我们的城市曾经是日本国关东州，也就是说曾是日本的一个省。无论是北上沈阳还是南下山东，都得办理出国证明，现在说起来简直就像是笑话。至今，城市到处都可见殖民者的痕迹，也就是各种各样的洋建筑。中国传统的城市街道是横平竖直的井字格，而我们城市的街道却是以圆形广场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当你从这些狭窄的建筑里走到广场，突然的开阔突然的平坦突然的解放会令你激动得不知所措。我小时候那阵，广场往往是我们的足球场，拼命的奔跑疯狂的叫喊让我们享受到一般城市绝无仅有的自由。大连足球曾发展到举国瞩目的程度，应该说广场也是个不小的贡献。
然而，我们的城市实在是太年轻，几乎没有一个历史巨人或文化名人踏足过这个城市，文学巨著中没有一个故事与这个城市相关。近代史中爆发的日俄战争，倒是在我们城市最南端的旅顺口区打得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可那却是我们从不愿回顾的一段耻辱。日军与俄军在中国的国土上杀得昏天黑地，但我们中国人像一块肥肉般老实地摆在那里，等着两个强盗火并输赢之后再来占有。今天，一些人对日俄战争犹如讲有趣故事一样津津乐道：大鼻子（俄国人）怎样防御，小鼻子（日本人）怎样进攻……并依此建成旅游风景。
我曾参与出版有关我们城市的几本画册，那上面印有许多殖民地时期的旧照片，每每翻阅这出土文物般的旧景，我往往是一阵热血涌动但紧接着就是长长的沉默。当漫长的历史叠印成一张张发黄的照片时，你会怅然若失却又会怦然激动，这是一种沉淀后的激动，而且伴随着肺腑深处的隐痛。因为锈痕斑斑的铜枪铁炮、明堡暗道和尖刺般屋脊的异国建筑；因为先辈们的愤怒、牺牲、抗争乃至殖民屈辱，都在你的血脉里滚动。无论你的性格乐观还是忧郁，你的性别和姓氏有何不同，但只要你是中华民族，是大连人，都将永久地背负着这历史的沉重。
我们城市有太多太多的故事。
故事的场景全是波涛汹涌的大海，
我们这个城市应该说是个移民城市，因为绝大多数市民都是一代代闯关东的山东流浪汉的后裔。我曾经很有兴趣地分析“闯关东”现象，这种至今还在缓缓流动的移民潮，让我惊讶不止。赤贫的农民拖儿带女，很勇敢也很智慧地驾风使船，越过汹涌的波涛，踏上东北的桥头堡大连。我的父母就是闯关东的好汉，为此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海浪孕育着我的生命，汹涌澎湃而平静坦直，脾气暴躁却又乐观大度。因为是靠海的城市，老人们的肚子里装着太多太多的故事，这些充满迷信色彩故事的场景全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为此这些海味传说滋润着我的文学梦想。海边的老渔人讲得最神奇，什么海神娘娘送灯啦，只要你是个善良的好人，只要你没做过亏心事，只要你没杀过老牛，只要你对海神娘娘心诚，当你在狂风暴雨的暗夜里驶船遭遇危险之时，海神娘娘就会来给你送灯。黑乎乎的风浪之中，你惊慌失措，你哭爹喊妈，你百分之百地认定自己必死无疑，但就在这时，你突然会看到一个亮闪闪的灯给你照路，那就是海神娘娘来了。于是你在海神娘娘的亮灯指引下，驶出险境。当然，大海辽阔浩大，不光有海神娘娘，还有龙王和龙兵。老渔人讲海上过龙兵的场面，往往语言也有神来之笔式的生动：平静的海面突然开始轻微的骚动，一片细碎的浪花沸沸扬扬起来，渐渐犹如开锅般地激烈涌动，腾起白花花的烟气。猛地，一群黑蓝色的大鱼腾跃而起，在半空里划出一道道黑闪电似的弧线，跌落下去，激起一束束白色的浪花；紧跟着后面又一群大鱼腾跃而起，再后面，啊，一长串大鱼正在此起彼伏地飞跃，排成长长的队伍，从天际的那一端到天际的这一端，浩浩荡荡地排列。轰！轰！跃起，跌落；跌落，跃起。似乎有一个强劲的统一号令，在天穹上震响，指挥着这威武而雄壮的阵容，朝着一个目标奋进，这就是过龙兵。而且，你似乎还能听到咚咚锵锵的锣鼓声。龙王爷的兵马过队伍是最神圣的时刻，你站在船上别乱说话，乱说话就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但你要是往海里倒些酒和吃的东西，以后龙王爷绝对会保你平安的。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海豚或鲸群，但当时听着这些故事，深深感到一种神秘、惊惧和喜悦。上个世纪八十代初期，大连人还在城市边缘的棒槌岛海面，惊喜地目睹这惊心动魄又精彩万分的“龙兵过”场面。然而现在，你就是驾船驰骋远洋，也很难看到这壮观而奇特的“过龙兵”景观了。辽东半岛“过龙兵”的自然奇观可能永远地消失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城市的港湾里布满了苏军的战舰，士兵身着雪白的海军军装，脑袋上垂着蓝色飘带，他们是打败日本关东军的胜利者，雄赳赳并趾高气扬地走在城市大街上，蓝色的眼睛里反射着海洋的光彩。他们总是排着一个个方队在公路上迈步，高声唱着你永远也听不懂的歌曲，但那些歌却很有力气，有着海浪的节奏，听不上半分钟就会使你也忍不住用力踏步。我们为此而拼命模仿，不知不觉就唱出既有苏联味儿、又有中国意思的歌：
爷爷我，
爷爷我，
孙子大家伙！
街上的大人们听了全都笑得死过去。苏联的女兵个个浪漫犹如浪花，敢于袒胸露怀，乳房的上半部堂皇地鼓在衣领的外面；天冷时也敢裸着光光的大腿，在寒风中健步如飞，令我感到他们的生命全是在海洋中孕育。更让中国女人傻眼的是，她们如果在大街上遇到男朋友，光天化日之下就搂抱和接吻。这常常令躲在玻璃窗后面窥视的中国女人面红耳赤。半个世纪之后改革开放的大连，年轻的男女们在大街上搂搂抱抱贴脸磨唇，大连的老人们见怪不怪，可能有当年苏联男女种下的开放意识。
中国离日本最近的城市是大连，所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扔下一颗原子弹时，我这七个月的胎儿就被震下来。
我的生命是在我们这个城市结束殖民统治之后才呱呱落地。按照孕育生命之常规，我应该是九个月出生。但就在母亲怀我七个月时，美国在日本的广岛扔下一颗原子弹，中国离日本最近的城市是大连，我大概被原子弹震动了，所以七个月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人世。由于中国有句老话——七活八不活，意思是七个月胎儿可以成活，八个月却不行，因此母亲并不惊慌。问题是我大概很惊慌，整日大哭不止，直到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出生，我还是鼻涕眼泪的整日里咧咧个没完。也许我提前把一生的眼泪哭完，现在已不怎么会哭了。
我们那一代的童年，天天唱着动听的歌，什么“我们是新中国的儿童啦，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啦，我们多么的幸福快乐啦……”唱饿了我就跑回家里啃玉米面窝窝头就咸菜。那时，除了唱歌时感到幸福以外，其余的全是艰难困苦，我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破衣烂衫，上课的教室是普通的民房，斑驳的墙皮，吱吱嘎嘎的课桌，而且夏天露雨，冬天透风。
我们那一代真正是与大自然融在一起，我们没有任何玩具，那时还没有塑料这个玩艺儿，更谈不上电子玩具了。但儿童是不可能没有玩具的，于是我们就玩蚱蜢，玩蟋蟀，玩蜻蜓，最多的是玩苍蝇。那时的苍蝇比今天的品种多，也比今天的苍蝇漂亮，特别是那种绿身红头苍蝇，真是闪着宝石般的绿和晶莹光彩的红，绝对比蜜蜂好看。我们专门捉大个头的苍蝇，然后将它的翅膀拽掉，让它们只能按照我们的要求爬行，并比赛哪只爬得快。对蜻蜓更残酷，捉到后就把它们后半截身子折断，然后再放飞。折断半个身子的蜻蜓痛得直线地往空中飞，我们称为蜻蜓“钻天”，一个个都仰着小脑袋，看哪只钻得最高。玩腻了玩够了我们就跑回家里，从水缸舀一瓢凉水咕咚咕咚地喝一肚子，再用脑袋顶起沉重的大木头锅盖，用小脏手掰块苞米饼子或菜饼子，大口大口地吃，吃得极香。我从来没记得我在玩苍蝇和蜻蜓后洗过手，但我从来没得过、也没见过邻居孩子得过传染病什么的。今天人们谈虎色变的什么“禽流感”，其实就是当年的瘟鸡。那时经常瘟鸡。然而，瘟鸡是我们小孩的节日，因为我们可以大吃瘟死的鸡，瘟死的鸡往往是一群群的，所以，那香喷喷的鸡肉，管够你吃。好像也没听到过吃瘟鸡死过人的事。看起来人活得越富裕就越脆弱，如此发展下去，人类可能脆弱得被苍蝇蹬一腿，也得到医院抢救了。
不过细细地回想，我们为什么能有如此奇特的抗病能力，关键还是大海的营养，大海退潮以后，我们就奔向刚刚从海水里裸露出来的礁石。礁石上长着一片片小牡蛎，我们找块尖石块，在礁石上撅着屁股，她们都是赶海的高手，啪啪地敲碎外壳，就露出白花花的蛎肉来，鲜美的味道就更冲鼻子了，吸一口蛎肉，嘴一啧，真是鲜死了！更多的是在沙滩上捉小蟹子，那些小东西绝对鬼头，一眨眼就不见了，但我们捉熟了，就比它们还鬼头，只要掀起一块石板，就用小手飞也似地胡乱抓捕，总能抓进几个到手心里，然后就往嘴巴里一塞，越嚼越有滋味儿。用现在的观点分析，这可能就是最佳补钙方式了。但吃得最多的最便宜的是海菜，各种鲜美的海菜就是长在礁石上的海野草，多得不能再多了。随便揪下几把来，扔得锅里烧汤，大冬天呼噜呼噜地只喝下一大碗，再细品那味道——海参、鲍鱼也没这么鲜！难怪海边人有这样的歌谣——蚬子（蛤蜊）鲜到嘴，蛎子鲜到心，海菜鲜到脚后根！至今我已是当爷爷的人，独自驾车远游，一连十天跑上万公里，依然精神抖擞。我想，这就是大海营养的滋润，才有我如此健壮的身体。
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我也成了山狼海贼，也就是能凭一口气量扎进深深海里的“海碰子”
一个从天而降的灾难，使我从童年一步跨进了成年。
十三岁那年，刚读完小学要进中学的第一天，一辆公安局带斗的三轮摩托车开到我家门口，两个警察从车上下来，这时，我和邻居们同时发现，摩托车的车斗里坐着垂头丧气的父亲，更让人们吃惊的是，他的双手戴着亮铮铮的手铐。一刹时，我感到生命中的什么东西一下子被轰毁了，因为在孩子的眼中，最崇敬最有力量也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父亲。可是现在，他却像“瘪三”一样把脑袋垂在胸前，无法弯曲的腰板使这种下垂像脖子断了。
那天晚上，母亲搂着我们兄妹六个，整整一宿，缩在冰凉的土炕上没合眼。我们不知道父亲犯了什么罪，他整天张口闭口“国家国家”的，是我们整个街道最进步最懂政治的文化人了，怎么会被警察抓起来？由于当时的教育，我甚至还产生过对父亲不恭的想法：父亲要是特务，我怎么没发现呢？要是我先发现向上级报告，该多好呀，不就成了小英雄了吗？
第二天一早，我的外祖父来了，他只说了句，你爸爸是旧社会犯的事儿。后来的法院判决通知书上写着，父亲是历史反革命。罪行的内容是在日本建筑公司当会计，当然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了。街坊邻居们也没感到多少意外，因为那时候总搞整人的运动，我们这个城市已经抓了成千上万个历史反革命，只要是有点文化的人，肯定都是坏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