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钱穆教授，原只是“萧寺读书”的学者，此时心潮难平，撰写了《知识青年从军的历史先例》一文，刊在当年11月的《大公报》上。他写道：
中央号召十万知识青年从军，……国事艰难，大家应该踊跃以赴。古人云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又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今日知识青年从军，正是俊杰识时务者之所为，这个时势是极需要英雄的了，只看英雄如何不辜负此时势。我们很盼望在此知识青年从军的大潮流里，再出几个楚霸王与霍骠姚，或是再来几个周公瑾与诸葛孔明，或是再有几个李英公（李勣）与李卫公（李靖），或是再有几个岳武穆（飞）与王文成。此乃国家民族前途祸福所系，全国知识青年，其速奋起。[钱穆《中国文化丛谈》二，台湾三民书局1984年，358页。]
燕京大学毕业生徐茂兰回忆当时，提到文学院院长马鉴：
记得1944年抗日战争正处在紧急关头，国民党政府发动知识青年从军，当时我校有几十名学子请缨杀敌，将开赴缅甸前线。在欢送会上，马院长亲临话别，并即席赋诗，诗文是这样的：
乘风飞渡雪山头，请得长缨系沐猴；
何日与君同一醉？未名湖上月当楼。
事后这首诗还登在欢送壁报上，广为传诵。[徐茂兰《对成都燕京师友的怀念》，燕京大学校友会编：《燕京大学成都复校五十周年纪念册》，72页。]
同学张富培讲述：“在成都燕大时期，投笔从戎，直接参加抗日战争，奔赴前线的，参加盟军驻蓉、渝军事机构，和在美国新闻处成都分处工作，为抗日战争服务的，就有数十人。”[张定《回首燕园书斋日恩师同砚情最真》，燕京大学校友会编：《燕京大学成都复校五十周年纪念册》，120页。]
1944年12月7日清晨，成都阴云密布，颇有风萧水寒的气氛。考入昆明空军军官学校的几十位同学，在五大学师生高举校旗、标语，敲锣打鼓的欢送声中，分乘汽车去机场，换乘飞机前往昆明。当天到了昆明航校，校门两旁的对联赫然在目：“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这将是为国捐躯之始。入伍训练期满，他们将前往印度学习飞行，按照规定每人各写一份遗嘱，注明牺牲后愿意埋葬的地点和抚恤金处理意见。燕大学生王仲涛、刘文荟、王树荣、徐福承、王惠棠等商定，抚恤金交成都燕大作为奖学金，建议把奖学金定名为“血燕奖学金”。
偏远的南溪县李庄的板栗坳，中央研究院同人也摩拳擦掌，奋起请缨。傅斯年的言行留在史语所的档案里：延安之行在即，青年从军事，勿惊慌，关于此等事同人必信赖我也。（1944/11/06傅斯年函董作宾）
从军之事同人各自考虑一下，至于待遇应尽一切可能之努力。（1944/12/14傅斯年函董作宾）
据学者杨志玖回忆，傅斯年长期作国民参议会的参政员，但回到史语所，他却绝口不谈政治。只有一次，当政府号召组织“青年军”时，他召集开会，动员所内青年人参军。他说：“你们现在不参军，将来抗战结束后，你们的儿女要问你们：‘爸爸，你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些什么？’你们将怎么回答呢？”这番话很有鼓动性和说服力，但事后无一人参军，他也未再过问。
笔者曾访谈过四川省储备局退休高级工程师廖顺江，他是看了《南方周末》上的拙文《李庄纪事》后找上门的。“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人来写这段历史了。”他说的这一段就是1944年李庄同济大学的青年从军运动：
那时的报纸宣传“军事第一，军人第一”，“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邮局在信封上也印有“国破家亡君何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口号。日本鬼子要从湖北打进四川，凭守三峡之险，不可能。但打到贵州独山后，中国就岌岌可危了。当时，同济在李庄禹王宫开大会，正殿上两边柱子分别写着：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同济学生，包括李庄街镇的青年都热血沸腾，有三分之一的同济人共三百多人报名。我记得的有张熙则、张治华、洪恩德、张仁宏、张树生、邓绪辉、罗萼芬、何朗如、颜德君、何德著、赵桂樵等。刚从德国回来的工学博士杨宝林教授也报名参军。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归国的留学生已经很多，但工程博士依然罕见。那时学工程的以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同济大学杜殿英、李国豪获工学博士为羡。[廖顺江口述，岱峻专访，2001年7月15日。]博士教授与学生一道当大兵，有人问及从军动机时，杨宝林轻松作答：“国民应尽之义务。”这样的洋博士还有四川省主席张群之子张继正，他自美国康奈尔大学继续学习，1942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已为四川大学教授，1944年从军，参加青年军203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曾在日记中记有儿子从军事：（1944年12月15日）“勤儿决意从军，日昨自学校返家，云已退学报名从军。予因请陈辞修制定军队使之服务。此子尚未满法定最低年龄，且其眼近视，势不能为步兵。”（1945年1月7日）“勤儿年仅十七岁半，但其服兵役之念至为坚决。彼言并无建功立业之心，只是不愿坐看他人牺牲，而自己安然在学校读书。”（1945年2月3日）“今日午后，勤儿志愿从军，入营受训。其母不胜依依，以其年龄尚不及十八岁。予书‘有远志还要有远识；要大胆还要细心’，‘戒傲慢，戒****’数语赠之。”王世杰作为法学家及蒋身边的近臣，最善于控制感情。然读到此，不由得想到一段话，“丈夫也爱怜其少子乎？”
纵横捭阖驰骋疆场
成千上万的大学生离开校园，进到军队，也陷入另一种人生。
1943年秋，燕大学生钱季光错失良机，未能成为应征入伍的“二十一个”随军翻译，他痛惜良久——
好不容易挨到秋天，我再也按捺不住了，独自去找教务主任陈尚义先生，开了介绍信便只身冲着重庆军委会去了。用几层竹排挡炸弹，以茅草作屋顶的抗日指挥中心，居然让一个毛头小伙子撞了进去。……一位少将接待了我，给我一张考卷。上面别的还可对付，但有一段用了直升飞机一词，对这种飞机，我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偏偏在这上面好几个地方出现，我不知该怎样翻，记不起当时是怎样勉为其难的。考完后，少将皱着眉，叫我到接待站去等候。
一个多月以后，我初次穿上军装，登上军用飞机，去了昆明炮校。刚一上阵，就被美国大兵的浓重地方口音蒙住了。怎么，他们说话太不象燕京男女教授们的谈吐温雅清楚。于是我硬着头皮闯这一关，天天在荒野里对着一大批文化低下的士官叫喊，直喊得我口干舌燥，喉咙充血。……
这一段，也是大战中最艰苦的时刻。1944年夏天，衡阳会战，国军覆灭，接着又是桂林溃退，独山失守，眼看敌人快到贵阳了，大后方人心慌乱。就在这时，我被任命为翻译队长，我带头申请上前线杀敌，拖了三四个月，才批准我随一炮队出发。哪知半路上又把我从吉普车上拉了下来，命令我同五十名译员去美国。去干什么，不知道。于是日夜兼程，飞越驼峰，三四天后就到达纽约，再转Texas。在禁闭起来检疫之后，才知我们的身份被确定为美国空军平民雇员……[钱季光（钱淹同）《我当翻译前后》，燕京大学校友会编：《燕京大学成都复校五十周年纪念刊》，197页。]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生吴丽云的从军经历是另一番风景：
我在成都华西坝度过了我幸福的黄金时代。自母校毕业后，我踏上社会的第一个工作是在航空委员会空军参谋学校编译室任编译员。……
空军参谋学校的校长是由成都空军第三路司令部的司令官王××兼任的。美国空军进驻成都后，王司令官经常要和陈纳德（美）将军电话或通信联系工作，需要英文秘书。通过编译室郭主任的推荐，我被调到空军第三路司令部。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因为，空军参谋学校就在新南门外，离华西坝和母校仅10分钟步行的路程。在参校工作，我可以常到华西坝去玩，我像没有离开母校一样；而三路司令部却在成都郊外红牌楼，地区很偏僻。在司令部工作的都是军官和士兵，我与他们没有共同语言。我的工作都是机密的，如机场蓝图、作战方案等，都要经过我手译送陈纳德将军，因此我非得小心翼翼地工作，稍有差错。便会被关禁闭，朋友们都替我捏把汗。
约半年以后，因日军逼近陕、甘、宁等地区。司令官赴汉中指挥空战，并把我也带了去，在那边过了将近1个月的战地生活，因西安、汉中相继失守，我们又回到成都。战败回蓉，大家都没有事可做，都不去上班，我就趁此机会打了个报告要求辞职，理由是我要结婚。司令官很快地批准了我的请求，并在我报告后面批了“守纪律，负责任”6个字。[吴丽云：一个外语系毕业生的经历，金陵女儿编写组编：《金陵女儿》，206～207页。]
齐鲁大学的张汝黻到底还是当了兵。他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