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杂志四川文学(201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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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感动自己的人,才能被世界承认(1)

——非访谈刘震云

舒晋瑜/文

大多数时候,刘震云是不动声色的,包括他的幽默。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目光平和,有时候看着你,有时候了不知道看谁,旁若无人地自顾自地说。在平常的闲聊中,刘震云大概是使用对话最多的作家。他会随口编一段对话,涉及的两个人,也许一个是上海人、北京人或其他人,但另一个肯定是河南人。他甚至会用不同的方言(也许不太准确)去完成这个对话,扯着扯着,眼看不着边际了,陡然间一句话就能把你带回到原来的主题。你才发觉,被他绕了一个大弯子,虽然绕远了,但却饶有兴趣,就是你心甘情愿跟着他的语言走迷宫,到了终点还意犹未尽。

这就是刘震云的魅力。所有他在的场合,能带给大家无穷的乐子。你就听他讲故事,听得懂就会心地笑,听不懂的也能被他的神态迷住。他比较常用的口头语是,“这样的话呢”,说完这个就表示故事又有了递进。他是一个比较会写故事,也比较会讲故事的作家。《甲方乙方》《手机》《我叫刘跃进》等影视作品的成功,使刘震云打响了中影集团打造的“中国作家电影”第一炮。他几乎成了“专业贺岁作家”。

为什么是刘震云?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

他是那么普通的一个人,不用上班,过着规律甚至有些闲适的生活。他早晨六点半起床,跑步一个半小时,上午工作两小时,下午工作两个半小时,晚上九点半就睡觉。不写作时看书,或者出门见人,要么就去买菜,和菜市场的人交朋友。他喜欢有生活品质的人,这与职业无关。他和卖水果的胖子成了朋友,胖子可以支使他帮忙挪水果箱,也会邀请他去水果摊后的大帐篷里尝尝刚出锅的饺子;他和钉鞋的湖北师傅成了朋友,湖北师傅习惯带着手套钉鞋,缝完拉链会反复用肥皂打磨,特别认真,这使那份工作看上去有一种尊严感。装修房子,他又和卖石材的老赵成为朋友,老赵只跟他说心里话:“像我一个卖石头的,能有什么呀,就剩下心里话了。”这让刘震云无比感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他又是极其不普通的人。他读了20多遍《论语》,总结孔子有三大特点:“第一,孔子是非常刻薄的人。过去我认为他是忠厚的人,其实不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因为孔子和身边的人没有话说。刻薄的人有见识,刻薄的背后,藏着对所有人的悲悯。可能刻薄的人更忠厚。第二,孔子是大作家、大思想家,他不是把事儿往深刻里说,是把深刻的东西往家常里说,这种境界也了不得。把事往深刻里说的,过去我觉得是大师,但现在我意识到其实那是学徒。第三,孔子说话绕,绕半天就不知绕到哪儿去了。这三个特点,经琢磨。”

《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大书

不知道此言一出,刘震云是否会得罪朋友。但是听他讲完故事,便知道这又是肺腑之言,是这个时代毫无意外的结论。虽然简要地概括一部作品可以有不同角度,比如认识的角度、面对世界的角度,或者情感的角度。但是概括《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是以故事的角度:两个杀人犯,一个人特别想找到另一个人,找到他就是想和他说知心话。

好朋友的意思,不是你缺钱的时候他借钱给你,而是面对事情、面对世界、面对生活的态度相同,具体到某一件事上有默契。刘震云说,在生活中找一个朋友不容易。人神社会和人人社会的最大区别,是多出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也许神不存在,也许无处不在。神可以使你痛苦、忧愁、想忏悔的时侯,有个落脚的地方。中国的社会,如果你有忏悔、有忧愁,没有上帝,只好在人与人之间找一个知心朋友。“人找人,话找话不容易。”神不会背叛人,但是朋友会变得不是朋友,如果他把你的话兜出去,知心朋友会变成一把刀扎向你的胸口。所以有时候,知心的朋友是危险的。

“一句顶一万句”是****1966年说过的话,时隔43年,刘震云拿出来做书名,有何用意?他说:“我今天说这句话,跟林先生是话同音不同意。他的话是政治指向,要达到政治目的,我指向的是生活。我这部作品中的人物,皆是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还有提刀上路杀人的……我对他们说的,是一句知心话。”他进一步解释说,“一句顶一万句”,也不是林副主席和他的发明,这意思古来有之,已被人说过几千年。比如说“一智能破千年愚”,“一语定乾坤”,“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说的都是“一智”、“一语”的重要。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和牛爱国戴“绿帽子”,原因并不在杨百顺和牛爱国身上,而是他们的老婆出了问题。杨百顺和牛爱国发现自己身边出了西门庆和潘金莲时,提刀上路就要杀人,当找到时又突然发现错不在他们,而在自己。自己的“绿帽子”,原来是自个儿缝制的。杨百顺和牛爱国发现,“绿帽子”只是个表象,看似是男女间的事,根子却不在这里,而是因为他们跟他们的老婆之间没话,老婆与给他戴“绿帽子”的人,倒能说到一起。偷汉子的女人和奸夫,话语如滔滔江水。说了一夜,还不停歇:“咱再说些别的?”“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从有话无话的角度讲,给他戴“绿帽子”的两个人,做得倒是对的。当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从腰里拔出刀子,又掖了回去。

“从男女关系的角度说,潘金莲该杀,但从有话无话的角度,从知性的层面讲,他们是对了。”刘震云说,自己无意为潘金莲平反,而是不同的角度。他采取的是公众视角,从虚的角度讲这个故事,西门庆和潘金莲冲破了所有的束缚和规矩,冲破了人类所有的道德底线,奋不顾身,越过高山大海也要到一起去,他们是英雄。

写作就是找朋友

写作的圈子,影视的圈子,媒体的圈子……刘震云出进自如,他的人缘很好,几乎没有听到过负面的反映,也没看到过负面的报道。即使是有争议的评论,也是就作品论作品。然而,朋友满天下的刘震云,内心又是孤独的。当他说,他在作品中找朋友时,我感觉到他的悲伤,就像一个热衷于摆积木的小孩子,摆好了,推倒再摆,沉迷于自己搭建的世界,孤独抑或自得其乐,无人得知。

“我的写作让我意识到,写小说是认识朋友的过程。写《一地鸡毛》的时候我认识了小林,他告诉我,家里的一斤豆腐馊了也不扔,比八国首脑还重要,我就说这是一件大事;写《手机》的时候,严守一问我:你觉得谎话好不好?我说不好。严守一说:你错了,是谎话而不是真理支撑着我们的人生,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写《我叫刘跃进》时,刘跃进问我:世上是狼吃羊还是羊吃狼?我说废话,当然是狼吃羊。刘跃进说错了!他在北京长安街上看到羊吃狼。羊是食草动物,但羊多,每只羊吐口唾沫,狼就死了。到《一句顶一万句》时,杨百顺和牛爱国告诉我:朋友的意思是危险,知心的话儿是凶险。我说有道理,我吃这亏吃得特别大。”刘震云说,写作对自己最大的吸引力和魅力,是可以在书中找到知心朋友。书中的知心朋友和现实中的不一样,书中的朋友永远是有耐心的,这本书中的人物可以说是我最真心的朋友。什么时候去找他们,他们都在那儿等着你。这是他写作的动机,也是写作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