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努力坚持我在文学和生活圈子的关系，我喜欢就不能零碎地做这些事。要全面、整体、多方位地找书中的朋友，调整文学生活和自己的关系。”刘震云说，大致有4个系列，一是故乡系列，二是“一”字头系列，比如《一地鸡毛》《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三是官场系列，有《官人》《单位》，后来看到好多人在写，他就不写了；四是“我叫某某某”系列，下一部书肯定会是“我叫XXX”，也许有一天会写一部“我不叫潘金莲”。
我不直腰，所以割麦子比别人快
刘震云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归结为是因为有深入持久思考的能力，直接的影响者，则是外祖母。
“我受外祖母影响非常深。她的身高只有一米五五，但她年轻的时候，在我们那儿是特别大牌的明星，她的名气相当于朱丽娅？罗伯茨，朱丽娅成为明星不奇怪，因为她是演员。外祖母成为明星不容易，她是长工。那时她在地里割麦子，三里路长的麦子割到头不直腰。她的‘转会费’非常高，像罗纳尔多。外祖母说，我为什么比别人割得快？我知道不直腰。直第一次，就想直第二次，直第二次就有第二十次。我知道干什么事都得伏下身子不直腰，所以我‘割得比别人快’。”
“真正的好作家首先得是思想家。”刘震云说，见识是考验作者的最根本的标尺。“作者的写作手段都是差不多的，真正的考验不在写作中，而是在写作前，在于你能不能从相同的生活中有不同的发现。就是作者的见识是否独特，凡是好作者，见识与其他人必然不同。”
考量一个作者，看其是否具有深入持久的思考能力至关重要。刘震云解释说，这里的思考有两个层面：一是整体思考。开始写之前要想好到底写多深多长，思考两天和两个月不同，思考两个月和两年又不同；二是写作时的具体思考，细节、人物、情节、对话都要照顾到。还有一个是持久思考，要对自己的创作体系有整体考虑，不能乱枪打鸟。“写完《一地鸡毛》，再写《一地鸭毛》，读者喜欢，评论家也喜欢。但是我希望改变。”“写出好作品，在写作前和写作时深入思考，写作后迅速遗忘也特别重要。就像重新登上另一个山头，从零开始。不断把自己归零，也是我的习惯，不管是生活还是写作，我习惯不断重新开始。我相信以后能写出好作品。”
结伴去汴梁
常常有人问刘震云：你是怎么想到写《我叫刘跃进》的？他不直接回答。他说：“我常拿结伴去汴梁打比方，俩人在一个路口相遇了，‘大哥，去哪里？’原来都是去汴梁。吸烟，说话，又投脾气，于是结伴而行。走着走着，更熟了，开始说些各自的烦恼和压在心底的话。到了汴梁，一个往东，一个往西，揖手而别。过了多少年，再相互想起，那人兴许磕着烟袋想，‘老刘也不知怎么样了？’”
在刘震云那里，这种相遇不是偶然的，《一地鸡毛》《温故1942》《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我叫刘跃进》体现的是他的思考与创作处于不同阶段时的状态。他一路走过来，在那段路上碰到小林，经过一段路又碰到300万灾民，再走再碰到一大批胡思乱想的人，走到现在就碰到刘跃进，这种相遇不是乱竿打枣。这个变化在外人看突然，在他内心是必然。这是作者创作体系的问题。
《温故1942》的创作使刘震云第一次意识到能“结伴去汴梁”的重要性。“我在生活中碰到一个朋友，他要编一部百年灾难史。其中有1942年河南旱灾饿死了300万人，作为河南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调查这场灾难。我去问活下来的当事人，问我外祖母当年的情况，我外祖母就问：‘哪一年？’我说是饿死人的那一年。外祖母还是问：‘饿死人的年头多了，到底是哪一年？’深重的灾难竟然瞬间转变成另一个事：遗忘。你们家死了这么多人都不知道？忘了。我就急了，遗忘使我震撼。这种态度比前面的考察都重要得多。”从此开始，他就不断地“遇”到能够相知相交的“伴儿”。
写完《一地鸡毛》，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写300万灾民。以刘震云的创作轨迹，写完《我叫刘跃进》，绝不会有《我叫李跃进》。“我再有什么作品，也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意想不到，不但对读者重要，对我也重要。”
谁是贼？刘震云才是“贼”
和刘震云接触多了，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特别善于琢磨、善于领悟，更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的作家。他真诚地说：“不是我谦虚，是确实不懂，我对世界知道得不多。如果知道得少，假装知道多，容易把自己架在半空中。身边好多朋友说的道理我不明白，后来明白了是因为学习了。‘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两人行就有我师。发现别人一百条缺点，于你无补，发现优点才有好处。谁是贼？刘震云才是贼，从别人身上学东西，是深入思考能力的营养补充。”所以，只要有时间，他不拒绝和任何人一块儿坐一坐。
在《甲方乙方》中，刘震云扮演了一个失意青年；在《我叫刘跃进》中，他扮演了只露了一面的打哈欠的人。虽然镜头不多，刘震云却又学到无数东西。“最大的收获是发现电影对话的趣味，过去小说对话是顺着下来的，‘吃了么’，‘吃了’，‘吃什么’？‘红焖肉’。电影中不这样，这一句说：‘吃的什么？’下一句就是‘老张这家伙不是东西！’再接下来可能说：‘老李这两天可没闲着。’对话的信息量高度密集，极有趣味性，这种形式放在小说里，更有趣味性。学到很多书外的东西，没坏处。”
“还有一个收获，接触到了不同的人。比如导演、演员、摄影师、搬道具的小伙子……他们都是过去我没见过的人。由于行业的不同，他们说话的习惯和做事的方式不同。这对我有两个好处，一是对生活面了解得更宽了，二是，发现每个人都是一个哲学家。搬道具的、群众演员……千万不要小看他们，他们思考世界的角度会对你有启发。”
“我在《农民日报》认识一个校对老姚，我们俩关系特别好，他是哲学家，他爱指出我作品里的错别字，每次都很严肃。我说：‘您不是一字师，是几百字师。’生活中，他教我好多道理。比如说饿着肚子千万不要上街，那样容易乱买东西，吃饱了上街省钱，我试了试，果然是对的。”
刘震云读书，也能读出别个无法体会的味道来。他把书分三类：一类像白开水，作品和生活一样，不读也罢；一类像酒，但喝多了会变形；一类是酒精、酵母，这才是真正的好作品，不是作者写完就完成了，而是读者读完也没完成，只完成一半，好多年过去，又读了两遍，和作者的心相通了，会心一笑，这时作品才完成了。“过去有一句话，叫功夫在诗外，同样，功夫在书外。《论语》并不长，为什么不懂？是因为字之外的东西多，越读越多，这样的书费劲。这个费劲就证明，读者和作者的碰撞是一次完成不了的。真正的好书不是作者一个人完成的，是激发读者思考感受的触发点，这样的书，才真正能够使读者和作者一起完成共同的写作。书读完了，真正的读书才刚刚开始。这是读书的比较好的境界。”
一个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来到河南一个县传教，传教40年一共发展了8个教民。一天，传教士碰到了杀猪匠，就想发展他。传教士问他：你信主吗？杀猪匠说，我不信，我信主有什么好处？传教士说，主能让你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杀猪匠说我现在就知道，我是一个杀猪的，从张家庄来，到李家庄去杀猪。传教士想了半天说，你说得也对。接着又说，你总不能说你没有忧愁。杀猪匠说，我有忧愁。牧师说，有忧愁你不找上帝，你找谁呢？杀猪匠说：上帝能告诉我什么？传教士说，信主，主马上会告诉你，你是一个罪人。杀猪匠马上急了，说我跟他一袋烟的交情都没有，怎么还没有见面他就说我错了呢？……传教士死后，杀猪匠打开了传教士设计的教堂图纸，那是一座宏大的教堂，彩绘的玻璃，精致的座椅……杀猪匠发现教堂上面的钟在轰鸣，所有的窗户全都推开了，自己心里的窗户也被推开了。这个时候，他知道这个传教士是世界上最好的牧师……
“传‘教’给我喜欢的人，也是我奉行的准则，把‘教’传给汉学家和批评家，这事我不干。”刘震云认为，感动自己的人，才能被世界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