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占春
耿占春，集诗人、学者于一身的“诗性学者”。1957年1月出生于河南柘城，1982年初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1980年代以来主要从事诗学、叙事学研究、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著有《隐喻》《观察者的幻象》《话语和回忆之乡》《叙事美学》《沙上的卜辞》等。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
将自身铭刻于写作：一种世俗性的肉身成言。书写：一种充满歧义的仪式。它留下一份没有遗言的遗产，或是留下一份没有遗产的遗言？书写下来的文字，语义存在于未来一个接纳它的人偶然的理解，而语音也从那个接纳者身上临时借来。书写者只是将一种离去连结于一种到来的人。
当书写者退场，文本将脱离一个名字的约束，重新出发。
此刻我还能够书写，让思想生成，像沉积岩，像变质岩，激烈的瞬间像火成岩，经年累月的写作不仅是量的增加，像一个山系―“连山”―在时间里分布着不同的走向，当书写最终停止，当话语不再与一个可见的肉身连结，话语属于一个空空的名字，话语、思想将朝向一个不同的属性生成―“归藏”―，那么现在，就让书写脱离这个名字，朝着它的匿名的方向生成，越过一座看不见的分水岭。
一种不会结束的文本，直至死亡为它突然划上省略号……
在普宁的文字中，竟然有着那么多的积雪、森林、月亮、露水、落叶在其中翻涌，在这些书页间。这是整个意义世界的颤动。就像古典诗歌中的事物，词汇中的自然，正是他们生活世界的周围属性，是围绕着他们的可感物，是他们的感性，是他们的感性返回到生命自身的时刻。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周围性，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赐福，在这一可感物形成的周围性中，在世界的可感形式、可感形象之中，是世界的意义在闪烁，连他们心中最不愉快的感受也得到了融解。
多么羡慕普宁，多么渴慕生命所失去的，一个可感知物的世界，以及人们之间有着热爱和尊敬的时刻。这样两种忧郁的情感。你多么想书写―仅仅是书写―院子里的积雪、月亮、森林、溪水、荒野、秋天里橙黄的树叶……或许有一天，仅仅为着弥补这一缺憾，要在树林、溪水、积雪的地方度过一些时间，直至外部世界的福祉内在化。
这是托尔斯泰告诉年轻的普宁的：生活中没有幸福，孩子，只有幸福的闪光。
那么―，世界没有意义，只有意义的闪烁。意义―幸福―只能理解为动词而非名词，意义与幸福的闪念突然照亮。它们是瞬间现象、时间外的现象。一切美好的，都在瞬间闪耀。生命的强度，无比的璀璨，存在于瞬间而非时间的延续中。一个救赎的、甚至是可重复的时刻，能够重临的时刻―闪光―
人们依赖理性与常识活着，而唯有意义感知能够让人目睹幸福的闪光。意义看起来是如此闪烁不定，如此地瞬息流变、脆弱而瞬间充溢，如同对常识的一种讽刺。
我无法列出一个清单。变得高爽的秋天，深秋早晨的霜，林中的光线，慢慢上升的太阳的温暖，冬日融雪的声音，油菜地里蜜蜂的嗡嗡声，山中奔流的溪水声……回忆中的感性之光和眼前的感性事物的闪烁。
给生活带来意义感的是隐微知觉、微观叙事。瞬间，感性，闪烁，微观，微物之神的召唤。这些并不是我带来的秘诀。
夏季的祁连山东麓的冷龙岭，夜间依然会冻得人不住地打寒颤。早晨在河里用毛巾洗个脸，拧毛巾时会有瞬间在结冰凌的感觉。采矿者居住的河谷地带海拔3528米，从这里沿着陶拉河溯源而上就是分水岭，山岭的另一面是甘肃的武威。陶拉河起源于分水岭的青海一侧，几条支流从多个山谷中流出，迅速汇成了一条汹涌的河。山谷的阳面是高山草甸，山谷中有几家牧人的帐房，在周围放牧着牛羊。山谷的阴面则是一座“矿山”，山体被炸成一个个巨大的窟窿，被粉碎的废弃矿体倾倒在下面的山坡上，有些地方已经压住了陶拉河的河道。和R工一起散步，看着这些被覆盖的山坡，被炸毁的山体，我问：这些山还能自行恢复吗？一百年？他说：二百年也不能，永远也不能恢复了。
是的，从地质结构上说山体已经被炸碎了。在人为干预与炸药威力下，结构完整的山体提前进入了解构、风化期。如果说山的隆起和形成是一场地质革命的话，随之而来漫长的地质纪年里是一种缓慢的风化与解构过程，岩石逐渐风化，被水流冲积下去，直至被河流带入海底，在那里再次缓慢地成为沉积岩；与之同时，一些大陆板块犹如印度板块以每年8——10厘米的速度沉入喜玛拉雅，再次成为沸腾的熔岩，使山体继续隆起或等待着一次喷发。我向地质专家学习着辨识火成岩、变质岩、沉积岩。是的，人类为何不可以在自然界的这一结构与解构、或革命与风化的秩序中索取他们的一些物质利益呢？
“矿区禁止牧民在这里放牧”。L工带我参观地下矿和露天矿，他指着脚下的一片大约一二百平米的矿藏说，就这么一块地方，大概就有价值五千万的矿石。“采矿是一本万利的事”，然后他指着陶拉河对面说，这条矿脉从下面通往那面的山。他们开采的是铜和锌。据说祁连山中有多种不同的矿，他说，在青石嘴那里还有一个金矿也想请他去做。这座山属于金钱，不再属于牛羊、自然和牧民。牧人的天然夏牧场变成了一片片岩石裸露的矿区。看着冷龙岭山谷中暮归的牛羊，我想，不知道跟在后面的牧人怀着怎样的心情。
想起总工办公室窗户玻璃上的一个被砸破的窟窿，这是一个小小的治安事件呢，还是一个没有政治语言的微弱的政治事件呢？夜间朝玻璃投来的小石头是不是一种对矿山的无效的抗议？是不是一种没有表达渠道与合法表达方式的语言呢？问L工，牧民好打交道吗？他说有人好大交道有人不好打交道。不难感觉到他不愿意涉及这一话题。
一个讽刺性的声音在我心中轻轻慨叹：好多钱啊！此时，“钱”字就像自然界的一声绝望的叹息。几千万、几个亿或上万亿也很容易就被挥霍一空，并且常常是无价值地挥霍掉。迅速结束它一种虚无价值的短暂命运。然而被挥霍的自然世界呢？它永远不能得到恢复。这一秩序的改变并不是来自自然秩序自身的变化。“谁用知识把自然推向毁灭的深渊，谁就得在自己身上体验自然的瓦解。”然而谁来维护自然的权利？自然不是法律主体、政治主体或经济主体，牧民也不是。
“禁止放牧”！这是一个主权者不明的禁令。为什么牧民不能在山上插上一个“禁止采矿！”的禁令呢？任何禁令都是一个法律与主权问题。禁令总是一个主权者所颁布的。而牧民在他们的祖居地放牧违反了谁的主权呢？禁止放牧的禁令又是什么样的主权者所颁布呢？或许，仅仅是因为这里是矿山、这里有炸药库？这里有危险？但更大的社会危险是，经过了什么样的合法程序这些生态极其脆弱的高原草场变成了“矿山”呢？这些法律程序是否为被排除的主权者所认可呢？
主权模糊地“颁布”一项类似于禁令的告示，并不意味着矿业公司是这座山的主权者，即使它从地方政府那里合乎“程序”地获得了采矿权；诡异之处是，如果说主权者是抽象的“国家”的话，采矿者、牧民这样两个拥有使用权的主体与“国家”的距离也不是相等的。前者与“国家”之间因为有权力的“一般等价物”作为中介而显得密切，后者却因为缺乏这一中介而处在与之游离的边缘状态。
这是一次旅行中的偶然情境，又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社会情境；“要理解问题及其对象，就应该回到它最初的感知那里。”这不是固有思想中的问题，而是问题中的思想；不是在理论概念中思考，需要学习的是一种情境描述中的思考。
离开冷龙岭的早上，我用手机拍下了一条山谷的两边：北山是高山草甸，南山是乱石裸露的矿山。山谷中的陶拉河流淌着。两边的景象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生活力量，或许，一边是生活，而另一边是力量，在一种支配性的力量面前，生活世界只能继续退让出它的地盘。或许存在着对抗，尽管对抗发生在不对等的场域。山谷的一面是草甸、溪流、牛羊、牧民；山谷的另一面是矿山、金属、矿主、资本、权贵家族。山谷的一面是自然、贫穷，忍耐，山谷的另一面是财富、权力、腐败。
静谧黝黑的山谷里，仰面看着星群，闪亮、硕大、密布的星斗，渐渐低垂下来，拉低了黑夜，在陶拉河的水流声中光束时长时短地明灭，时有流星划过。露水从银河的星云里洒下。你已失去了知识先辈们观星、记录星象和占星的知识，然而此刻，如此繁密的星星说着它古老的象形语言，身体似乎以幸福的方式直接听懂了：生命和宇宙的意义，低垂着，围拢着，旋转着，轻轻地颤抖、闪烁。
我贪婪地聚集着山谷间直抵穹苍的寂静。从淙淙的水流声到风吹过山坳生机勃勃的寂静到星云密布的安谧。生活空间里的安静已成为难得享用的奢侈品，山谷间多重的寂静则像一种具有治愈作用的音乐。深呼吸，让我的身体贮藏起更深的寂静，以便回到喧嚣的世界慢慢释放出寂静的能量。
宽阔的河流对岸，是群山环抱的村庄，一座长长的吊桥将这个叫做麻当的村子与外界联系起来。它的山坡上生长着桦树和松树，林中到处是野花、蘑菇、野草莓。在你快乐或不快乐的时刻，世界上存在着这样的地方就是一个瞬间救赎的许诺。虽然置身于正在到来的某种力量面前，麻当比你自身还要脆弱。
保留心中对世界的赞美是困难的，面对不断被毁坏的世界和你自身的批评精神，然而赞美世界的能力是你的生命中最坚强的部分。真实的救赎力量或许最终来自于赞美世界的能力。
每一个将要消失的事物都携带着不可抗拒的美感。“磨坊”，从门源绕祁连山东麓返回西宁，左边山脚下的小溪边，一座磨坊倾斜着，那是一种忧郁和诱惑：水车的轮子已干裂变形，水槽朽坏。它是一个刚刚消失的社会的遗物。消失的是一个系统：自然、人与社会生活之间循环着的系统。一个由自然力所推动的生活系统。一种历时久远的生活方式。这一切在拍照行为里并不是可见之物。将近二十年前，在去塔尔寺的路上，一个磨坊还在转动，小小的女儿从这个形象汲取着快乐的知识。再往前，1961或1962，我越过门前的小溪去对面的磨坊，磨坊里弥漫着粮食的粉尘，我被呛了一下，听见母亲轻轻地咳嗽。51年后的夏天，就在几天前，在柴达木盆地的东部边缘，我们一家找到了莫河牧场，找到了占坤出生其间的家，也是我生命里最早熄灭的灯盏：岸边一孔孔废弃坍塌的窑洞。消失的岁月和一个地方的缠绕带来了正午的眩晕：没有小溪，没有母亲，没有磨坊。
自现代社会以来，作为个体，人们有理由从教会组织或****君主那里收回自己曾经交付给他们的权力，这一回收权利带来了个人的自由、解放和民主参与。然而在人类与自然的危机关系中，人们如何将自身的一部分欲望、一部分需求、一部分权利交还给自然宇宙呢？谁是、什么样的组织是一个自然宇宙的恰当的代理机构而不是重新造成对人的欺诈呢？如果没有将一部分权利交还自然，生存的这一基础就要永远地失去。事实上，我们已经在感性学的意义上失去了自然。人们拼命以无计后果的方式通过更大的掠夺来弥补这一损失。就像是用一种数额巨大的量补偿一种根本无法补偿的“质”的失去。
自然事物的存在，由于失去，由于失去的无法补偿，自然事物已经从美学——感性学的层面转向了政治——伦理层面，由于自然还在继续失去政治伦理层面的意义，自然之物只剩下注定极其匮乏的经济价值，并为少数人所掠夺。
在最良好的理解的渴望与意愿无法不包含着一些非恶意的误解。在对“现实”或“史实”进行叙述时，叙述与被叙述的“事实”之间隔着一片寂静或噪声。或许在叙述与所叙述的晦暗事实之间应该存在着一种间距以“保护叙述”。这是一种事先的申诉：一种书写并没有声称自己所说与所说的完全同一。认知上的事文皆晦，往往源于“文”将自身等同于“事”，但间隔在文与事之间的是一种修辞方式，而连结它们的也是一种叙述话语。
这个时刻应该读读黑格尔吗？假装自己能够从狭隘的“政治伦理”跳转到山巅上的“历史哲学”，以获得一切皆然的历史喜剧意识？或者像黑格尔那样相信国家理性是绝对精神的最高体现？是的，一个声音窃窃私语说：如果你的民族还没有自己的甘地、曼德拉、哈维尔、昂山素季，你的民族怎能实施民主、自由或自治呢？怎么能开创那个由获释的囚徒所开始的民主纪元呢？几十年过去了，一百年过去了，总该有几个像样的受难并复活的弥赛亚吧？《哈扎尔辞典》的故事里有一个秘密：魔鬼经常所做的事是在实现上帝的意志。不知道帕维奇是不是要告诉人们，前者只是后者一个隐秘的代理人？神灵的时间不是就在魔鬼的时间中悄然到来？
孟子有另外一种说法：“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