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炼
三十四年前,一个人远离亲人在基层工作,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需要自己照顾,工作需要自己开展外,没有电灯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最难受的就是对亲人的思念和缺乏亲人的消息。班车十天才一趟,还不是趟趟都有亲人的来信。班车一来,一群年轻人就围到邮电所发信拿信。那时候有朋友、亲戚来信和信的多少,公社机关里的年轻人都知道,都羡慕那些有很多来信的人。来信如来人。
打个电话是很奢侈的事。
你要到邮电所去,填个单子登记完,你就等去吧。电话先由公社要到旗里,再由旗里要到父母所在地腰坝公社,再由腰坝公社邮电所要到队上。大队上没有安装电话的,就由邮电所的人托熟人往队上带口信,让接电话的人设法来到公社,再联系对方。一个电话少则数小时,多则半天、一天,甚至好几天才能接通。
说电话奢侈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电话费贵。挣三十多块钱工资的时候,电话费就好几毛,感觉没说上几句就上块了。我那时有稿费,一篇稿子最少的稿费是八毛,每个月也有好几块,最多的时候收到过十二块,差不多是我工资的三分之一。我的信不是最多,可我的稿费汇款单是全公社最多的,所以,我受人羡慕,我敢打电话。电话费多的时候,就先记帐,稿费来了再顶扣。所以邮电所的人喜欢我去打电话。我和别人不同的是,登记完后,我可以回卫生院上班,接通了他们来叫我。当然,卫生院和邮电所还是有一定距离的。现在想起,真是难为他们了。真怀念那时的服务态度。
和牧区公社不同的是,腰坝卫生院居然有一个被院长锁得严严实实的黑色摇把子电话,最大的区别就是要完电话不用再在邮电所傻等了,因为等的时间长了有病人来找不到你,你就得请假,这也是和牧区卫生院明显不同的地方。你说,为打个电话请假扣工资是不是不划算。
我那时是住院部主任。有一次来了一位农场的产妇,预产期过了几天了也没个动静,妇产科大夫刚出门到外地学习,产妇就有了宫缩。家里没钱上旗里住院,我们就给她请旗里的妇产科医生。电话登记后,我们就守在怪怪的黑色摇把子电话旁。产妇的宫缩越来越紧,要旗医院的电话就是接不通。十几分钟催问一次邮电所,大概那天邮电所里忙或是工作人员心情不好,还没催问几次就发了毛,把我们呛得谁也不敢再催,到了下班电话也没接通。可巧卫生院来了一辆到一个职工家探亲的车,就请求人家迅速把产妇拉到旗里了。否则咋办?
到木仁高勒卫生院上班后,先是花三百块钱给卫生院安装了一部电话,当然,依然是黑色摇把子的,除为了请大夫叫救护车方便外,主要是为了和旗里的卫生局和有关单位联系。有一次有急事,上午十点多向邮电所要了电话,到下班也没要通。中午,我饭也没吃到邮电所里等,还是没通。下午又继续等,等得眼睛快出了血,把黑色的电话机瞪成了红色,电话就是不通。木仁高勒是阿左旗最近的苏木,那时的里程是二十三公里,打个电话都这么费劲。
后来有了程控电话,初装费几乎是一年的工资,夫妻俩商量了好几天,终于咬牙装了一部。虽然费用很贵,可确实方便了许多,打出打进就在家里。那时我们住在楼上,我们确实见识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理想”生活,着实开心了一段日子。
之后,“电话”一词是怎样深入人们生活的,此不赘言。我要说的是到了新千年,应朋友之约到距巴彦浩特270公里的乌力吉为一部专题片写解说词去采访。手机没有信号,到养护工区打固定电话,又发现了黑色摇把子电话。这里的人工长途电话先要通到300公里外的阿右旗,在经600多公里通到巴彦浩特。近千公里的通话距离,接通一次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到了新千年还不通程控电话的边防养护队,很是让我难忘。
北京大学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讲他自己的一个经历时说,八十年代初,他考大学时背过一篇英语课文,大意是说,再过一百年,人们打电话就可以在室外边行边打。到他大学刚毕业,梦想就变成了现实,就有了大哥大。一百年变成了四年。
现在,固定电话成了过去,没手机的人成了少数,有几部的人也不在少数,许多人拥有几个号,把个信息产业火得。手机在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通讯需求时,开始有了噪音,有了公众场合烦躁的彩铃,有了公共场所喧哗的接听,有了影响健康的辐射问题,有了服务质量的大量投诉,有了防不胜防的“套餐”,有了一言难尽的短信,有了影响工作、生活、学习、健康的微信,有了人类通讯文明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