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遵照慈禧的旨意，这幅画像被运到华盛顿，赠送给美国政府。1月15日，赠送仪式在白宫举行，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亲自出席。
这一次，慈禧或许真的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大概从这时开始，慈禧认识到自己形象的价值，并开始对它进行有意识的开发——它不再是描绘后妃优良品德的《宫训图》，或者传统的朝服像，呆板、沉闷、千篇一律。一位垂老的统治者，在油画的光线下，竟然焕然一新，变得“庄严而温和”，“年轻而貌美”。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慈禧喜欢上了照相。在她眼里，照相比画像更加生动和快捷。美国传教士何德兰回忆，有一次，他去美国驻华使馆时，看到两帧慈禧太后的大幅照片，每帧大约三英尺见方。其中一帧是送给驻华公使康格的夫人的（正是她把画家卡尔介绍给慈禧），另一帧是准备送给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像这样的照片，几乎每个国家的驻京公使和该国的当政者都会得到一份。何德兰说：“慈禧太后真精明。她知道自己已被歪曲地描绘了，她知道自己的肖像画得远不如相片真实，所以就想让所有的文明政府都保存着她真正的形象。”[[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34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那么，那批后来被藏在景阳宫里的慈禧照片，应当就是在这个时段里被成批生产出来的。这时的慈禧，已经摆脱了她生命中的诸多困局。一方面，几次战争，早已使这个自诩为“天朝”的帝国不再执著于西方人觐见时的“跪拜礼”，开始放下身段，跟世界接触。在中国传教13年的丹比上校写道：“慈禧太后是满族统治者中第一个懂得和外部世界关系的人，也是知道如何运用这种关系来增强国力、促使物质进步的第一人。”[转引自[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1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另一方面，她合作多年的朝中大臣，如奕訢、曾国藩、曾国荃、李鸿章、刘坤一等，都已先后离世，刚刚走上权力中心的袁世凯、端方，远不具备挑战她的实力，而她亲手抚养的“逆子”光绪，如今也成了一只“死老虎”。这让她了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这样“绝对自由”的境界，正是她经营一生的权力赋予她的。
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回銮，到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病逝，在宁寿宫，慈禧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平静的六年。这六年中，不再有步步为营的算计，不再有磬碎帛裂的争斗，也不再有抽筋蚀骨的撕裂与挣扎，她可以充分享用自己的权力，更可以享受向往已久的奢华。就在这时，她或许会突然意识到，权力也有它的限度，有些事情，并不在权力的掌控之内，比如：人心的向背。
当她竭尽一生的努力获得了最高的权力，她才发现，万里长征，她才走了第一步。
在她所剩不多的岁月里，她要完成的任务更加艰巨，比如：收拾人心。
深宫里，她开始注意到世人们投射来的目光。
美轮美奂的照片，就是为那些目光准备的。
她渴望着一种遇见。纵然穿越时空，也不会太过隔膜。
她或许能够预见，在她去世一百年多后，仍然有人会翻找出她的照片，与她对望。
就像此刻的我。
四十
我把90年前在景阳宫发现的那批慈禧照片，在面前一一展开，想看看站立在生命残阳里的慈禧，究竟想对我们说些什么。
与手绘的《慈禧太后观音装像》一样，在照片中，她依旧喜欢把自己打扮成观世音的模样。比如有一张，她头戴毗卢帽，外加五佛冠，每朵莲瓣上都有一尊佛像，代表五方五佛。她左手持净水瓶，右手执柳枝，表情雍容地，端立在起伏盛开的荷花后面，好像她的生命中，不曾有过一丝的哀痛。在她身后，是绘有丛竹山石的布景，正中悬挂着云头状牌，上面用楷书写着“普陀山观音大士”七个字。除了慈禧，照片上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李连英装扮的护法神韦驮，他双手合十，两臂肘上捧着金刚杵，宫廷的戏装，此时刚好派上用场，成为他的行头。与李连英的阴沉老脸相对称，照片上还站立着一位俊美的少女，梳着“两把头”发式，穿莲花衣。
在颐和园乐寿堂，伴随着快门的清脆声响，盛装的慈禧一次次在底片上定格。除了扮装成观世音菩萨，还有许多姿态端庄的“标准像”，一幅怀柔天下的圣母形象，照片上方大都写着“大清国当今圣母皇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之类的字样。这些以玻璃底片或干片拍摄的照片，一律人工着色，放大到长75厘米、宽60厘米左右，平整地托裱在硬纸板上，衣纹清晰，肌肤丰盈，至今保存完好。
与这种静态的照片相比，还有一种游湖的照片，场面则宏大许多。其中一张照片，慈禧身穿清服，右手托一葫芦，在无篷船的中央安然端坐，在她的身旁，摆放着一只香几，几上香炉上，插着一个缕空的“寿”字，一幅横签从上面飘出，上面的字，依旧是“普陀山观音大士”。站在她身边的，多达15人，有隆裕皇后、瑾妃、李连英，还有前一张照片出现过的俊美女子，拥挤在一条船上，同舟共济。很多年后，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曾把这组照片呈递在溥仪的弟弟溥杰先生面前，他一眼认出，那个不知姓名的少女，就是******奕劻的四格格（女儿），在慈禧晚年，她经常不离左右。
除了一部分是对慈禧生活的写实，比如散步、观雪、乘轿，其余皆是她的扮装照（即使是生活写实，摆拍的痕迹也很重）。这些照片，表明了慈禧对于观世音的形象有着深刻的身份认同感（没有看到过她把自己装扮成其他角色）。她不仅把自己打扮成观世音，在她心里，她自己就是现世中的观世音，尽管她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观察过这世界的音貌。
她以照片的方式，向世人完成了她的自我暗示。
只是，在那样的时局里，这样的暗示就显得可笑、可怜。
她的国度，江河日下，哀鸿遍野。
四十一
在照片中修饰自己或许容易，在历史修补自己的过错，却是难而又难。
责任如山，怨仇如海，她还是去做了。于是，在她的晚年，这个所有梦想都几乎泯灭的国度里，又出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政”，它的主导者，正是慈禧太后。像前面已经说过的，这场变革，力度远远大于戊戌变法。于是，在这个没有康梁，也没有了“六君子”的帝国里，书院废止了，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出现了；
科举废止了，官办留学生出现了；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废止了，外务部出现了；
野蛮的《大清律》废止了，一连串的近代法律（包括《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公司律》《破产律》等）出现了；
涣散无力的旧军队废止了，引进西方先进武器装备、以洋人为教习、完全按照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打造的“新军”出现了……
每一项具体的变化背后，都是一连串的制度性变化。
古老而坚固的帝国结构，在一点一点地松动。
在罗兹曼（Gilbert Rozman）看来，这些变化，“比1911年革命更具有转折点的意义”，因为“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Gilbert Rozman：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1981，the Free Press，p.261；转引自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第103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这应当是慈禧政治生涯中最具神采的一笔。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传统中国向近代化转型的进程中，慈禧的贡献不容抹杀。
然而，由于我们已经对非白即黑的认知模式习以为常，更对慈禧在历史中承担的反面角色习以为常，使得她所有的功绩，都显得匪夷所思。
至少，慈禧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顽固和保守，甚至在帝国内部，她还是“进步”的，因为她发动的这场改革，已经开始触及帝国最敏感的部位——宪政。
何德兰说：“慈禧太后有一个梦想，梦想在中国实施君主立宪制度。……这遭到了不少阻力，最强烈的反对来自她推翻光绪时自己所在的保守派。保守派把这看成有史以来最疯狂的冒险，竭力来制止这一改革。”[[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34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曾经，她所有的努力，都被归结为一场虚伪的“骗局”。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大清的江山，是容不得开玩笑的。到慈禧去世前的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已经公布，谁敢拿着它去欺骗天下？
马勇说：“他们的立宪不是真诚与不真诚的问题，而是必须成功，必须将大清带到现代民族国家，重构国家体制，前提当然是大清国还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大清国，江山不能易主，但江山必须改变，必须尽快使中国与世界各国处于同一境界和地位上。”“这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不曾有的事情，确实意味着中国有可能脱胎换骨浴火重生。”[马勇：《清亡启示录》，第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当然，“新政”的结局，是悲剧性的。失败的原因，一言难尽，重要的一条，是因为改革有一种递减效应，即：相同幅度的改革，进行得越晚，效果就越差。不是改革的道路不对，而是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在历史上，有一些错误可以补偿，有一些错误则永远无法补偿。
这一点，我在《辛亥年》里写过。
终于，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这早已写好的结局，她的朝代，依然没有逃过。
亡秦必楚，烧毁她的王朝的那把烈焰，依旧来自楚地。
可惜这一切，慈禧都无缘看到了。她把这一副残山剩水，留给了新的叔嫂组合（太后隆裕与摄政王载沣），自己则在宁寿宫中，耗尽了自己的生命。
所有的轻吟浅笑，所有的长夜痛哭，在这一刻都定格了，无法延续，也不能修改。
只有画像和照片留下来，仿佛时间的物质性遗留。但它们是那样的单薄，从时间中分离出来，变成一张张任人评说的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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