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里有贝尔托的起诉书，但没有贝尔托太太的答辩书。他们之间的不合，不只是鲍勃所提的“吵架”那么简单，贝尔托的反应是非常强烈而又极具报复性的。
他的起诉书附有他太太和那个男人在旅馆约会的照片。离婚理由是妻子与人私通，不给赡养费，同时请求将女儿监护权判给父亲。他还请求不给予孩子母亲探看孩子的权利，理由是母亲不道德。
我离开法院后，坐在汽车里沉思了很久。
鲍勃惊人的观察力具有不寻常的意义，也许他对歹徒的详细描述根本不是观察出来的，而是臆想出来的。
我把车开回富兰克林大道，珠宝店的门外挂着“暂停营业”的牌子。
我再次走进隔壁的当铺，问老人：“你知道隔壁他们有没有枪吗？”
老人先是有点儿吃惊，然后想了想说：“呃，有，还是很久以前了，他们开业的时候，贝尔托先生在我这儿买过一支枪，说是放在店里以防抢劫，是的，我确信是贝尔托先生买的，而不是鲍勃买的。”
“你的记录还留着吗？”
“当然。”他说，“我们一年还卖不到一打枪。”
他从柜台下面找出一本账簿，一页页翻着，用食指指着每一行的名字，忽然停了下来。
“这里，”他说，“十年前的九月十日，贝尔托，伊金街一七二六号，点三八口径，柯特牌左轮手枪，制造号码二三一八四Ｏ。”
我抄下这个资料。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老人好奇地问。
“只是例行公事而已。”我含含糊糊地回答。
业余凶手通常不懂得处理凶器。为了以防万一，我派人去查珠宝店后面的各个垃圾筒，但什么也没有发现。
在没有获得贝尔托死于什么口径的子弹之前，我无事可干。
第二天上午，我收到化验室的检验结果，死者身上的子弹是点三八口径的铅弹。
我还收到一个有拉线的皮袋，袋里附着邮局的信。信上说，这是从距珠宝店两条街远的邮筒里拿出来的。袋子里面装有存款的原条－－副本在我手里－－两百三十三元的支票，还有现金。
我和组长到地方法院去了一趟，离开时我口袋里有三张搜查证。
我打电话找到鲍勃，他说他准备办好丧事后再重新营业。
“我要再看看你的店，行吗？”我问他。
“当然，”他说，“现在吗？”
“是的。”
他开了店门领我过去，我开门见山地说：“我要看看你们留在店里的点三八左轮手枪。”
“警官，这里没有枪。” 鲍勃一脸迷惑地看着我。
“鲍勃先生，你妹夫在你们开业后就在隔壁买了一把枪，他说是准备店里自卫用的。”
“哦，那把呀！”他用一种豁然开朗的神情说，“好几年前他就拿回家去了。我反对把枪放在店里，枪使我神经紧张。”
我很遗憾地掏出搜查证，他很不喜欢，但又无可奈何，我彻底地查看一番，没有枪。
我来到他的住所。贝尔托太太和女儿已不在那里，鲍勃说他们昨晚回家去了。我也彻底地搜查了公寓，那里也没有枪。
我们又去了他妹妹那里，同样仔细地搜查一番，仍然没有任何结果。
贝尔托太太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她哥哥对此可没什么兴趣，我相信他心里明白。
我坦率地向他们兄妹解释我的看法。
“鲍勃先生，对这件案子，我有不同的看法。昨天早晨你到店里结了一周的账，只是你没有把现钞放进皮袋里，只放了存款和支票。然后，你开车到两条街以外，往邮筒里丢下皮袋，在你妹夫上班之前回到店里。我认为你根本没有开店门，一直到你开枪打死了他，藏好枪后才开的店门。因为你不愿冒被顾客发现的风险。”
“你一定是疯了，我哥哥不会伤害任何人，他是全世界心肠最软的人。”贝尔托太太低声说。
“对你和你的女儿他是一个心肠最软的人，但当他所钟爱的人受到威胁时。他就会变成老虎。贝尔托太太，我看到了你丈夫的离婚起诉书。”
贝尔托太太看看她哥哥。想从他那里得到证实，鲍勃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你知道我不会做那种事的，”他说，“警官只是猜测。”他挑衅地看着我，“那么警官，枪在哪里？”
我承认这是个难点，我找不到证据。
我把他带到局里审问了半天也问不出名堂。我们让他重复地说他臆想中的歹徒，说了十几遍，没有一个细节不一样。
最后，我们不得不释放他，开车送他回家。
我和我的同事们忙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我打电话给鲍勃说：“鲍勃先生，我向你道歉，我们已经抓到杀你妹夫的人。”
“什么？”
“他还没有招供，不过，我们确信他就是我们要逮捕的人，你能来局里指认一下吗？”
“我就来，警官。”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回答说。
我们让这位矮小的珠宝商仔细辨认玻璃窗后面五个瘦长身材的人。他们全都穿着茶色长裤和茶色皮夹克。
第一个人有着一头油渍渍的黑发，黑皮肤，鹰钩鼻子，在嘴角到左耳有一道又细又长的白疤，右面颊有一颗带毛的痣。他站在那里，双手下垂，左手背上纹有图案，是一条蓝色的蛇盘绕着一个红心。
我瞥了一眼鲍勃，他的双眼瞪得溜圆。
“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我向组长喊道。
按惯例我们有一套问话，是让证人辨认声音的。通常只是问问姓名、年龄，可是现在组长没有问平常的那套例行问话。
“曼尼，你在哪里工作？” 他问。
“福特建筑公司，我是名工人。”
“你结婚了吗？”
“结了。”
“有几个孩子？”
“五个。”
“他们几岁？”
“最小的两岁，最大的十三岁。”
“你有过前科吗？”
“没有。”
“好，”组长说，“退后，第二个。”
他用同样的话问其他四个人，但是鲍勃没有注意听，他只是端详着第一个人。
嫌疑犯全部带走后，鲍勃和我留在办公室，他坐在一把椅子里，抬头看着我。我站着。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们逮捕第一个人，他的确符合歹徒的容貌，不过，我很抱歉，他不是凶手。” 鲍勃舔舔嘴唇说说道。
“你在富兰克林街的朋友和你妹妹都说你是个心肠软的人，鲍勃先生，不过，这事儿可不能心软。他和你形容的那个人一模一样，也是个左撇子。”我不带任何表情地摇摇头。
“可他不是那个人。”他声音颤抖地说，“外貌或许只是一个巧合。”
“是啊，”我说，“是难以相信。但你不要被他的没有前科和五个孩子弄得心软。”
我打量了他一会儿，耸耸肩膀说：“我们反正会使他就范的，鲍勃先生，曼尼不像你，是有影响力的公民，他是个穷困、无知的贫民，而且不是美国公民，只是个墨西哥移民，不认识任何律师，我们处理他不必用文明条例，不必像我们对你做的一样。”
“他没有做！”鲍勃几乎大叫，“你不能那样对待一个有五个孩子的父亲！”
他的脸色苍白，颤抖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吐着说：“我要招供，警官，我要招认谋害我的妹夫。”
我在四楼的洗手间遇到身材瘦高的大卫。他已经摘掉黑色假发和假鼻子，正在洗手背上那条蓝蓝的蛇和红色的心。
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却没有那种破案后涌上心头的快感。
几年来，我利用人们贪婪、恐惧、报复的心理成功地使嫌疑人招供，但是，这是我头一次利用嫌疑人爱护别人的心理破案，我突然想不明白，警察的职责到底是什么？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