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原先是个老师，后来成了农民，现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做老师是因为没考上大学，村里小学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做农民却是因为生下我——他的第四个孩子，也是他唯一的儿子。在计划生育抓得紧的年代，超生的人都已经想好了出路，他其实没有想好，但来不及想好，我就出生了。他便辞职，从一个穿中山装的小学老师转换身份，下地，像写教案一样种庄稼。
九十年代的西北农村不像如今一样萧索，晚上不愿费电的闲汉和女人们聚集在月光下打情骂俏，占个口头上的小便宜。父亲不会出现在那样的场合，他在家里忙进忙出，不忙的时候就看书，看电视，看电视剧中间的广告。如果正好路过这堆人，他便加快步伐，迅速走过去，但肯定躲不过眼尖的闲人，于是便有人抬高嗓门，发出对话邀请——“严老师干活细得很。”
他似乎受到侮辱一般地笑笑，“老师”这个称呼在我们的那个村子里只有两个人能够享用，一个是父亲，另一个是矮矮胖胖的赵老师，赵老师已经转正了，是名正言顺的人民教师，公务员待遇，只是患了腿疼的病，人们就说小病挡灾，父亲也腿疼，人们就说肌肉劳损。
但他干活真的很细，细不是好，是慢，慢到极致，后来我明白了，那是一种修养。
那时候每天似乎都是晴朗的，早晨父亲开着三轮车超过上学去的我们，一骑绝尘冲向菜市场，母亲已经坐着别人家的车先去占摊位了。大姐二姐已经初中，三姐和我还在花盛二校读书——这里才是应该叫他“严老师”的地方。下午放学我们姐弟四个都先不回家，而是去菜地收菜，一堆西红柿、一堆茄子辣椒，黄瓜不能下午摘，只能早起才能顶花带刺儿。
西北的天空纯净悠远，我们守着这几个菜堆，等着父亲母亲从市场回来，他们会带来油条和童子鸡，运气好点还会有烤红薯，运气再好点就会有肉，当然还有已经空了的菜筐。我们流着口水装好菜，路过无事的人群，听着他们啧啧的赞叹，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只剩下两件事：吃晚饭，记账。吃饭的事情交由母亲，记账的角色交由父亲。往往是母亲饭已经做好了，父亲的账还在笔算中，他还是那么慢，我们围拢在桌子前，等着他说“今天又多挣了一百”，然后开饭。就这样持续了十几年，直到温室大棚时代来临才放弃。
日子过起来就不觉得是日子难过，但四个孩子长大的压力明显地来临了。终于有一天，我看着父亲拉回来一车钢筋和水泥，又过了几天，家门前的空地开始热闹起来，打墙，立柱，十几天后，一个养猪场出现了。
养猪场的事情并不顺利，一只白胖胖的小猪曾经率领着四五十头小伙伴在猪场里驰骋奔突，父亲也渐渐眉开眼笑，而那头白胖胖的小猪突然就不再吃饲料，蜷卧着像只懒洋洋的猫，终于瘦的站立不起来，父亲从畜牧站拿回来的针剂也不起作用，几天后村里传闻来了——大面积的猪口蹄疫传染病正在蔓延。不到半月，猪场再次寂静无声，那些小猪消失得无影无踪。
家里的气氛再也没有当年卖菜时候的热闹，父亲像个要考试的学生一样，从镇上买回来《养猪大全》《猪疫病防疫手册》《要想富，快养猪》之类的书，边看边做笔记。我隐约看到了一个老师备课的情景。
又一批小猪放进了养猪场，卖饲料的老板在门口吆喝一声——“严老师！”，父亲放下饭碗就出去了，过些天又是兽医，每个月都是如此，每叫一声“严老师”，我便知道贷款回来的钱要少掉一沓，四个月后，猪贩子来了，也是一声吆喝——“严老师！卖猪不？”，全家喜气洋洋地抓猪、上秤、算钱……日子终于好了起来。有一次卖猪卖到了晚上，一伙人围着父亲在车灯前面数钱，光线照在他的手上，都是老茧。
从新世纪开始到现在，父亲的生活再也没有发生过变化。每次我给家里打完电话，出去买东西吃的时候，路上还有零零散散的车声。这是我来北京后最习惯的夜声，提醒我还有人在路上，我骑车子路过那些出租车的时候，看见司机师傅在车里数钱、吃驴肉火烧、打盹儿，我会想起我的父亲，此时的他应该已然睡着，但在四个小时前，他还要再去一遍猪场，五六十头大小不一的猪等着他添进最后一顿饲料；他依旧慢条斯理地伺候着它们，忍耐着母亲的唠叨，享受着属于他的慢。
我至今不知道他如何实现从老师到农民的转变，就像我不知道太多我未出生前的事情。我看过《立春》，没觉得这个小地方的女老师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在今年发现了父亲的日记，比她更叫我动心。
我在他的日记里陷入无穷的想象，之前的所有景象都纷至沓来，在最后一页他写道：
“到今天（1988.8.23）为止，弟到家已经九天，经医生（镇医院张德）诊断为淋巴结合症，这是个顽固病，我的思想压力看来还是要比弟弟的大，因为我要比弟年长5、6岁。截止今天，已花去人民币100.00元整，对于我为兄来说，100元现金算不了什么，我要的是人，而不是钱，只要能有一个和原来一样的弟弟，我心情就高兴了。金钱的多少是无甚大的意义的。我要尽一切力量，协助弟弟疗病。”
我拿给他看的时候，他双手叉腰，说哎呀，那时候你叔叔太瘦了，他忽略了面前的儿子佩服父亲的表情，叔叔远在新疆，发来的照片比父亲瘦且黑，我突然想对父亲说点什么，父亲转身离开，他的腿部肌肉已经劳损严重，走路有点摇晃，已经是一个老头了，他还很壮硕，饭量很大，嚼大豆声音脆亮，不爱隔着电话和我说话，喜欢对谈，我想起来，我最深印象的是，他带我去上坟的年前光景，还有站在高中班主任和校长面前求情的夏天，还有前两天我去接人的北京站，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晚上，父子一句话没有说，坐等天亮。
但他不知道，儿子拿着他的日记本，在一个人的夜里，打开，读，睡着，睡醒，会想起以上的细节，这些细节让一个王彩玲般的父亲，在三十岁的年纪里，承担家庭，放下尊严。
这些细节让我觉得，说那么多废话都是无意义的，他用拿过粉笔的手修理了三十年的地球，睡醒来继续程序化做事，从母亲藏在各个地方的物件里找到烟、酒、茶、糖，像个孩子一样蹑手蹑脚，却又期待被发现，于是获得一个巨大四合院里没有回音的笑声，我在一个晚上，坐在门口看星星，西北夜空晴朗，繁星满天，屋里的他们，安静睡去，只有一盘巨大的表，扫出秒针的旋转，好几次我都呆坐半晌，怀想无眠。
就像现在一样，我再一次回想他在我初中苦战中考的时候，敲窗送进来一盘盘的水果和茶，我在夜里，看着他的日记，想起他的疲惫，和那些光荣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