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宜兴乡下陆平村。秋风萧瑟，田野里一片焦黄。蔡虹向村子里走去。
村头有一个妇女走过，蔡虹上前问：“请问有一个潘奶奶住在这儿吗？他的儿子叫潘汉年。”
妇女说：“潘汉年？是不是外面做事，多年没回家的那个潘先生？他有一个母亲，眼睛已经瞎了。”
“就是。她住这儿吗？”
妇女向前方一指说：“前面就是她的家。潘奶奶现在和一个侄女儿住在一起。您是谁，找她有什么事？”
“我是她儿子的朋友，她儿子托我来看看他的母亲。”
“潘先生没有回来？”
“没有。”
“你去吧，就是前面那座老屋。”
“谢谢。”蔡虹继续往前走。
这时有几个妇女来了，她们碰到一起议论着：“潘奶奶的儿子回来了？”
“不是，那是他的朋友。”
蔡虹来到老屋门前，看见院子里坐一个白发老人，看她的眼睛混浊，知道这就是了。上前问：“老人家，这是潘汉年先生的家吗？”
这时潘奶奶的侄女出来，她是个中年妇女，回答说：“是啊，他不在家。您是谁？”
“我是潘先生的朋友，潘先生托我来看看他的母亲。”蔡虹指指老人说：“这就是潘奶奶吗？”
“是啊。请进来。”
这时，潘母听到说话，问：“是不是汉儿回来了？”
蔡虹说：“不是，我是您儿子的朋友，我姓蔡，叫蔡虹。我代表他来看望你老人家，您还好嘛，潘先生一直惦记着您。”
“我还好，谢谢您哪！”潘母问：“汉儿现在怎么样，他在哪儿做事，怎么这么神神秘秘的，不见人影儿。我死是早晚的事，就怕见不到他了。”
蔡虹安慰她：“不会的，您老人家健康长寿，会见到他的。潘先生现在打鬼子，等鬼子赶出了中国，他就会回来的。”
“是啊，这鬼子什么时候能赶出中国去，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一家人什么时候能团聚在一起？我大概是等不到了。”
蔡虹在潘汉年家里坐了一会儿。潘母吩咐侄女：“客人大老远的，快沏茶，在这儿吃饭。”
蔡虹说：“我吃过了。”
潘母坚持说：“吃过了也要吃点，我们乡下人的规矩，不留饭是对不住客人的。”
侄女也说：“蔡先生就留下吃顿饭吧，老太太看到您，就象看她的儿子一样，您要多呆一会儿。”
蔡虹点头说：“行，行。”
侄女起身做饭去了。
蔡虹从身上取出三百块大洋，对潘奶奶说：“这是你儿子托我带来的生活费。”潘母没有接，听到蔡虹把大洋放到桌子上。说：“乡下人要钱也没处用。你们在城里用钱的地方多，您还是拿回去吧。蔡先生带个信，叫我汉儿多保重自己，不要挂念我，我有侄女照顾，他尽管放心做事。”
蔡虹说：“潘先生做的是大事，大家一时还离不了他，只要有机会，他会回来看您的。”
蔡虹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看老太太昏浊的眼睛看着远方，好看在盼望儿子回来的那一天。蔡虹这时感觉到，什么叫儿行千里母担忧，什么叫忠孝不能双全。
这时，村头有几个日本宪兵和汪伪警察急匆匆地朝这边走来。一边走一边说：“别让他跑了。”
狗叫了起来。有几个妇女从屋子里伸出头，又缩回去了。
“鬼子来了。”有人说。
蔡虹警觉地把头朝外探望，发现日军宪兵和汪伪警察悄悄地向陆平村包围过来。
“他们是冲着我来的。”蔡虹不及多想，起身朝里屋走去，进了两进院子。
宪兵和汪伪警察扑到门前，封住了大门。喝问：“你家里来了什么人？”
潘奶奶的侄女见有人问，便出来说：“没有来人。”
伪警察头目叫道：“没有来人？你家里来了共产党，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侄女摇摇头：“没见过共产党。”
日本宪兵看到了桌上的洋钱：“这是什么，哪里来的？”
宪兵把洋钱放入自己的腰包。
侄女连忙上前去夺：“这是我的。”
头目甩开侄女的手，大声说：“给我搜人！”
宪兵和警察冲进屋里搜查起来。
蔡虹听到宪兵的脚步声，他敏捷地翻上院墙，跳到院外，进入树林，在树木的掩护下，离开了陆平村。
蔡虹回到上海，来到潘汉年的住处，进门一看，一口红漆棺材放在堂间。蔡虹大吃一惊。
潘汉年笑着说：“蔡虹同志，感到奇怪是吧？”他和杨松打开棺材，对蔡虹说“你看看，这里面是什么？”
蔡虹伸头一看，里面整整齐齐地装満了他为新四军买的药品、发报机、雷管一类的东西，上面盖着一层厚厚的棉被，棉被上面是一幅白色的床单，床单上面放着纸钱。
潘汉年说：“为了运输方便，应付检查，只好用这种办法，偷运出去了。”
蔡虹连连称善：“首长，您考虑得多么细致、周到啊。”
潘汉年说：“这时长期在敌占区工作的习惯。”他对蔡虹说：“已经和美国船长联系好了，明天早上装船。”
潘汉年让蔡虹坐下休息。
蔡虹汇报说：“我到了宜兴陆平村。找到了你母亲潘老太太，老太太身体很好。有她的侄女在那里照顾她，老人家让你安心工作，不要担心她。”
潘汉年点点头。问：“你在那里呆了多长时间，有没有在我家里吃饭？”
“老太太留我，但是出了点小情况。”
“什么？”
“日本宪兵和汪伪警察来了。”
“哦。他们消息真快。你是怎么逃脱的？”
“那很容易，我翻过院墙，从树林里走了。”
潘汉年点点头，叹息一番说：“我是有家不能归啊。”
第二天早上，潘汉年雇了几个工人，大家抬着棺材，向黄浦江边的十六铺码头而来。蔡虹头戴麻纱孝帽，装作满脸悲伤的孝子。
到码头，放下棺材，潘汉年急忙登上停在码头的美国船。
这时，几个日本宪兵走过来，其中小头目叫道：“这是谁家的棺材？快打开，我们要检查。”
蔡虹说：“这时家父的灵柩，要到乡下去安葬，请老总行行好。”
小头目说：“不行，把盖子打开。”
蔡虹嘴里说行行好，就是迟迟不动。日本宪兵催促：“打开，打开，怎么还不打开？”说着就要亲自动手。
这时，船上下来几个人，潘汉年和潘文炳领着美国船长走过来。
美国船长问：“这是在做什么？”
蔡虹用英语说：“船长先生，这是家父的灵柩，要到乡下安葬，太君要打开检查，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俗，人已经盖棺，就不能打开，打开棺材是对先人的最大不敬，而且于行程也不吉利。”
美国船长对小头目说：“还是尊重他的习俗吧。再说，一个死人有什么好看的？”
日本小头目坚持：“不行，这是规定，凡是上船的物品都要检查。”
美国船长说：“这将耽误我开船时间。”
“那也没有办法，开棺检查！”
美国船长气愤地：“我要抗议！”转身走了。
蔡虹用日语对开棺检查的日本兵说：“太君，我父亲是得了伤寒死的，请你们在打棺盖时，要屏住呼吸。”
日本兵听说得了伤寒死的，脸有惧色。
棺盖打开了，只见里面严严地盖上了白棉被，上面放着纸钱。日本兵一个个捂着鼻子，向里面扫了一眼，盖上了棺盖，放行了。
这时潘汉年、蔡虹才松了一口气。
大家把棺材抬着上了船。盛茂林、吴仲德都在轮船上迎着。
美国轮船启航了。潘汉年在码头上挥手送行。蔡虹脱掉白麻布孝帽，在船舷上挥手向潘汉年告别。盛茂林、潘文炳、吴仲德都向潘汉年挥手。
轮船离开码头，越来越远了。
在长江北岸临江县境内的一个码头上。曾世雄、谭天木带着干部战士在码上迎接资本家们的到来。
船靠了码头，蔡虹领着资本家们下船，并将他们一一介绍给支队领导。
曾世雄、谭天木连声说欢迎欢迎。大家亲热地握手。
接着，码头工人将棺材抬下船来。大家十分吃惊。
曾世雄问：“蔡虹同志，你这是什么？”
“这是我买来的药品。”
“我知道了。”谭天木说：“不是这样就不好运回来？”
李三火走过来说：“这些药就交给我了。”
曾世雄、谭天木、蔡虹等人领着资本家们向根据地走去。
在支队队部。曾世雄、谭天木设宴招待来客。
盛茂林说：“来到新四军驻地，我们本来还有些顾虑，生怕大家不欢迎我们，不是说共产党要打倒资本家，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就放心了。”
曾世雄说：“盛先生，共产党、新四军不是打倒资本家，而从事的是民主革命，我是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官僚买办阶级。对于民族资本，我们支持你们做得越大越好。我们希望你们来我们这里投资哪！”
吴仲德说：“我们在香港有一个‘保卫中国同盟’，是由孙夫人牵头，都是一批民族资本家参加，任务就是资助新四军的。”
谭天木说：“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给新四军买的枪支弹药，我们正在用哪。真是谢谢你们了。”
“支持抗战，是我们应该做的。”吴仲德说。
盛茂林表示：“我们到这里投资，不是为了赚钱，好是为了支持抗战，支持革命嘛。”
“是啊。”潘文炳也说：“支持抗战，人人有责。”
谭天木说：“潘先生的长江公司和我们合作不是一次了，对抗日已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了。”
“做得很不够，惭愧，惭愧呀。”潘文炳谦虚起来。
曾世雄说：“各位先生住下来，明天，我带你们去考察考察。”
资本家一行在江北考察了三天，与新四军谈妥了建立被服厂、糖厂、肥皂厂、小煤矿等多个投资项目，很快形成了生产能力，发挥了经济效益。
这天，在江北根据地的一条小路上。一个商人模样的人带着两个随从在行走。他们是穿着便装的新四军后勤部长曾山和他的两个警卫员，他们向江北支队驻地白茅山走来。
“来了，来了。”几个新四军战士迎了上来。
一个战士问：“请问您是后勤部曾部长吗？
曾山说：“是我。”
战士说：“我们政委、支队长在山口等您哪！”
“好啊。”曾山对警卫人员说：“我们又到家了。”
向前走了不远，见曾世雄、谭天木迎了上来：“首长好。”
曾山说：“同志们好。”大家握过手，一起向队部走去。
曾山边走边说：“听说你们支队后勤工作搞得很好呀。搞了粮食生产，收了税款，开了商店，办了工厂，不仅经济搞得很活，还办起了医院、兵工厂。不仅渡过了困难时期，还支援了兄弟部队。军部首长提出，全军要以你们为榜样，把后勤工作搞上去。首长特地派我来学习取经呢。”
“后勤工作还是军部搞得好。我们只不过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曾世雄谦虚说。
“嗨，不该谦虚的时候不能谦虚呀。”
大家笑了。
曾山问曾世雄：“你们后勤部长叫什么？”
“蔡虹。”
“蔡虹，我知道，他本来是一团团长嘛。打仗很勇敢，是个很能干的指挥员。”
“我们是调最得力的干部搞后勤，当时我们支队长还有意见呐，是吧？”曾世雄说。他转向谭天木，证明此话不虚。
谭天木说：“是啊，当时就象砍了我的一个臂膀那样难受。”
曾山肯定：“你们做得对，现在你们从中亲身体会到，后勤工作的重要性了吧？”
曾世雄、谭天木齐声说：“是啊。”
曾山说：“我可不是在什么山唱什么歌，自己当后勤部长，就说后勤工作重要。我要说的是，战争不仅是人力相拚，更重要的财力和物力的相拚。没有物质保障，就无从谈战争。你看，你们支队因为财力雄厚，所以发展很快。你们政委、支队长说话声音都比人家支队响些，腰杆子粗些，是不是？”
曾世雄、谭天木不好意思地笑了。
曾山问：“蔡虹同志在哪里呀？怎么不来见我呀？”
曾世雄说：“蔡虹同志不知道首长今天到，他到厂里检查生产去了。”
“好，我也正想到你们的工厂里去看看，带我去吧。”
他们首先来到新四军肥皀厂，机器轰鸣，一条条肥皀在流水线上下来，工人们在打包。
蔡虹正在检查肥皀的质量。
曾世雄、谭天木陪同曾山部长进了厂门。
曾世雄大声说：“蔡虹同志，曾部长来了。”
蔡虹抬头一看：“哦，曾部长来了，怎么不事先通知一下，这老远的路。”
曾山说：“是你们政委，支队长向你封锁了消息，生怕我来打搅你的工作呀。”
“是工作没做好，怕首长批评啊。”蔡虹说。
曾山看着蔡虹认真地说：“怎么没做好，你做得很出色。我们在路上还在说你呐。”
“是啊。曾部长正表扬你来着。”曾世雄补充。
蔡虹说：“我有什么可表扬的？”
“不仅是我。”曾山说：“连少奇同志、陈毅同志都表扬你，表扬你们支队，他们是要我来向你们学习呀。”
“首长太过奖了。”
“这个肥皀厂办得不错，听说还有被服厂，糖厂。”
“是呀。”蔡虹说：“我们还开了小煤矿。”
曾山问“你们哪里来那么多的资金？”
“我们到上海招商引资，和资本家合作办企业。”
曾世雄说：“上海的民族资本家盛茂林先生，在这里投资办了好几个大企业，对我们的支持很大。”
曾山点头说：“这个路子好，做法很超前。我们国家民族资本比较薄弱，又受到外国资本和国内买办资本的排济，生存不容易，我们要支持民族资本的发展。你们和民族资本家合资办企业，正是符合我们党的政策。”
蔡虹谦虚说：“我们不知道做得对不对，还想听听领导指示。”
“怎么不对？”曾山认真地说：“只要对党的事业有利，对革命有利，对新四军的发展有利，就是对的。共产党和民族资本家合作，发展民族资本，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这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建国方略，你们的实践也证明这是一个好的办法，效果也很好嘛。”
在新四军江北支队驻地，支队召开了全体干部战士大会，听取曾山同志作报告。曾山说：“打仗是政治斗争的极端表现，也是经济斗争的极端表现。战争的胜负，既取决于人力，也取决于经济实力。新四军江北支队之所以在困难的情况下站稳脚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与你们坚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工作分不开的。你们的后勤同志们，在险恶的环境下，在敌占领区和国统区，出生入死，为部队采购药品、枪支、等军需物资，你们垦荒种地，发展粮食生产、开展商业贸易，招商引资，开办工厂，建立医院，建立兵工厂，征收税款，筹集资金。你们的工作范围不断扩大，渗透到敌人的内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敌人封锁不了你们，打不垮你们，你们的力量一天天壮大。你们的后勤工作不仅満足了自身需要，还支援了兄弟部队。军部对你们后勤工作十分满意和高度赞扬。要求全军各个部队向你们学习。”
大家热烈鼓掌。
曾山继续说：“同志们，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党中央的要求，与战争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当前我们在经济上遇到了一个重要的难题，就是货币问题。由于汪伪政权滥发纸币，国民党政府也在滥发纸币，他们通过这样的方法攫取财富，为他们的战争提供经费。货币大幅贬值。老百姓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转眼之间成了废纸。我们党、我们军队也深受其害。我们的经济命脉控制在敌人手里，人民的经济命脉控制在敌人手里。我们怎么办？因此，党中央决定，在相对稳固的根据地，发行我们自己的货币。稳定物价，把经济命脉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新四军决定发行自己的‘抗日币’，军部决定首先在你们这里试点。这就是我这次来的目的。大家听懂了吗？”
大家欣喜若狂，掌声如雷。
支队会议室。曾山同志召开支队中层以上干部座谈会。
曾世雄说：“曾部长，发行货币，这个东西我们不懂，怎么个发行，老百姓能不能接受，再说我们也没有银行。”
“当然要开银行。”
“开银行？这更叫我们心中无底了。”
“这个问题既很深奥，又很简单。这就要有懂得银行和金融知识的同志来办。”曾山看了看蔡虹，说：“蔡虹同志对经济工作很熟悉，请你谈谈想法。”
蔡虹站起来说：“我听了首长的报告之后，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在我们的根据地，发行抗日币完全可行，在发行抗日币的同时，我们可以把根据地的人民银行建立起来。我们有好的条件是：我们已经建立了遍布城乡的新四军商店，通过我们的商店，进行货物交流，把我们自己的抗日币作为结算工具，同时我们的银行兑换业务跟上去，我们的‘抗日币’会很快推行开来，只要我们做到币值稳定，一定会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看看，这不是行家吗？”曾山说：“这个事就由蔡虹同志负责办，我建议你们任命蔡虹同志为新四军江北支队第一任人民银行行长。看来我们在你们支队开展发行‘抗日币’的试点工作，是选对了地方。”
“首长这样一说，我心里有底了。”曾世雄说。
“目前你们要抓紧购买印刷机，购买日本富士纸，我们派人来共同设计‘抗日币’的票面图案，经过少奇同志批准、签字，这个事就定下来。”
“这印刷机和富士纸在什么地方买呢？”
“这些个东西南京有，在日本警备司令部的仓库里。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拿。”
“我的天哪。那不是天上的月亮吗？”
“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有上天揽月的精神。再困难的事也拦不倒我们。蔡虹同志，你说是不是？”
蔡虹说：“是。”他转向曾世雄：“政委，我带赵强、俞珍同志到南京去一趟。一定想办法搞到印刷机，搞到富土纸。”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曾山说：“蔡虹同志，你到南京找一个叫苏文的同志，她就在日本驻军南京陆军报告部工作。他是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那个单位就是管印刷机和富士纸的。我把她的住址情况告诉你，让她帮助你们。”
“这太好了。”
最后，曾山郑重地对大家说：“同志们，这是一场同日伪和国民党进行的经济方面的斗争，它象军事斗争一样的重要。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抗日币’推行开来，稳定根据地的物价，这就对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的日统区，国统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们要让经济渗透和军事渗透一样，迅速在国内漫延，扩张。老百姓相信了我们的抗日币，看见了我们的经济政策，也就对我们的未来有了信心和向往，这就造成人心归附，百川归海的良好势态，它将起到我们军事上起不到的作用，对于我们扩大根据地，扩大解放区，促进革命的早日胜利，有十分重大意义。当然，这件事情要办成，也是不是容易的，我们怎么样把印钞机和富士纸搞回来，把‘抗日币’印制出来，怎么向社会推行，怎么样使老百姓接受，这里面有很多工作要做，搞不好，适得其反，对我们造成不利的局面。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推行‘抗日币’，象打一个战役，只准成功，不准失败。这个重要任务就交给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