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之“饿死不吃救济粮”，承蒙伟大领袖定性，妇孺皆知。以至于有一位叫王重旭的作家，在《历史如此这般》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朱自清饿死不吃救济粮，这件事情感人至深。但是，让我不明白的是，既然有一百多名教授签名不吃救济粮，为什么只饿死朱自清一个人？其他人之所以没有饿死，说明其他教授还是有吃的。既然有吃的，当朱自清快要饿死的时候，其他家里有粮的教授，为什么不伸出手来援助一下？我们签名的目的是向美国抗议，而不是要出现饿死人的现象。那么，如果我是运动的发起人，我就要把签名教授们的生活安排好，我绝不会让一个人饿死。然而，同样是教授，而且朱自清是工资最高级别的教授之一，为什么他却饿死了呢？我真希望朱自清是病死的。”（《说说朱自清的死》）
你看，稍微思考一下，王重旭先生就发现了这个神话的一大漏洞：为什么独独饿死了朱自清？其实，王先生如果再认真一点，就能发现他引用的吴晗的回忆资料还有一个更大的漏洞，这位左翼历史学家在1960年的这篇主旋律文章中依旧坚守了自己的史学底线——
“……这个时候，他（朱自清）的胃病已经很沉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一点就要吐。面庞消瘦，说话声音低沉。他有大大小小七个孩子，日子比谁过得都困难。但是，他一看了稿子，毫不迟疑，立刻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他的名字……”
吴晗说的很清楚，朱自清明明是生了重病，根本吃不了东西。可是当时伟大领袖已经给佩弦先生定下了“饿死”的论调，因此吴晗只好牵强附会、不顾逻辑地把话题引向不吃救济粮的光辉一刻。其实，那时朱自清根本吃不了救济粮。陆祖德在回忆中写道：
“他（朱自清）的胃病已经极其严重，体重减轻到四十五公斤，迫切需要营养和治疗，然而，他虽穷到不能治病，还是毅然决然地在宣言上签了名、拒绝了（美国）这种侮辱性的施舍。他在这天的日记上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后一个多月，他就进医院了。而在临终前，他还叮嘱夫人：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要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
可见，朱自清这个拒收救济粮，主要是不让自己的家人吃救济粮，而不是自己不吃。事实上，当时朱自清不仅不能吃救济粮，而且几乎什么都不能吃——翻开1948年的日记，我们看不到他为食物短缺而苦恼，反而一直在检讨自己的贪吃（就像胡适在日记里检讨打麻将一样）：“饮藕粉少许，立即呕吐”；“饮牛乳，但甚痛苦”；“晚食过多”；“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饱”……就在他逝世前14天的1948年7月29日，也就是他在拒领美国“救济粮”宣言上签名后的第11天，他还在日记里提醒自己：“仍贪食，需当心！”
笔者写作《佩弦饕餮：朱自清日记中的美食》，发现朱自清日记里隔三差五就有大段的饮食描写，对于扬州、温州、宁波、北京各地的名馆名菜如数家珍，而且心情不好时往往沉溺于美酒佳肴，以浇心头块垒。朱自清胃病严重，最终不治，恐怕也与此有关。
民国文人多是一流吃货，何况朱自清自称扬州人，而当时最能吃的文人恰在江淮一带（扬州、南京）。试举李瑞清先生晚年自号“李百蟹”、胡小石先生发明了南京名菜胡先生豆腐、胡翔冬先生嗜吃美人肝（汪兆铭亦然）之例。《蒋公的面子》里描写中央大学教授夏小山，听说藏书楼被炸，吃了两碗抄手就恢复常态、去蒋公那儿赴宴就是为了尝一道火腿豆腐，颇有不知情的北方观众以为这是编剧的夸张。实际上该剧几乎无一事无出处，夏小山原型就是胡小石先生，胡先生的吃货等级之高，绝对是那些天天心忧天下、呼喊“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那就更放不下餐桌了）的北京文人难以企及的。北京学人托着豆腐谈政治，南京学人托着政治谈豆腐，这就是所谓“北大先进、南高保守”的本质原因。
近年来，学者们渐渐关注到朱自清本来是一位顶级吃货，“实死于严重的胃溃疡”，以至于作家冯学荣在共识网上吐槽：“一个死于胃病的吃货，出于政治的需要，就这样走上了神坛。”然而，在把朱自清拉下神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谬误。比如把朱自清简单地定义为一个一以贯之的吃货，又比如质疑朱自清与闻一多根本不是一条道路上的人，再比如认为朱自清走上神坛是领袖个人引用典例时失察。这些问题都还需要一一分析。
关于朱自清走上神坛之路，钱理群老先生有一篇非常精彩的学术散文《长长的背影》，对于造神的过程叙述很清晰。从杨晦到冯雪峰、再到******，左翼思想界利用朱自清之死产生的悲伤气氛，将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国民政府，通过控诉敌人、歌颂“战士”，达到了团结知识分子、敲打中间派（比如那位在吴晗回忆中“只有三个孩子”，却说“我不签，我要活”的教授）的目的。文人之死从来不是单纯的离去，而是一个思想事件、政治事件，去年3月的青年学者张晖之死，就引发了社会对于当下恶劣学术环境的大讨论，其影响至今还没有消退。更何况那去世的是朱自清，更何况那是多么敏感的时代——一切的一切都可以上升到政治斗争，从昆明四烈士到沈崇事件，普通人的遇难都能激起无限的斗争话题，何况是朱自清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呢？
当然，朱自清本人在晚年确实有了很大的思想转变，他从一个吃货、一个浪漫的诗人作家、一个闭门读书的学者，转变成了一个走上革命（或捣乱）前台的知识分子。朱自清与闻一多是一路人。闻一多当初也是一个多情的诗人，也是一个“何妨一下楼”的书呆子，正因为朱自清、闻一多天性浪漫，又很少接触社会，因此当他们被迫脱离安逸的生活，面对世间的悲喜剧，他们必然会升出无限额悲悯与冲动——真正的革命者从来是理想的诗人，瞿秋白早就证明了这一点。也正因此，真正的革命者往往是失败的，因为理想主义永远不能在现实中觅渡。
当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金凤回忆1947年底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情景时说：
“中午时分，学校食堂送来白面馒头和菜汤，一旁监视我们的国民党特务嘲笑我们：‘你们吃得那么好，还成天喊反饥饿，你们挨饿了吗？’我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为老百姓反饥饿。全国老百姓不是被内战拖入绝境了吗！’”
你看，现实主义的革命者都是这样对待救济粮的，然而朱自清从来不是这样的人，他并无真正的左翼思想与革命计划，只是凭着一腔热血在呼号奔走，钱理群先生所论“朱自清的文化调整，具有明显的折中色彩，在那个要求建立革命话语绝对权威的时代，自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在悼念朱先生的文章中，当有人预言如果他活到将来，在新的社会中，将更有他的大用时，只能看作是与他同类的知识者的一个善良的愿望”，是极为中肯的。朱自清这一类知识分子，真正进入新社会或走上革命道路，必然是叶赛宁、瞿秋白的结局。
朱自清与闻一多的关系一直很疏远，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们不是一路人。朱自清是一个温和谦恭的人，闻一多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朱自清对闻一多充满了忍让与关怀，具体例证可参阅商金林先生长文《朱自清日记中的闻一多》。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闻一多在转向革命之后，认为朱自清是一个中间派，对其十分冷淡，朱自清甚为伤心。可是在闻一多遇难前后的白色恐怖中，朱自清一直出力最多：当闻一多因为言论犀利受到校方排斥、甚至差点被梅贻琦开除时，朱自清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当闻一多遇害之后，写悼念文章最多、做纪念工作最力、编辑闻先生全集最勤者，恰是闻一多生前颇为不屑的朱自清。闻一多去世后两日的7月17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
报载，一多于十五日下午五时许遇刺，身中七弹。他的三子与他在一起，亦中五弹。一多当即身亡，其子尚未脱离险期。闻此，异常震惊。自李公朴街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的安全担心。但未料到对他下手如此之突然，真是什么世道！
一句“余即时时为一多的安全担心”，不仅道尽了对朋友的关心，更是写出了朱自清对闻一多深深的了解。闻一多1940年7月6日在给朱自清的一封信中说他生性“顽直”，“见事偏宕”。“不能体谅对方”，二人的交往也一直是闻一多滔滔不绝、朱自清默默无言，可说是近代史上一段奇特的君子之交。简单地宣称朱自清、闻一多没有交情，实在是有失偏颇的。
闻一多的血，明显刺激了朱自清。在闻一多生前，朱自清拒绝在吴晗、闻一多、罗隆基起草的《昆明知识界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上签名，认为空谈民主无益。但在1947年的拒绝救济粮宣言书上，朱自清不仅毫不犹豫地郑重签名，还在弥留之际一再嘱咐妻子不要领粮，毅然决然地站到了左边。可以说，闻一多之死改变了朱自清，朱自清之死改变了更多的知识分子，无怪乎伟大领袖说：“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然而对于身为国家文化精英的知识分子，还是少一点拜伦式的冲动，多一分活下去的理性更好。毕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必须活着才能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