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皇城根公园拍照时,何东抽着烟,神情有些疲惫。穿过马路来到对面的思茗斋茶馆二楼坐定,何东只点了一杯白水,并不喝茶,他解释说:“昨晚失眠,没睡好,所以不能喝茶,******不是也只喝白水?”
年过50开始做电视节目主持人
虽然做过央视《半边天》的节目策划,但之前一直以“写字为生”的何东最初并不接受自己的电视形象,拿他的话说“我这样儿哪能当主持人啊?最多就是一出镜记者!”不过光线传媒的李德来偏不信邪,愣是说服何东做了一档《何东星问题》,演员王刚说:“(何东)居然也凭借着那张比我俊不了几分的脸做电视采访记者了,真搞不清是他的悲哀还是电视谈话节目的悲哀。”张铁林却认为:“何东是个搅屎棍,是个每次带有不同试剂的搅屎棍,因为他每次试图探讨的问题都不同,今天这种人非常非常之少。我之所以愿意接受何东的访问,是因为我觉得他很讨厌,也很尖锐,他肯动脑筋想。”
何东在电视圈的朋友也是一片反对之声,只有做过《正大综艺》主持的王志文表示支持,并且传授了自己的秘诀:“做电视谈话节目最重要的不是说而是听,谈话节目不是说的艺术,而是听的艺术,第一步听到画龙点睛,第二步听到入木三分,第三步听到振聋发聩。”
于是何东开始真正做电视了,策划、请嘉宾、做案头准备,还专门跑到蓝岛商场挑了半天,花50元给自己买了一件出镜穿的蓝衬衫。到拍摄那天,他背着一个双肩包走出家门,里头装着买给嘉宾喝的瓶装矿泉水,还有提问板、给自己使的吸油纸和唇膏。“灯光一照,脸上的油就一块块反光,我开始也不懂,就用纸擦,后来人家告诉我不行,得去买专门的吸油纸。棚里现成的景是给李霞她们年轻时尚的主持人搭的,我得在旮旯里找一个角度拍摄,椅子都是现从办公室借来的。”
年过50的何东在一个新领域里成了一名“实习生”,他心里别有一番滋味:“去拍摄要走过一个过街天桥,有两回,大太阳底下,我背着挺沉的包走在天桥上,真有心转身回去得了,50多岁的人了,我这是干嘛呐。”心里就这么拧巴着,他到底没回头,反而做出了兴趣和心得,“电视和文字太不一样了,这是原先我没有想到的,我们过去都骂电视人浅,其实做好很难。做完《何东星问题》我不怕电视了,没有任何障碍,越做越有感觉了。前不久通过和一家地方电视台的合作,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先天性的主持人,现场200名观众的情绪状态都在我的控制之中。”
鲁迅的文字对我影响余毒太深
何东的犀利文笔、麻辣风格缘自他不同寻常的经历。1969年,16岁的何东离开北京下乡,来到了黑龙江接近边境挨着劳改农场的建设兵团,整整劳动了8年。何东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一直很受妈妈娇惯,突然“流放”到环境艰苦、远离亲人的陌生土地,何东很不适应,“前3年一直在哭,生生把自己的眼泪都哭光了,以至于后来父亲去世、遇到任何事情,我都不会哭了。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其他人都哭得一塌糊涂,我却在笑,一点没有难过的感觉,特别变态。”
何东当时身高1米51,不到80斤,是全连最小的一个,他回忆说:“通过这8年,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好的体力劳动者,每回开拖拉机、种地都被人说笨!干活不行,我却发现自己特别喜欢看鲁迅的《呐喊》、《野草》,当时兵团除了毛选,就只有鲁迅,他的文字对我的影响余毒太深。”
回忆起昔日的兵团生活,何东说:“当时规定,5年之内不许男女之间有任何来往,所以兵团战士的生活非常变态。一帮男的洗完澡,一丝不挂互相骑着,女战士居然出现了同性恋。后来政策一松动,开始允许搞对象的时候,孩子都生出来了,战士自己不敢声张,就把孩子送给了当地的老乡。有个当地的姑娘特别漂亮,愿意嫁给北京人,看上我了,但我亲眼目睹了下乡知青和当地人结婚成家,几年后完全变成了当地人的现实,说实话,我不愿意留在这里,就愣是克服了****,不和她接触。”
到了第8年,何东实在熬不住了,“我自己想办法,在当地户籍部门把户口拿了装在身上,回到了北京。没想到,北京根本不接受我的户口,有4年特别尴尬,没有身份,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找不到工作、不能考大学,成了不能自食其力的人,心理压力特别大。”
闲赋在家的何东接触到了黑社会,“他们对我非常感兴趣,但恰恰是家里教育的影响,我没有迈出去这一步。当时他们来到我的家里,拿着个特别大特别沉的包,让我坐火车带到广州去。我无意中拉开提包,发现里面是18把枪,当时就拒绝了。真正的黑社会不逼你,给你选择的机会,不是电影里演的那样。我很庆幸当时头脑清醒的选择,那次如果运了,就肯定拔不出来了。”
何东的父亲为了他的户口,几乎把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仍然没有办成,倒是一个意外的机会,让何东恢复了“北京市民”的身份。“当时没有工作,为了给家里省电,我晚上就在路灯下看书。被一个邻居家的女孩子注意到了,她回去跟她父母说:‘我喜欢这个人,他爱看书。’我对这个女孩子没有感觉,没答应。没想到她舅舅跟海淀区公安局长特别要好,结果这个局长一上午就把我的户口办好了。”
在《中国妇女报》找到了自己的舞台
重新变成“北京人”的何东做了很多底层工作,在基建、街道办事处、商场、甚至老年活动站都干过,后来经人介绍到了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当临时工,“为资料室做卡片,和白烨一个办公室。干着干着我就发现不对,他们只给子弟转正,我永远没有机会。我付出了所有努力,依然没希望。”于是他又回到了街道办事处“分配办公室”,负责别人的工作分配,没多久,他干了件大胆的事,给开除了。
“分配工作时,我发现挺好的孩子,单位都要了,档案拿走一看又退回来,说这个人单位不能要。我特别纳闷,于是下班后打开退回的档案看,太黑暗了,原来是他爸爸妈妈的单位写了封信,说这个孩子的父母有问题,于是这个孩子也跟着受了牵连。我趁领导不在时,把所有阻碍孩子前途的资料全撕掉,接着这些人就迅速顺利分配工作了。后来不幸被领导发现,就把我开除了。”
当时何东已经发表了不少作品,也有很多文化单位和他接触,但都没有正式名额,无法解决他的编制问题,何东又辗转来到了翠微路商场,在食堂做起了厨子,“当时商场有正式编制,商场1年转正,食堂半年转正,但是领导要我发誓不能走,商场一共108个职工,只有6个男的,相当宝贝!”
但是何东并不安于厨子的工作,他依然在寻找更加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人民邮电出版社下属的英文杂志《集邮》来商场要人,领导坚决不放,为此和何东发生了激烈矛盾,甚至把他打发到很远的一个粮店。但最终何东还是离开食堂,来到《集邮》做了一名编辑。
在《集邮》杂志做了3年,“邮电出版社淤积了300多人,永远不会涨工资”,让何东感觉特别郁闷压抑,1988年底,年过35岁的他进入《中国妇女报》做社会新闻记者,“一进报社,我发现找到自己该待的地方了”。
被确诊为程度严重的抑郁症患者
做记者的何东终于找到了能够发挥自己才华的舞台,短短几年就相继发表了一批轰动全国的调查揭露社会问题、妇女遭遇的稿件,还获得了公安部的一等奖。但同时也遭到了黑社会势力的威胁警告,甚至被对方告上法庭,他们放话“不能让何东好死”,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
无奈之下,何东只得放弃社会新闻,改做“相对安全”的娱乐新闻,他说:“我不爱做娱乐记者,多无聊啊!做社会新闻记者非常过瘾,比作家写小说有趣多了!转到娱乐圈后,我还是做社会新闻的状态,挑战一模一样,接着捅事!”
年近50做娱乐,何东采访的路子跟别人不一样,他用社会新闻的思路做娱乐新闻,用社会记者的手法做娱乐记者,很快就打出了自己的“名头”,他对时下的“娱记”们十分不屑:“现在的娱乐记者变成了吃吃喝喝、勾勾搭搭、只管拿钱、只说好不说坏的寄生虫。他们骨子里对明星奴颜婢膝,但是嘴里又把明星说得一文不值。”
“我不可能立志改变娱乐圈的什么,我只是靠‘出卖’明星赚稿费过活。”说这话时,何东撇了撇嘴,“对于娱乐圈我还是有些影响的,我最大的影响力就是:人家拿了红包光说好话,我是拿完之后,如果觉得作品不成还照样开骂。”
自称“事业强烈反弹是50多岁,包括赚钱”的何东如今已经不完全靠“写字”来表达观点,而是在电视与网络中大展拳脚。他与李静搭档《娱乐麻辣烫》,语言犀利,观点独到,针锋相对,不拘一格,完全颠覆了罗京式的电视规范。最初看到何东电视形象抱怨“哪有像你这样在电视上的?歪鼻子斜眼,跟黑社会老大似的!”的年轻女孩子也成了他的粉丝。他的博客同样“麻辣”,甚至吸引了大批美国、澳大利亚、瑞典、英国等国际“何粉”。
但是何东依然郁闷,并不快乐,他皱着眉头说:“我在几年前就被确诊为是程度严重的抑郁症患者,主要症状为:心境极其恶劣。原因是:多年来,极其勤劳却致不了富,眼看着骗子和贪官大把抓钱,活活气的;心里想着生存环境和现实相冲突,所以每天高度失眠,生生愁的。所以我是个悲观主义者,而不是个乐观主义者。”
何东,记者、专栏作家、电视评论员。在街道办事处、商场、食堂、老年活动站、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做过多种工作。曾任《集邮》杂志编辑、《中国妇女报》记者、央视《半边天》节目策划、《何东星问题》采访记者、《娱乐麻辣烫》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