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微特征的方法，就是利用这些不起眼的决定来预测更有意思的事情，比如一个人如何投票。无论在消费品营销还是政治咨询领域，人们都非常关注精微特征。不过，正如我们说过的，危险在于如果你将很多很多数据给一个没毛的类人猿，他也会发现那其实不存在、无法经受时间检验的模式。我们将让心智特征和“人口特征+精微特征”进行新的比武，从而我们能够确定这两种方法孰优孰劣。
投资
我接到报告说，一辆蓝色宝马车正超速行驶，在车流里左右穿梭，不顾一切地向前冲。请注意。
——记者在警方对讲机上听到的内容，《纽约时报》2007年10月17日报道
要想打破陆地行驶速度纪录，你不但需要高超的工程技术，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你还需要一种能培育冒险精神的文化。以英国为例，十多年前，一位原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驾驶着推进号超音速车（Thrust SSC）打破了音障。而现在，新出现的“侦探犬号超音速车”（Bloodhound SSC）好像已将速度又提高了50%，推动它的引擎则是火箭引擎与台风战斗机（Eurofighter Typhoon）引擎的结合体。
美国人也喜欢冒险，而且除了挑战陆地速度极限的大型团队，他们还有一种为业余爱好者设计的比赛。这些爱好者没钱去造火箭滑车，但仍喜欢开快车。这种比赛叫做“美国快车”（the U.S.Express）。这项非法比赛继承的是炮弹飞车（Cannonball Run），因为参赛者被要求尽可能快地横穿美国大陆，所以不可能不超速。路线和躲避警察简直是一种艺术，但（传说中的）当前纪录保持者在21小时里行驶了200英里。亚历山大·罗伊（Alexander Roy）驾驶一辆改装了的宝马M5，还有一个后勤团队乘着赛斯纳（Cessna）飞机，负责在空中发现警察。尽管罗伊出版了一本书讲述这段经历，但他并没有被逮捕；相反，他还一路高歌猛进，赢得了英国真人秀节目《终极花花公子》（The Ultimate Playboy）的大奖。
相比之下，芬兰人好像不太重视速度。他们保持的唯一纪录是在冰上，那次尤哈·坎库宁驾驶着他的宾利，跑出了多英里的时速。未来破纪录者的后备军——那些富有、热爱冒险、拥有时髦汽车的家伙们——非常郁闷，因为芬兰有独一无二的交通违例罚款制度。在那里，超速驾驶就像是参加庄家操纵赌盘情况下的豪赌，因为罚款是按照你收入的固定比例来的。
2002年在赫尔辛基一个限速31英里/小时的区域，安西·范约基（Anssi Vanjoki）驾驶着他的哈雷—戴维森摩托车，被发现时速达到了每小时47英里。这要是在美国，根本就不会引起警察的注意。好消息是，这位诺基亚公司的高管有足够的钱交纳罚款。坏消息是，他当时的年收入为1250万美元，所以按照以14天收入交罚款的规定，他所领罚单上的金额是103600美元。不过，后来他在法庭上证明了自己持有的诺基亚股票总值已大幅缩水，所以被罚额度减少了95%。额度的减少使他无法再吹嘘自己拿到了“史上金额最高的超速罚单”，不然的话，那张罚单可是值得“炫耀”一番了。
而且，芬兰人不止讨厌超速驾驶，还讨厌赌博。芬兰只有一家由国家控制的赌博公司，而政府认为，这是为了维持秩序的需要。欧盟却不这么看，他们一直在跟芬兰斗争，要求芬兰开放其在线赌博的边界。
总体来说，芬兰对快速移动物体与风险的敌意有助于我们的研究，尽管是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研究人员常在芬兰研究人们的投资行为，因为这个国家有全面而丰富的数据库，而且乐意共享数据。利用超速罚单和股票交易的公共记录，他们得出结论，那些在寻求刺激方面得分高的人——以每人所得的超速罚单数来衡量——在股市中交易更频繁。男性如此，女性也是如此，这就说明人口特征不能等同于经济命运。
寻求刺激还包括赌博、饮酒等相关行为，与我们的“风险”要素十分类似。我们无法对比美国的超速罚单与人们的投资信息，但我们可以分析“知识网络”的数据，看我们对于风险的理解是否与芬兰的研究一致。在“知识网络”的调查中，被调查者将他们的投资策略分为保守型（不冒险，喜欢较可靠的低回报）、稳健型（风险与回报保持平衡）、激进型（愿意为了可能的回报冒更大风险）。多数人将他们的投资策略选为“稳健型”，人们最少的是“激进型”。
我们预计，无论在芬兰还是美国，风险接受度高的人会进行激进型投资。我们还可以检验还有哪些心智要素在影响投资，以及“人口特征+精微特征”能否很好地解释激进型投资行为。然而，与前面的那场比武不同，这次先从人口特征开始。要想进行投资（无论是否为激进型），你首先得有资金，所以我们预计：收入会对这种行为施加巨大影响。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年轻人会是激进型投资者。老年投资者会低风险投资，他们宁愿用低的平均收益换取更大的确定性，因为他们的钱需要留做生活费。
知道了这些倾向，我们不出所料地发现，“人口特征+精微特征”的确能够有效地预测激进型投资行为。正如我们预计的那样，年龄和收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另外起作用的变量只有两项：性别和学历。男性和高学历的人倾向于更高风险的投资策略。
然而，即使考虑了收入、年龄和净资产，我们发现心智特征仍能对人们的投资策略提供更多解释。消费更多信息的人往往激进型投资。重视未来的人会接受更高风险，以换取将来的收益。当然，最有影响力的核心要素还是“风险”。有些人为了得到当前的快乐（通过吸烟、开快车、参与危险的体育运动），宁愿接受发生糟糕后果的小概率可能性，这类人也更加愿意进行高风险投资。
有了“知识网络”的数据，我们得以了解投资行为的另一方面。尽管各人对如何定义“激进型”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数据中有一个毫不含糊的事实：一个人改变投资组合的频率。以此指标来衡量，我们关于激进型投资的研究结果与上文的结论大致相同，只有两个例外。首先，心智特征作为一个整体，比“人口特征+精微特征”的效果更好。为公平起见我们要说清楚，这部分是因为：不炒股的人没被问到这个问题，所以年龄和收入的作用就被削减了。其次，在解释人们如何看待其股票时，“黏性”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黏性”高的人倾向于长期持有股票，所以，一个人在“黏性”坐标上位于何处是最重要的信息，是我们最应去了解的。
这些结论加起来，就成为你投资方面的安慰剂，可以让你兴奋起来。心智特征对投资很重要，但其作用不同于“人口特征+精微特征”。事实说明，你可能太穷而没钱去投资，毕竟，多数人都没有卖空股票或购买期货的祖父母。收入和年龄的确作用巨大，如果我们研究发现不是这么回事，那你完全可以把我们当成大骗子。然而，我们要说的是，关于那些有钱、有时间去投资的人，你只有理解他们的心智特征，才能完整把握他们的投资策略。在这一领域，综合模型能提供最好的结果。
禁毒沙皇……气候沙皇……
禁同性婚姻沙皇？
每个选举周期，寻求支持的社会保守人士都会提出，要通过立法或公民投票来禁止同性婚姻。相关争议使得这一问题更加有意思，却也增加了研究难度。大多数人不愿向陌生人透露他们的性倾向或对同性恋的态度。民意测验专家经常间接地提问，或将这类问题放到最后。这是一种手段，所以即使被调查者感觉被冒犯、不愿再配合调查，至少对前面的问题已经给出了答案。
美国的人口普查基本不会涉及同性恋问题，这就使得研究人员不得不靠代理公司完成有关工作。代理公司通过分析住在一起的单身、同性伙伴的数据，来确定一个地区同性恋人士的数量。私人公司会收集关于性倾向的数据，营销人员会根据这些数据为同性恋客户设计产品。然而，这类问题的提问方式反映了有关性的问题是多么敏感。“知识网络”的调查直接问到了很多私人问题，包括健康状况（例如，你是否身患癌症？）、抚养子女（例如，你是否进行母乳喂养？）、药物使用（例如，你是否服用治疗勃起障碍的药物？）。但碰到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公司就会变得非常小心翼翼：
以下两个问题关乎个人隐私，所以如果您不愿回答，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是这种情况，请标明。
1.据您所知，您身边有亲戚或朋友是同性恋或双性恋吗？
2.您自己是同性恋或双性恋吗？
另外，“知识网络”还直接询问被调查者，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或反对以下陈述：“两个同性成年人之间发生性关系是完全错误的。”
一般观点是，要想预测人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方法很简单，问问他们属于哪个党就行了。毕竟，同性恋权利一直是共和党鼓动选民的“三板斧”之一。霍华德·迪恩承认这一点，但希望其能改变。他在2004年大选时说过，“早晚有一天，那些地方（南部）的选民会厌倦为了枪支、上帝、同性恋而投票，会转而为教育、保健、工作投票。”克里竞选总统失败后，人们总结了（多种）可能的原因，其中包括：有人在俄亥俄州农村地区打了很多电话，强调克里在同性恋问题上的立场，还有，想通过公民投票来禁止同性婚姻的福音派基督徒进行了集会。
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这个问题像多数伦理或社会难题一样，既有政治因素也有个人因素。很多人对同性恋的态度由他们认识的人或信仰的宗教决定。其他人则非常重视这一问题的政治因素，例如《捍卫婚姻法案》（该法案禁止联邦政府认可同性婚姻），还有各州关于同性婚姻的规定。体现这一问题复杂性的最著名例子，或许就是切尼一家。在迪克·切尼与约翰·爱德华兹2004年进行的副总统竞选辩论中（由格温·艾菲尔主持），这种复杂性得到了充分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