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顺利地进入了福州城。
城内的气氛果然松动了很多，就连城门口守卫的士兵都和以往大不一样，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凶神恶煞一样，而是懒洋洋地扛着大枪，站在一边晒太阳，漫不经心地瞧着过往的大姑娘、小媳妇，除了色迷迷的目光之外，就像田里的稻草人一样。灰色城墙上那些刺眼的“戡乱”、“剿匪”一类的大标语，也被雪白的石灰水覆盖。看来形势真的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停战的迹象异常明显。可我们还是不敢大意，更不敢轻易暴露真实身份。尤其是刘瑛，她常常埋着头走路，很少抬头四处张望。地下工作的教科书中有这样一条：当你较少注意别人的时候，外人也很难注意到你。
我们叫了一辆人力车，坐到台江码头附近，又徒步兜了几个圈子，刘瑛才领我钻进一条很细的弯弯巷子，七拐八绕，转得我都头晕了。不辨方向的巷子里有股刺鼻的鱼腥味，让我有种反胃想要呕吐的感觉，我才这想起青竹山上的种种好处，我真想立刻回到山上。
确信无人跟踪，刘瑛才把我领进一间二层小楼前。这是一道长长的骑楼中的一间普通小楼，两边都是商铺，楼下是一家私人诊所。巷子里人来人往的，进出商铺的多，留意诊所的少。我们进去时，里面很冷清，没有什么病人，只有一位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在看一本厚厚的线装医书。见到我们，他摘掉眼镜，既没打招呼，也没说什么，却到门口把大门紧紧地关了。刘瑛向我介绍说，那医生姓陈，受党的委派，在此以行医做掩护，设立地下交通站。她特意补充道，这个交通站按照老的中心市委书记的规定轻易不能动用，就连陈天枢都不知道，所以未曾遭到破坏。我不得不佩服中心市委从事地下工作时的细心和谨慎。如果陈天枢早就知道了这个交通站，党组织不过徒然多牺牲一个同志而已。
陈医生外表木讷，甚至对远道而来的我们并不特别热情，乍一接触令人不大舒服，特别是他那两道老是耷垂着的厚厚眼皮子，就像一道皮门帘，将他深深地藏了起来。城里党内同志的关系怎么这样？是因为陈天枢叛变后引发的人人自危，还是地下工作的环境使然，历来如此？不得而知。倒是青竹山上的人际关系更为融洽，吵也吵了，争也争了，同志之间总是无话不谈。不过，陈医生倒挺健谈，他向我们介绍了大致情况。
原来，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率领“东方作战军”由贑入闽后，连战皆捷，斩获颇多，福建境内的国民党军穷于应付，头痛不已。驻闽第十九路军的蔡廷锴将军早就对蒋介石一门心思围剿红军打内战表示强烈不满，他派人与红军联络，双方达成秘密停战协议，解除敌对关系，在福建全省实现了第十九路军与红军各部队的全面停火，还划定了各自驻军区域，以及双方不得驻扎部队的中立区。福建停火之后，让四处受到敌人重兵压迫的中央苏区大大缓解了一口气，彭德怀、滕代远的“东方作战军”随即凯旋班师，返回中央苏区，用于其他作战方向了。
“太好了，这样的局势对福建境内革命力量的发展十分有利。”我听后喜形于色。“尤其是闽东和闽中地区，距离福州不远，更应当趁这样的有利时机加快发展，扩充队伍、建立苏维埃政权。”
“对，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刘瑛同意我的观点。“这样的有利局面肯定不会维持很久，坐失发展良机，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听刘瑛一说，我恨不能立即插翅飞回青竹山。
“老陈，有陈天枢的消息吗？”
刘瑛却不着急，她显得更沉稳些。
陈医生摘下眼镜，露出了他那双终日掩藏在镜片后面那双疲惫的眼睛。他慢慢摇摇头。
“听说连江、罗源和莆田等县县委遭到破坏后，都有我们的同志潜入福州，想刺杀陈天枢，为牺牲的同志报仇，可惜都没有成功。十九路军一宣布停战，福州城里就没有他的消息，估计是害怕，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有楚天雷的消息吗？”我急忙插问道。
“也没有，十九路军停战以后，为了向我党示好，倒是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可其中没有楚天雷，估计他并不在十九路军手上。我们和其他交通站都正有想办法，打听他和其他被捕同志的下落呢。”
如果楚天雷等被捕的同志不是掌握在十九路军手中，那就肯定落在国民党特务和陈天枢一伙人手中，“福建事变”之后，那帮家伙会不会逃出福建都很难说。这样想来，楚天雷的处境就更危险了。刘瑛和老陈都同意我的判断。有一会，我们谁都没说话，小诊所内出现了短暂的寂静，我们都在为楚天雷的安全担忧。我想了想，目前似乎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帮助楚天雷，便对陈医生说，请他和福州地下党的同志再继续打听楚天雷的下落，以及陈天枢的动态。另外，我还请他帮忙搜集一些有关十九路军和中央红军达成停战协议的有关文字材料，公正客观一些进行报道的报纸就行，我要带回青竹山。老陈答应了，并说今晚就可以把所有的文字材料给我准备好，让我第二天带回山上。
地下交通站的作用真是不可小觑，它是我们山上的眼睛和耳朵，没有这些地下交通站，我们简直就像瞎子、聋子一样动弹不得。我再一次对此有了深深的体验。
该谈的事情都已谈妥，天色晚了。小诊所里迅速地暗下来，可老陈并没有拉亮电灯。
当晚无法赶路，我们必须在福州住上一夜。
经老陈指点，我们在离他家稍远些的小街上找到了那家不起眼的小旅店。我们没让老陈陪同我们一起来，因为谁也不怀疑福州城内，仍然遍布着许多国民党特务，他们从隶属关系上与第十九路军并不搭界，不受蔡廷锴将军辖制，更与蔡将军的爱国思想相距千万里。那些蒋系的特务们是永远不会同共产党红军停战的，如果不多加小心，便会留下足以致命的遗憾，尤其是这个看似停战的特殊时期。
我和刘瑛一前一后，拉开了一个安全距离，走完了这段路程。
那家旅店很小，仅仅楼上有几间客房。客房就更小了，房间内仅仅支着一张双人床，几个衣帽钩，一个脸盆架，还有两张黑黝黝的椅子，再无它物。房屋结构完全是木板的，就连壁墙都是用木板分隔的，那些原木连油漆都没有，板上陈旧的年轮和黑色的虫眼都如琥珀一样真实直观。年久失修的地板，踩上去更是吱吱作响，只是早已没了原木那天然的香气，房间里倒有一股脓重的霉味。
刘瑛瞥了眼双人床，脸一下红了，她急忙转身走到窗前，伸了伸手，似乎想要推开那扇窗户，可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停下手来。只是透过窗户，满腹心事地看着外面灰蒙蒙的街区。福州的街巷很窄，还不如厦门那些小街小巷更有味道，看了让人更舒服些。她在看什么呢，在这暮色苍茫的城区之内？
昨天在路上，为了怕夜里睡觉引起麻烦，我们就没敢投宿旅店客栈，甚至没有找老乡借宿，只是在一个村庄晒谷坪的稻草堆里钻了一宿。好在刚入初冬，天气还不算特别冷，再说在山上打游击久了，我们早就习惯了这种餐风露宿的生活。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离开那座村庄继续赶路了。今天不同于昨夜，毫无疑问，我和刘瑛都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那就是今夜如何睡觉？毕竟，今晚我们两人要面对面，度过这漫长的一夜。如果这是在青竹山上，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这是省城福州啊！我和刘瑛都不缺乏在大都市生活的种种习惯，乍一下要丢掉那早已习惯了的山乡野俗，回到一个文明温馨的小屋，天啊，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想些什么了……
想些什么，可能就会影响到做些什么。
夜幕降临了。初冬的城市天黑得很早，也黑得很快。街上的路灯亮起来，我随手拉亮了房间的电灯。
刘瑛似乎也想到了同一个问题。不过，她的神色比我平静多了，只是她默着，没有吭气。
“要不……刘瑛，你睡床上，我就在地板上将就一夜？”我试探道。
刘瑛气呼呼地“哧”地一声拉上窗帘，瞪我一眼说：“你的意思也许是让我睡地板上，留下你一个人睡床上吧？”
“那哪能呢，我毕竟是男人……”
“是男人就要有个男人样，”刘瑛快嘴利舌地打断我的话。“床上床下有多远？一张床上又有多远？无非就是要找出一道给别人看的道德深渊嘛。雷政委同志，你我今夜同卧一室，日后你还打算向谁说清楚我们谁在床上，谁在床下？向龙海山，还是向组织，你都说得清楚吗？”
真没想到，刘瑛在这种问题上，也像工作中一样快言快语，简直让人喘不匀气。
在青竹山时，我曾经在聊天时询问过她的感情生活。刘瑛倒没有瞒着我，她甚至很喜欢对我说起她的过去。还在井冈山时期，她就和一位红军连长要好过，那年她才多大？算起来不过十七岁刚过。那个连长原先是庐山上的一个挑夫，与人争斗，失手打死了人，不敢回家，逃亡在外，后来参加了红军。他作战非常勇敢，可是人很粗鲁，动不动就要揍人，骂人更是家常便饭，没有脏字不开口。刘瑛讨厌他的粗野，可又爱他的率真爱到发狂，几天没见他的面，就像掉了魂似的，情愿为他而生而死。后来在黄洋界保卫战中，那位连长在与敌人的肉搏战中战死。刘瑛虽然没掉一滴眼泪，可整整三天没和任何人说上一句话。后来，她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曾经和一位级别还不低的干部谈过恋爱，但不久就分手了。刘瑛看不上那个男人身上的女人气，嫌他婆婆妈妈的，连刘瑛旗袍开岔稍稍高了一点，他都要啷当下脸来生好几天的气。刘瑛哪受得了这号男人？她坚持要分手，那个男的很伤心，丢三拉四的出了几次纰漏，组织上见势不妙，赶紧把刘瑛调离了上海。她后来听说那男的被组织上派往苏联东方大学学习，由此她也就心安理得了。
就在我胡思乱想时，刘瑛不再理会我，她脱了外套，只穿了那件旧得起了疙瘩线的红毛衣，端起铜脸盆，到外面水房洗漱去了。我像锅上的蚂蚁，就觉得身下那口锅越来越热。
过了一会，刘瑛端着半盆水回来了，洗理后的脸上容光焕发，还散发着好闻的、久违的香皂和雪花膏的香味。在青竹山上，能用山水洗上脸、洗上脚就不错了，我还从来没看她特意讲究过呢。可是，她从哪来的香皂和雪花膏呢？想必是进城后她搞了点“小动作”。刘瑛啊刘瑛，她又让我佩服了。她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由一名战士和女人之间角色的互换。也许，这两种特质早在她身上兼容，只是根据不同的环境随时变换而已。
“洗洗吧，雷老板，放心，这铜盆我洗过几遍，还用开水烫过……”
刘瑛把她那条香喷喷的湿毛巾丢给我，这真是个很会生活的女人。
我胡乱洗了几把脸，就想出去倒水。刘瑛皱皱眉头。
“不洗脚呀？你不嫌臭 ，我还嫌呢。”
我只好脱掉鞋袜，坐在椅子上洗脚。刘瑛去外面水房提了一只竹暖水瓶来，朝盆里兑了些热水，还伸进手指试了试水温，然后静静地守候在一旁。别说脸皮了，我连脚丫子都感到发烫。
“刘瑛，你……你去干点别的好不好，别老这盯着啊，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家……”
刘瑛瞪我一眼。“你哪来这么多废话？快点洗，等下水凉了，我还得去打热水。”
等我洗好脚，她一弯腰，端起洗脚水去水房倒了。
急得我连声叫道：“哎哎，刘瑛，你放着，我自己来……”
她连头都不回，麻利地端着盆出去了。
刘瑛回来时，把铜盆轻轻地放在木架上，一点声音都没有。然后，她慢慢地在床沿上坐下来，别过脸去，轻声问道：“关灯吗？”
我也不知道我吱唔了一句什么，电灯就灭了。
堕入黑暗，使我仿佛重新回到了青竹山，毕竟久违的电灯已经让我很不习惯了。可城市就是城市，不会是青竹山，两者的区别就像枪膛中来复线的阴线和阳线。我和衣而卧，又分明感到一阵寒意，便扯过被子一角罩在身上。可是过了一会，又觉得浑身燥热，就又掀开被子。如此一折腾，躺在一边寂无声息的刘瑛忽然“噗哧”一声笑了。
“雷明啊雷明，你瞎折腾啥呢？好不容易回到大城市，不用顾虑敌情，不用半夜爬起来查岗，这么暄软的被褥，你不好好睡一觉，净胡思乱想了吧？”她在床上坐起来，抱起枕头丢向床尾。“为了你心净，我还是睡那头吧。”
说完，她摸索着脱掉那件旧毛衣，只穿了贴身衬衣，盖好被子，倒头便睡。不一会儿，床那头就传来她轻微的鼾声。
我却迟迟无法入睡。心中不静，再静的夜也是一片轰轰烈烈。
不知捱到午夜几时，我才在“革命可真难啊”的感慨中迷糊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