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是非常连贯的。一项研究从各个历史时期挑选出76位作曲家，根据目前可以查到的唱片和记录，来研究他们什么时候创造第一个引人注目的作品。主持该研究的约翰·海耶斯（John R. Hayes）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他鉴别了500多部作品。就像天普大学教授罗伯特·维斯伯格（Robert W. Weisberg）总结的那样：“在这些作品中，只有三部是在他们创作生涯头10年完成的，并且这三部作品都是在第8年到第9年完成的。”在开始的10年左右时间里，那些杰出人士并没有创造出什么引人注目的东西。海耶斯教授把这个漫长而必须的准备期称为“十年沉默期”；在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之前，这个时期都是必须经历的。
在对131个画家的类似研究中，他发现了同样的规律。画家们的准备期短一些，只有6年，但已经相当可观且无法忽略，即使是毕加索这样公认的天才也如此。
另一个涉及66个诗人的研究发现，只有几个可以在10年内创造出令人瞩目的作品，但没有一个可以用少于5年的时间。66个诗人中，有55个需要10年或以上的时间。
研究人员的这些发现明确地提醒我们，在任何领域中，杰出人士都有着一个“十年规则”。有些研究人员没有特意去寻找这条规则的线索，但依然发现了这个规则。哈佛大学的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教授著有一套名为《创造性大脑》（Creating Mind）的丛书，丛书论及7位20世纪早期最伟大的创造者：爱因斯坦、艾略特、弗洛伊德、圣雄甘地、玛撒·格雷厄姆、毕加索和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没有比这更广泛的领域了。加德纳并没有打算证明或者反驳他们需要多少工作量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但在他的研究总结里，他写道，“在整个研究中，我已经被这个‘十年规则’的作用过程深深折服。如果一个人像毕加索那样在4岁就开始练习，少年的时候便可以成为大师；像斯特拉文斯基这样的作曲家和像格雷厄姆这样的舞蹈家，因为他们在青春期晚期才开始他们的创造性尝试，所以他们在接近30岁时才开始突飞猛进。”
即使是甲壳虫乐队也无法逃脱在创造重要作品之前必须进行的深入和广泛的准备工作。天普大学的维斯伯格教授研究了这个乐队的职业生涯，发现他们在被世界听说之前，花了数千小时一起练习演唱，这一数字与刻意练习的描述是如此相似。在早期的时候，他们很少演奏自己的歌曲，而且这些歌曲也完全没有特色；如果他们在成功之前没有潜心在自己身上进行足够长时间的发掘，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认识他们。这个乐队的第一个成功作品是《请使我高兴》（Please Please Me，1963），由约翰·列侬和保罗·麦卡特尼在一起工作5年半后创作出来。有人可能会争论说，这首歌曲虽然很成功，但算不上创新成就，然而在当时的流行音乐界，它无论如何都绝对称得上是重大创新。等到这个乐队发展的中期，他们制作了自己的唱片《橡胶灵魂》（Rubber soul）、《左轮手枪》（Revolver）、《佩珀军士孤独心灵俱乐部乐队》。这些全部由原创音乐组成的唱片，改变了整个音乐界。而到《佩珀军士孤独心灵俱乐部乐队》时期，列侬和麦卡特尼已经在一起异常辛苦地工作10年了。
在长期的准备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看上去就像是通过刻意练习来获得相关领域的知识那样。这绝对是深深沉浸在某一领域中，且很多时候是有着老师的指导才能完成的。但即使没有，那些创新者似乎有着足够强烈的动力去学习尽可能多的领域内的知识，去提升自己，去把自己推至超越个人的极限，最后超越了行业的局限。加德纳回顾了7位伟大创新者的故事，看到如此多的共同线索，以致他把这些线索组合成一个综合人物，他把这个人物称为“模范创建者（Exemplary Creator）”，缩写为EC。他说，“到青春期或成年生活的早期为止，EC已经投入了10年时间去掌握自己的领域，并且接近行业的前沿；她觉得已经无法从家人和本地专家那里获得更多知识，所以她感觉到一股冲动，让自己和行业内其他领先人物一比高低。结果，EC冒险去到都市里，这个自己所在领域所有重要活动发生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些有关刻意练习的明显因素：为了掌握自己所在领域的知识，必须做出巨大的投入；渴望得到更进一步的知识；不断把自己推离开舒适区。随着这个推力继续下去，最后，“EC发现了一个问题领域或自己特别感兴趣的领域后，他决心要征服那些未知领域。”这个过程永远都不会容易，所以我们能从中看到更多杰出人士的相似特质：“EC时时刻刻都在努力，对自己和他人提出难以想象的要求，不断提高标准。在威廉·巴特勒·叶芝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出，他要求工作完美，超过了要求生命的完美。”每当我们看到刻意练习带来伟大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些杰出人士对自己的极其苛刻的要求。
这些艺术方面的例子，都与商业密切相关，因为现今许多重要的商业创新都来自人类右脑的审美创作。许多其他重要的商业创新则发生在科学领域内，在这里，太多知识会阻挠创新的观点就更难得到支持了。想一下，20世纪整个科学领域里最值得庆祝的创新例子之一，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发现了DNA。维斯伯格教授通过详尽的研究表明，另外一些卓越的科学家，例如李乐斯·鲍林（Linus Pauling），他极有可能在另一些研究上获得诺贝尔奖，因为他也试图在同一时间里，从不同的角度解决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假设，对一个问题太熟悉是一个缺点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希望看到，沃森和克里克在研究过程中被其他研究者及他们的大量数据所困扰，但在现实中，这个故事却刚好相反。
在那个互联网出现以前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早期），研究成果远远没有今天这样容易被传播开来，并且维斯伯格也展示了沃森和克里克是怎样找到那些论文、X光照片、原始素材，包括对X射线结晶学和物理学的理解，并且将它们结合在一起，成为非常重要且任何其他人完全没有掌握的知识。具体来说就是，沃森和克里克得到的信息引导他们演绎出两股的螺旋结构（鲍林曾经认为是3股），并且那些螺旋结构都在外部与“基点”结合在一起，而台阶在螺旋式阶梯的内部（一些学者认为那些基点是从螺旋结构开始向外延伸）。他们能够计算出螺旋结构的倾斜度，即那些螺旋部分的角度，并且看到那些接点是怎样彼此连接起来的。
沃森和克里克并不是最先找到这些零碎片段的科学家，其他科学家很早就认识到，这些螺旋结构应该是两股，而不是一股或三股，并且另外有两个团队在沃森和克里克之前已经意识到，这些螺旋结构是在分子的外部。然而沃森和克里克最早完全解决DNA分子结构，因为他们，且只有他们，掌握了所有必需的事实。就像维斯伯格的结论那样：“人们不必猜测沃森和克里克是否和其他科学家不同（或更好）。他们只是得到了所有关于DNA正确结构的信息，而其他人没有罢了。”
如果我们想要寻找太多知识或者太熟悉某个问题可能会阻碍我们创新的证据，那我们恐怕无法在研究中找到。而且，所有证据都指向相反的方向。最卓越的创新者一直以来都是那些始终如一、完全沉醉于自己领域的人，他们在自己领域里积累了大量知识，并不断把自己推向行业前沿。
然而，过多的学校教育会降低创新成就的证据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矛盾可能远远没有看上去那么大。更加明显的是，多年的学校教育可能不是获得行业知识的最好方法，尤其是在某些特殊领域。例如，某个文学博士掌握了大量的关于文学历史和欣赏方面的知识，但如果要去创作文学作品，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领域，需要不同的技能和知识。所以，在许多创新领域中，拥有高学历的人总是谨慎地选择通向大学教授的道路，而不是去在该领域中以创作为生。那些有着多年正规学校教育的人，在创新方面的成就较少，这种现象相当合理。
在科技领域中，情况有所不同。在如今时代，对于寻找更多创造性方法来解决问题，高等教育是绝对需要的。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是不可能治愈癌症的。这是今天世界的现实。但我们要记住，教育越高创造力越低的现象，只是出现在1450年到1850年这段时期。在这段时期的前半期，科学几乎不存在，在基础科学原则还没有被发现的情况下，即使上了大学，也不会让你掌握多少科学知识。在这段“前科学”的研究时期，正规学校教育和卓越创造力没有联系，这并不令人吃惊。总之，在许多领域里，领域知识与正规学校教育只有很小的联系。
更大的画面是，那些伟大的创新者并没有让知识成为拖累，而是成为滋养。他们通过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个过程来获得知识，这其中有着持续多年的高强度的刻意练习。
创新不是突然而至——它是慢慢成长的
在这里，让我们用小小的步骤反思一下这个流行观点，即伟大的创造性成就是没有先例的。就像19世纪某个敬佩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的作家说的那样，它们“突然出现，就如同罗马女神米涅瓦从朱比特的脑中诞生一样。”对商业、艺术、科学（包括瓦特发明蒸汽机）领域的卓越发明进行仔细审视以后，我们就能发现，这些成就并非凭空而来，更不是前所未有的。创新并不排斥过去，相反，它严重依赖过去，并且只会被完全掌握该领域的人摘取。
例子比比皆是，最富戏剧性的莫过于毕加索的《亚威农姑娘》，它被艺术历史学家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油画。维斯伯格和加德纳在关于创新性的研究中，对它做了详细的研究。
为一幅与过去的艺术作品大相径庭的崭新作品命名是困难的，尤其是画面里的人身上安放着奇形怪状的头颅，而且有着令人难以接受的裸露；在1907年，这是荒谬和丑闻。但事实上，这幅举世震惊的作品，受到了毕加索曾经接触过的所有艺术形式的影响，例如古代伊比利亚人的雕刻、非洲和南太平洋的原始艺术、塞尚和马蒂斯的奇异油画人物等等。所有这些丝毫没有削弱这幅画的魅力，而且深入的研究还表明，即使像《亚威农姑娘》这样里程碑式的作品，都不是人们以为的那样，是凭空想象的结果。它来自毕加索吸收的各种经典艺术元素的组合与升华，这种精妙绝伦的创新与毕加索在艺术领域的长期奋斗是分不开的。
与艺术领域一样，我们在科技领域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尽管我们偶尔在学校里学到一些不同的故事。事实上，詹姆斯·瓦特没有发明蒸汽机，他发明的东西，也并非如米涅瓦从朱比特的脑中诞生一样。在1763年瓦特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之前，许多蒸汽机已经被发明出来，托马斯·纽卡门发明的同类型蒸汽机已经被应用于英国煤矿的抽水工作。纽卡门也不是蒸汽机的发明者，他只是改良了更早期的机器，这个机器经过一系列的发展，以至于不能说任何人发明了蒸汽机。纽卡门的机器效率不高，而瓦特的设计则使效率提高很多。它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创新，在工业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改变了历史进程。但它并非如某个不可想象的奇迹一样凭空而来，而是刚好相反。它的到来，是因为瓦特试图去改进已经存在的纽卡门引擎。另外，瓦特一直从事机器的制造工作，长期训练使他具备实现这个发明的技能和知识。
同样，艾利·怀特里（Eli Whitney）并没有发明轧棉机。在他之前，将棉铃中的种子脱粒的机器已经发明出来，但这些机器只对长纤维棉起作用，但这样大规模种植就很不合算。怀特里的机器也使用了和之前许多机器一样的原理，但他的机器对短纤维棉也起作用，这就完全不同了。而任何这些都不会减弱该成就的重要性，怀特里的机器给美国南部的经济得到了革命性改善，进而改变了历史进程，但它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对已有的设计的一个巨大改良，而只有当怀特里非常熟悉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它才会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