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认为，由于中国拥有种族数量及种族统治地位优势，这就使中国有可能每过一段时间恢复其帝国。在这方面中国与别的帝国大为不同。其他帝国中人口数量小，这类小的帝国的统治一旦被推翻，再要恢复帝国就不可能了。
在当今世界，要成为世界大国至少要具备四方面的条件，拥有众多高素质的人口，辽阔纵深的疆域，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以及所谓的文化实力。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更体现为一种时间与速度的竞争，铁路改变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陆权强国的状况，而通过工业化和科技发明与创新改变自然地理上不利地位的外新月地区国家如美国、日本等，依靠海洋上的机动性，也实现了强国的梦想。
中国面对着相对封闭的海域，这一不利的海洋地理条件和海洋活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较难成为太平洋上的一个真正的海权大国。
一个国家的自然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能拥有多少海权；如果一个国家面对的是一相对封闭的海域，在其海军的前出方向上存在海峡、岛链多个自然障碍,很容易被敌方海军实施封锁,这类国家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强国。19世纪的俄罗斯帝国就是一个例子。俄罗斯对海权的追求从彼得大帝时期已经开始，耗费漫长的时间投入，但是因为在波罗的海、黑海、太平洋的前出方向上都有多个岛屿和海峡的地理空间限制，海军力量被严重分割，难以进入更广阔的海域，难以相互支援，更难以形成统一的作战力量。俄罗斯海洋地理条件的制约使其大洋梦始终未能真正实现。
返观中国，中国东部和南部沿海被朝鲜半岛、日本群岛、琉球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以及中南半岛这个巨大的弧形所环绕和封闭，而处于海域南北交汇点的台湾又处于一种事实上的分裂状态。而这一巨大的弧形地带自冷战时期就已被美国纳入战略轨道，在美国的长期经营下形成“岛链防御体系”。当未来中国的海军驶向太平洋的时候，面对的将是视太平洋为“内湖”的美海军及其“岛链防御体系”。因此，在广袤的太平洋上，从中国台湾到朝鲜半岛、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更远处的美关岛基地，构成重重铁锁封闭着中国海军的自由活动空间，而中国却不控制任何一个可以成为海军补给基地的岛屿。
作为一个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始终面对来自陆地和海洋的双重安全挑战，必须同时兼顾陆地和海洋的利益与安全，这极大地制约着中国在海权上的资源投入，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海权的发展限度。
军事家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所处的位置，既不能靠陆路保卫自己，也不靠陆路去扩张其领土，而完全把目标指向海洋，那么这个国家就比一个以大陆为界的国家具有更有利的地理位置。即一个典型的海洋强国，不仅必须拥有便利的海洋通道和自由的海上活动空间，还要能够置身于陆上的纷争之外，只有这样它才能专注于海洋经略，涉万里波涛。19世纪称霸海上的英国和20世纪的海洋霸主美国，都具有这样的条件。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既拥有多个陆上强邻，又濒临开放性海洋。海陆兼有的地缘属性决定其往往面临来自海陆两个方面的战略压力，在安全上具有双重的易受伤害性。而在战略资源的投入上，陆海复合型国家始终面临战略上的两难，必须实施谨慎的陆海兼顾战略。
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近代的荷兰、法国都有过教训。17世纪的荷兰被称为“海上的马车夫”，其拥有的“无敌舰队”一度是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但是，摧毁荷兰海权的并不是英国海军，而是法国的陆军。当法军从陆路攻入荷兰、几乎攻陷阿姆斯特丹时，尽管荷兰海军已经战胜了英国海军，但却不得不投靠英国，以海权换取自己的生存权。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曾经发展出强大的海上力量，占有广阔的海外殖民地，但海陆双重地理特征同样使法国的海权带有很大的脆弱性。因为依靠舰队，并不能保证漫长的陆地边界。特别是在英国的支援下，西班牙、普鲁士等法国的陆上强邻不断进攻法国时，法国在陆上安全的脆弱性就暴露无遗了。
在近现代历史中，先后称霸世界的英国、美国都拥有海上霸权。它们霸权战略的核心，就是保持海上力量的绝对优势和陆上力量的相对均势。它们对于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尤其敏感。如果崛起中的大国选择海权作为发展的重点方向，就很可能触动霸权国最敏感的神经，甚至可能使双方提前“摊牌”，这是崛起大国对外战略中的最大忌讳。
大国交锋，忌“锋芒毕露”，暴露自己，在20世纪，从英国霸权向美国霸权的转移。美国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战略，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世界领导国？首先是联合，在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大前提出发，依靠自身军事、经济与外交实力来保障自身安全与发展，联合其他同类躲避外部威胁。孤立主义政策为美国的立国之策之一，最早由华盛顿提出，之后门罗总统发展为门罗主义，要旨是美国外交先立足于西半球；在崛起历史过程中，美国长期只求扩张经济，不要求政治地位，其次是所谓“孤立政策”即“低调”，美国参战是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胜败的关键，美国总统威尔逊也是战后国际秩序的设计者。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已经成为大国，但它很快又退回到孤立主义政策；二战后美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但还是大规模地削减军事力量，仅留一部分占领军维持德国治安。只是在冷战爆发后，欧洲主动退让，把美国推上第一线，帮助维持其国际体系，它才“挑头”，接受其世界地位。美国崛起战略表现为极大的忍耐力和克制力，影响最为深远的则为孤立主义政策和国际主义政策。
1796年，美国总统华盛顿在的告别演说中就指出：欧洲经常陷入纠纷，而这些纠纷在实质上与我们无关，我们要避免卷入；在发展商业关系时，我们也要尽可能避免与外国发生政治关系，“孤立”二字的实质是美国奉行的一种中立和不结盟政策，不卷入他国的纠纷，避免与一些强国发生纠纷的可能。这一孤立政策首先使美国避开欧洲列强的关注，为自身崛起创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其次，它让美国没有卷入战争和消耗中。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了欧洲的兵工厂和生产基地；同时，它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取得了“离岸平衡手”的角色，退可守，进可攻。在等待竞争对手的自然衰退过程中，需要有很大的忍耐力和克制力，但只有这样，才能在道义上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这一政策也为美国建立的秩序代替英国建立的秩序和平转移铺平道路。美国不仅在19世纪实行这项政策，在20世纪的前40个年头中依然坚持这个政策。美国早在19世纪末就成为世界工业生产第一大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成为国际贸易第一大国，20世纪20年代成为世界军事数一数二的强国。
因此，和平崛起和权力和平过渡绝不是“意愿”，而是凭实力较量的结果。中国需要有一种“审时度势的秩序”，消除由于无法预计中国未来的行为方式而产生的“中国威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