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中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曾有感于“自由民主”对强邦富国的积极影响所提出的口号，一百多年来，中国由一个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帝国，演变成今天傲立于世界东方、初步崛起的世界强国，总结百年进程，可以探寻出中国历史的客观规律。
国力竞争最终是通过人的较量来体现和完成，这样，人口素质的高低在国力竞争的博弈中就必然影响其作为舵手的作用发挥。即这样一个民族：它拥有水平高得多的初等和技术教育，它的大学和科学设施是无与伦比的，它的化学实验室和研究机构是首屈一指的。人口素质要靠教育来提高，有了发达的普及教育，才会有国民素质的迅速提高。这一点日本在近代明治维新时期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凭借着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从而引起国民素质飞速提高，日本从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一跃成为国力强盛的国家，尽管日本在1937—1945年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但在战后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日本很快重新成为世界强国，国力跃居世界前列。
地缘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生存状态，欧洲近现代的竞争史表明，地理环境因素对一国的作用不可轻视。地理环境因素不仅对一国本身的经济发展国力扩张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一国在多边或多边战争中所处的战略位置往往起到关键作用。就像近代英法较量中法国处处落败，居于下风的原因：即地缘环境使得法国难以称霸欧洲。美国人类学家贾瑞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曾比较欧洲与中国的地理。他认为，中国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大陆孤岛。其北邻极寒、西靠高原，南面是无限延伸的海与岛，而东面则是浩瀚太平洋。在这个孤岛之中，是从南至北几乎贯通的连续耕作地。而欧洲则整个是破碎的地形，在地理上几座高山将这个欧洲分割成了几个大块。这种地理条件造就了一个宿命的结果：东亚大陆形成了统一国家，而欧洲地形导致了地域分裂。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曾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中，用历史慧眼俯瞰在薄薄覆盖地球这颗行星的“生物圈”中展开的人类史，遥望未来。汤因比强调地理与文化决定了国家的命运，并预言，“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现世界统一之日。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靠武力征服——过去把地球上的广大部分统一起来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做到。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
”“中国今后在地球人类社会中将要起什么作用呢？由于西欧各民族势力的扩张和暂时的统治所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已经摆脱了这种统治力量，今后仍会按现在的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在最近新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中，中国仅仅就停留于三大国、五大国或者更多的强国之一员的地位吗？或者成为全世界的‘中华王国’，才是今后中国所肩负的使命呢？”，“今天的世界混乱得令人难以忍受。现在人类是依靠着在全世界发挥作用的技术生存着。但是，技术也由于存在着不协调的140个地方主权国家依然继续分割着地球而处于麻痹状态。由此也可以想象过去战国时代，秦始皇把厌烦混乱而筋疲力尽的中国民众统一起来一样，现在世界迟早也要通过独裁的手法达到政治统一。”
历史表明，从长远看在每一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的兴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其中重要的原因，首先是支持庞大的军队离不开经济资源；其次在国际体系中，财富与力量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场大国或大国联盟间的长期战争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一方，或属于最后仍有财源的一方。由此可见国力竞争的主战场是与经济相联系的，胜利往往最终属于经济实力强大、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一方。同时，国力竞争也难以忽略地缘环境的影响，地缘环境的差异会引起国力竞争地位的变换。
法国科学院院士，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对中国的明、清时期经济，及欧洲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进行研究，他在《物质文明》一书中提出一个的重要的观点，即是“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两个不同层次的事物，而并非同一种事物。“‘资本主义’，大体上是通常很少出于利他目标的这种营营不息的行事方式。”
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经济有着自己的局限性，“其本性只允许它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扮演一个联系角色”。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拓宽，那种“市场的每日交换、当地的或者近距离的贸易”的市场经济形式就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中间商的行为扩展、物价上涨、贸易方式隐匿，商人主宰市场等现象。而“这些链条拉得越长便越能避开规则和惯常的控制，资本主义的进程也就越加清楚地凸显出来”。这时，就需要引进一个“资本主义”概念。因此，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的历史现象是“远程贸易”。这类贸易或从印度半岛东南部包括马德拉斯在内的科罗曼德尔海岸和孟加拉到达阿姆斯特丹，或从阿姆斯特丹运货到波斯，中国和日本的零售商手中。商人们为了谋求本身的最大利益，采用了各种方法。
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的推进与成功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它要求社会秩序有某种安定，要求国家政权的某种中立，或某种宽容，或某种殷勤。”“现代国家并没有造就资本主义，而是继承了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时好时坏。”国家有时给它提供方便，有时给它制造困难，有时任其发展，有时挫伤它的活力。“如果进行历史追溯，人们就会发现，凡是国家势力太强的地方，资本主义就得不到充分发展。法兰西王国有其长处，但也有其短处：国家阻碍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在路易十四时代。不事先摧毁国家，——无论是封建国家或是非封建国家——，资本主义永远不会发展起来；中国就是极好的例子”。资本主义的胜利取决于它是否由国家所体现。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邦由金融寡头执掌政权。在17世纪的荷兰，摄政和贵族为了批发商和或资本家的利益并根据他们的意志治理国家。英国的1688年革命也标志着商人当政。法国落后了将近100年：随着1830年的七月革命的发生，商业资产阶级终于掌握政权。资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它所建立的国家就很难说是一个弱国家了。
? 布罗代尔通过阐述各经济世界的中心变换即中心转移，以及每个经济世界都划分为同心区域，他以欧洲以及它兼并的地区为例，指出欧洲世界的经济中心曾五度发生移位，每次都是在“斗争、对抗、剧烈的经济危机中实现的”。而新的中心的确立，并没有什么其他政策，“就是取而代之，为此而使用强暴行为乃是其中应有之义”。那些远离中心的地区处境十分不利，“其实，资本主义正是靠这种规则的分级而生存的：外围地区养活中间地区，尤其是中心地区。什么是中心？即是统治的尖顶，即整个大厦的由资本主义构成的上层建筑。”而能够承担中心角色的城市是那些“强可敌国的城市”；能够承担中心角色的国家是那些国家市场和国民经济强大的国家，正如当年的英国一样。“英国的主导地位维持下来了，克服种种障碍。历史上第一次欧洲经济世界排挤着其他的经济世界，谋求支配世界经济并在全球范围内与世界经济结为一体。”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是地地道道从顶端的、或伸向顶端的经济活动中衍生出来的。由此，强悍的资本主义是由两层垫子托持着的，一层是物质生活，一层是结构紧密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代表的是高利润领域。
但无论任何国家或任何文化与宗教，对资本主义的生存与发展来说仍然不是最重要的，维持资本主义的生命力的，即资本主义的真正核心，是社会等级。布罗代尔认为，任何一个发达的社会都的几个等级，这些等级是从威纳尔·桑巴特所说的基层大众向上爬的“阶梯”。等级可以分为宗教的、政治的、军事的、各种钱财的。根据时代与地域的不同，等级之间有敌对，有妥协，有同盟，甚至各种混杂。14世纪末，佛罗伦萨的古老封建贵族同经商的新兴资产阶级上层结为一体，构成富裕的统治阶层。其必然结果就是，他们开始把政治权力收归己有。但是在有的社会中，政治上的等级制度把其他所有的等级制度全部破坏无遗。中国的明清统治时期，情况正是如此。费尔南·布罗代尔曾在《世界史纲》一书中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们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