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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第三封 用鲜血浇灌在大地上——塘溪沙村·沙氏兄弟(下) (1)

五:沙家的女人——众家姆妈

关于沙氏兄弟的革命经历,知道的人不算少,但是,在他们革命光环身后的女性们,除了陈修良之外,知晓的人则不算多。然而母亲,我们都身为女性,自然更能体会家与妇女人的关系。当我们提到家的时候,家中怎么是可以没有女人的呢?没有女人的家就不是一个家了。即便是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也必然有女性同在。沙家的女人就这样走进了沙氏兄弟的生活,与他们患难与共,生死相依。

但凡略知道沙氏家族革命往事的人们都知道,沙家的男人们是顶天立地的汉子,沙家的女人亦有卓而不群的传奇生涯。在沙家的女人中,要说谁首屈一指,跳出来的必定是一个名字:众家姆妈——陈馥。

我一直就有这样一种愿望,想要再重述一遍这位伟大的女性。十八年前我就知道有一个“众家姆妈”,我甚至把她的某些故事、包括她的某些身世气质写入我的小说,但我真正了解这位众家姆妈,还是今天,重走沙村之后。

从家族关系之中看,陈馥是陈修良的母亲,沙文汉的岳母;从沙氏家族革命史上看,陈馥为始终如一的革命者;而如果我们要拍一部关于沙氏家族的影视作品,那么,陈馥是一个最好的角度,她应该是那个自始至终的叙述者和亲历者。

“众家姆妈”有自己的真实姓名,但不是陈馥。她原姓袁,名玉英,她的丈夫姓陈。旧中国的妇女,结婚后一般用丈夫的冠姓,袁玉英嫁人后就成了“陈袁氏”,一般人表示对她的尊敬,则呼其为“陈师母”。1925年五卅运动后,她投身于革命运动,成为所有革命者的母亲,因此被称为“众家姆妈”,她自己的名字倒反而再没有人称呼了。

1939年7月,她在上海出资租了一处房屋,作为共产党江苏省委机关,户口册上需要名字,出于地下工作的需要,无论真名袁玉英、还是随夫名陈袁氏,都不能够再用,众家姆妈临时取了个“陈馥’之名,“馥”与“福”同音,陈馥之名,就一直沿用至今。

说起来,陈馥并未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她的父亲也算是个有钱人,还是个举人,但他无意仕进,且追求财富,也算是个宁波帮里的人物吧。

陈举人在宁波开设当铺、钱庄、药店,有许多房屋、土地和现金,照他的外孙女陈修良的叙述,她的外祖父算得上是“一个有名的守财奴”。

这个守财奴除了爱财如命之外,还重男轻女,道德败坏,甚至逼迫他的妻子、也就是陈馥的母亲自杀身死。陈馥是他的三女儿,自然就非常痛恨这个不人道的专制的父亲。好在幼年时还能够追随在她的祖父身边,攻读诗书。但亦好景不长,17岁时,凭着媒妁之言,嫁给陈修良的父亲为继室,从此她就再也没有踏进自己的娘家。

众家姆妈断了自己的娘家路,却成了许多革命者的干娘,她常说:为富不仁,宁可贫贱,也不能去仰仗豪富的鼻息。

作为一个女人,陈馥实在称得上是红颜薄命,嫁了一个继弦的不第秀才,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之后不久,年纪轻轻的丈夫就去世了,从此更年轻的寡妇守寡一生,抚养遗孤,从一个封建家庭到另一个封建家庭,度过了她的青春。

青年寡妇陈袁氏从不讲究修饰,穿玄色衣裳,吃粗茶淡饭。家有薄产,还有房屋、商店、土地等,但主持家政的是则是婆婆的婆婆。她也是孤孀,加上公公也早已去世,因此,婆婆也是个寡妇。这三代孤孀守着几个儿女度日,本来还是可以温饱的,不曾想这个婆婆的婆婆竟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残忍而又变态的女人,因为她的孙媳妇陈馥生下一个男孩,她怕孩子长大了,要继承遗产,便买通接生婆,把孩子淹死在血盆中。后来她又变卖了许多不动产,家境渐渐衰落,她的孙子、也就是陈馥的丈夫为此受刺激太深,竟抛下孤儿寡妇,忧郁而死。

总算又熬了几年,曾祖母逝世,大家族分家,陈馥这一家全靠她的勤俭和祖上的薄产度日,家族中的土豪劣绅见孤寡可欺,便利用前母所生之子,私自串通,变卖家产,强占侵夺,以致涉讼。讼事不能迅速了结,弄得家无宁日,后来连家中的什物也被陆续抢走,最后连老屋也被他们私卖了。如此内忧外患之际,陈馥的父亲突然打上门来,要这个嫁出去就不曾见过面的女儿登报声明,脱离父女关系,因为他认为女人抛头露面,对簿公堂,是最不体面的,所以只好出此一策。陈馥二话不说,拿起笔来,立即在声明上签字,她说:“我们本来没有关系,一刀两断吧!”

陈馥识文断字,喜欢读书,陈修良童年时,母亲经常谈白莲教、红灯照和义和团农民运动的故事给她听,从不教她学刺绣、缝纫、编织,只要她学诗文,读书明理,还不知道多少次朗诵秋瑾殉难时的诗句:“秋雨秋风愁煞人”,使人感动神往。陈家是世代读书人,有许多藏书,陈馥喜欢看《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等小说,还读生理卫生书籍,这些科学书是从牧师、教师那里取来的。她很想学科学,可惜命途多舛,只好望洋兴叹。陈家早巳订有报纸,五四运动时,她受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很深,对时事很感兴趣,国内外大事在这个孤苦的家庭中,逐渐传播下革命思想。从五卅运动开始,她就投身了参加了运动。

1924年,宁波发生了反基督教运动,中共派张秋人到宁波建党,领导群众反帝运动。1925年3月,中共党在宁波开办了启明女子中学,这是宁波地委的所在地,也是宁波反帝反封廷斗争的大本营。启明女中开始设在醋务桥,学生四、五十人。五月间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启明女中首先响应,全校学生罢课,上街游行,进行反帝宣传,积极参加了宁波各界的五卅运动。陈家母亲和两个女儿,一家三口全都参加了运动。母亲成了同志。

五卅运动后,陈修良被女师与地方当局开除学籍,到外地求学。陈馥和陈修良的姐姐仍然留在宁波,师生们经常找已经入团的姐姐,陈家就成了党团的活动场所。一开始大家都跟着大女儿叫陈馥为“姆妈”,后来又不约而同地叫她为“众家姆妈”,意思是众人的母亲。所以,从1925年开始,陈馥就被人们称为“众家姆妈”了。

从1926年开始,陈馥在宁波的家,就成为中共地下党的地下工作站。是地下党开会、接头和印刷秘密文件的场所。她甚至把革命行动延展到了杭州,1927年,她在杭州荷花池头租了一所房子,作为中共浙江省委机关。这样杭州、宁波两地房屋,都由她出面租赁,未引起敌人注意。

陈馥可以说是共产主义运动在浙江的核心层工作人员,但她竟然没有入党。1927年北伐胜利时,有不少人是劝她入党的,她则认为不入党比入党更能为党工作,且更能安全为党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预见是正确的,在国民党大规模“清党”和屠杀共产党员时,因为陈馥没有暴露身份,得以继续为党工作。

1927年4月11日,国民党“清党”大屠杀的序幕拉开,杨眉山(市党部代表)王鲲(总工会代表)被国民党扣押,当夜,共产党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次日在小教场召开市民大会。正在万分紧急关头,众家姆妈左臂缠着白布,来到会场(培英女校)报告国民党反动派叛变消息。原来陈馥通过关系,探知司令部即将派人去搜捕全城的共产党员,并实行夜间宵禁,没有白布缠臂的一律扣押,她立即向党的机关送信,但在地委机关内找不到负责同志,急得她终夜不眠,到处寻找,当她找到培英女校时,已是深夜,大家正在开会。她带来白布条一束,说这是当局的暗号,有此可以通行无阻。这次事变,众家姆妈首先获得情报,宁波党组织得能紧急应付,迁移机关,隐蔽干部,没有遭到大损害。

为营救杨眉山、王鲲,陈馥奔走呼吁,佯称杨眉山是她的家庭教师,王鲲是表侄,她本着慈善心肠,要求探监,当局信以为真,只许送东西,不许保释。六月间,敌人决定杀害杨、王,而且用刀砍头,恢复了封建王朝最野蛮的屠杀人民的极刑。陈馥得讯,悲痛之极,在行刑之前,亲自送进一席丰盛的酒肴给两位同志告别。党组织写了八个大宇“坚如钢铁,重如泰山”的小纸条,陈馥用锡纸包好,放进一条鱼嘴内,悄悄地送进牢中。杨、王二烈士终于死于敌人屠刀之下,他们的遗体由陈馥出钱收殓,还以济难会的名义,给他们的家属送去了安抚费。

1928年,众家姆妈自己也被捕了,被抓进了杭州陆军监狱。她的被捕不是因为她的不谨慎,而是因为她那个前夫之子的诬告,罪名是她为共党五省妇女部长。因为她根本没有加入共产党,所以关进去后,就把架子做得很大,好象一位有钱人家的太太,经常有律师来探监,一些政治犯以为她是敌人派去的暗探,大家不敢接近她。她在牢内毫无畏惧,十分镇静,没过几天,就被律师保释出来了。此后她更大胆地为了共产党的事业奔走于沪杭甬,且始终未被发觉。

1932年,因为叛徒告密,她的女儿陈修良和女婿沙文汉差点落入敌手,俩人只得决定流亡海外,转移到东京。他们在国外的费用,由陈馥全部承担。

谁也不会想到,此时她手中意外有了一笔现款,竟然还是她父亲死时分得的一部分遗产。

她父亲本来早已登报宣布同他女儿脱离父女关系,可是在病危中,这个死要面子的前清举人却预先写好“生赠据”,分好了他的财产。原来这个封建富翁,一生积蓄钱财,目的是为了给儿子,他怕他女儿在他死后按法起诉,要求子女平等分配,所以在断气前,一定要亲自处理。留出十万元银元,四个女儿分享一份,每家得二万五千元。

陈馥对女儿说:“我并不想做资本家,但钱是有用的,能拿多少就拿多少,不能诉讼,速战速决为上策。万一出事,得不偿失。”就这样,她回到了她永远不想回去的娘家,见了她痛恨的父亲,同意“生赠据”所写的内容,并且签了字,汇了二万五千元现金到上海。她拿了这笔钱,继续作为革命的活动费,首先是用来作为女儿女婿的“逃难费”。

这个沙家女人是如何度过一生的呢?从1930年开始,陈馥就患了严重的青光眼疾,右眼在长期艰险生活中不知不觉早已完全失明,左眼轻一点,但也几乎失明。时常有可能被捕和牺牲,但她毫不畏惧,经常备有一个小包袱,内有日常用品和钱钞,万一发生紧急情况,她就带着一生追随她的保姆阿黄姐和外孙女沙尚之一同出走。

1949年5月,上海终于解放。陈馥的神经因为长期过份紧张,功能失调,血压也很高,猛一听解放军终于进入市区,如释重负,顿时全身神经麻木,足足有半年时间,患了神经性胃病,一吃就吐。她说:“一生的希望是中国人民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现在终于解放了,胜利了,我可以瞑目而死了。”

作为一位中国的女性,革命难道仅仅是抛头颅洒热血吗?那是要比牺牲生命更为艰忍的奉献。这些中国最卓越的女性,在感情上付出了怎么样的代价,又有多少后人知晓呢?

陈馥的命运和她女儿陈修良的命运交错相溶,不可分割。而陈修良的命运又和沙文汉的命运交错相融,不可分割。然而,我们很少提及与陈修良一母同胞、同辰共生的另一位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陈馥的另一个女儿、陈修良的双胞胎姐姐陈维真。

1907年,就在鉴湖女侠秋瑾就义不到一个月之际,陈馥生了一对双胞胎,陈维真是姐姐,陈修良是妹妹。双胞胎少女时代都参加了革命,1925年,陈维真在宁波上中学之际就加入了中共青年团。大革命失败之后,她随同母亲一起来到上海,帮助党组织和团中央机关搞地下交通与联络工作。

而陈修良革命道路的跑道却是从文化开始的。15岁时陈修良成为她同学家庭教师的学生,这位老师正是大名鼎鼎的沙孟海。接着,她就成为老师的四弟沙文威的崇拜者,因为那时的沙文威,已经是宁波学界的学生运动领袖,她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共青团,介绍人为中共党员徐玮。然后,又因沙家老四沙文威的关系认识了沙家老二沙文求,1926年她与沙文求结伴同到广州中山大学求学,在那里,她的革命之情开出了第一朵浪漫之花。她认识了当时的广东团省级机关杂志《少年先锋》的总编辑李求实(1903-1931李伟森),并与他建立了恋爱关系。1927年,在武汉,她由向警予介绍入党,并成为向警予的秘书。1927年冬受党组织派遣,20岁的陈修良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而李求实则被派往广州担任团中央南方局书记,这短暂而又甜蜜的爱情从此不再重现。两个月后,因反对左倾盲动主义而受到党内错误处分的李求实又回到了上海,在众家姆妈陈馥的帮助下,开始了翻译苏联文学,并负责主编党报与《上海报》。

就跟我们从书本与电影里看到的情况一模一样,革命常常会把不相识的男女青年凑到一块假扮夫妻,然后就成了真夫妻。李求实好象也是这样,为工作方便,1928年,经组织批准,他与秦怡君结婚。三年之后李求实牺牲,名字与左联五烈士的名单排列在一起,年仅28岁。